你骗走了我生命中的全部哀伤

青波是何时认识张丽的，就连他家里人都不得而知。反正当青波第一次将张丽领回家里时，已经28岁了。在一般人眼里，到这岁数的人都可称作大龄青年了，以致于熟人在路上碰到青波他母亲，说不上三句话就要关切地问：“你们家青波找着了吗？不小了，也该找了！”问问得老太太脸儿上很是挂不住。所以当青波这回终于领回个活的来，全家人甚至都没问清楚人家叫什么，便异口同声道：“就是她了！”而且还生怕煮熟了的鸭子再飞了似的，再三催促青波赶快把人娶过来，用郑州话说叫“把事儿办了”。可这个敦促却遭到了青波的一口回纸。理由很简单：没有办事儿的钱。青波原就职于一家街道小工厂，后来由于企业形势普遍不景气，小厂揭不开锅，全部工人放假回家，每月只发百分之六十生活费。而像青波这样的合同工每月基本工资才百十元钱。青波没读过多少书但该懂的理儿却都懂，他认为一个男人既然对女人说过了爱字儿，就等于向她承诺了让她一辈子过好日子，起码不能让她吃了上顿没下顿，否则他就不能算男人！现在他对张丽说过了这个字儿，他就要对自已所说的话负责任。因此他决定先挣钱，等挣足了钱再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办那事儿。

从此，人们开始看到青波没日没夜地为挣钱而忙碌。他先是在路边支了张司诺克台球案子，后来又到夜市上点着电石灯卖砂锅，再后来又跟人合伙开了家电子游戏室，……但凡是挣钱的事儿，再苦再累没有他不干的。虽然由于他天生就不是个生意人，到最后什么钱也没挣着。可人们从他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消瘦的面貌中，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叫青波的是个认真的人，他对所爱的人所说的是真话，是用心说而不是用嘴说说的。
但是就在这时出事儿了。
张丽很久以前就有动不动头晕的毛病，时常正好好儿干着什么事情，冷不防便晕地天旋地转。为此她去过好几家医院，医生的诊断大同小异：“可能是贫血。建议多吃动物肝脏。”由于在劳动人民这个阶层里贫血从严不被认为是病，故而她也一直对此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刀正跟人好好儿说着话，竟猝不及防的晕倒了，出现了医生们常说的休克。在青波的一再坚持下他们又一次去了医院。由于这次的医生是青波托关系找的熟人，听取了病陈述后，怀疑患的是脑瘤，建议做一次CT检查。这话是他背着张丽对青波说的。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青波再次来到了医院。他是来取CT检查结果的。由于这个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他这次来时没有带上张丽。这是个阴晦的日子。上次那医生一见到他，便将目光转向了窗外，“确诊了，脑瘤！”
手术那天夜里，青波在医院手术室外的走廊里呆了整整一夜。由于排队手术的人太多，张丽这台只得被安排在晚上。翌日清晨清洁工来这儿打扫卫生时，发现整条走廊里遍是烟头，由此可见这漫长一夜青波是怎样熬过来的。最终结论是在手术后不久出来的，医生一出手术室便被青波堵在了走廊上，这个医生主动敬给他烟，这一反常热情立刻引起了青波的警惕。他盯视着医生，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撑得住。”医生也盯视着他，半晌，道：“好吧。切片检查结果，肿瘤是恶性的。”见青波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又补充道，“目前，至少在我们国家，医院对这种病还没肯什么好办法。因此，她的结局已经可想而知。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同时对病人隐瞒她的真实病情，就说她是良性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好。”医生说这话的时候，张丽只有23岁。青波面无表情，问：“你说具体点儿。她到底还能活多久？”“这个我也说不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但决不会比两年再长的了。”

对这起意外事件震动最大的当属青波家里人。张丽的病情一确诊，立刻在这个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就在不久前还拼命催促青波赶快“把事儿办了”的人们，此刻突然齐刷刷转变了态度，反过来极力劝说他赶快“把事儿了了”，仿佛稍迟一会儿就会被人讹住了似的。这时的青波已经完全不是早先的模样儿了，目光呆滞，眼圈儿发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即使不明真相者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个刚刚遭受了某种沉重打击之人。对家人的劝说，他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医治张丽的病症，其他说什么都是废话！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已对她说过爱。也就是说这时他虽然嘴上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却已暗暗决定：他要竭尽全力挽救张丽的生命！他必须这么做！
张丽的整个治疗过程是这样的：发现脑瘤，其实也就是脑癌之后，先开颅，切除脑瘤，但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肿瘤不久又重新生长起来；于是再次开颅，切除脑瘤，但由于癌细胞再度扩散，肿瘤不久又重新生长起来，接着第三次开颅……貌似不断重复着同一种治疗手段，但仅从其叙述的拗口，便可见其中的曲折与复杂。而这需要付出极其昂贵的医疗费用。
张丽是来自豫西嵩县山区的打工妹，是由于贫困才出来谋生的。那个大山深处的家庭对于她此刻的困境而言，就跟没有差不多。任何费用都无处报销。而这时青波家里由于坚决反对他俩的关系，也一口回绝了青波的一切求助，自始至终不曾援助过他一分钱。青波，这个一贫如洗的人，只得独自承担起了治病救人的全部重担。
理论上说，青波正值壮年，没灾没病，完全可以凭力气正常而正当地挣钱，但是实际上却不行。道德是他根本找不到可以挣钱的工作，这年头有那么多下岗的技术工人还找不到活儿干，更别说他这种什么技术也没有的熟练工。其次是即使他找到了工作也不行了，因为张丽的病情已不容许他再一一当当按部就班地挣钱了。因此，他不得不用上种种非正常甚至不正当的方法——
青波开始信口开河地欺骗家里所有的人。
先是他姐姐家电视机坏了，请人修理了几次都没修好。他一看这台电视还有八成新，便谎称有个熟人正开着家电维修部，什么毛病都能修，没等姐姐同意就抱走了。他那熟人开着家电维修部是不假，可他把电视机抱去的目的不是修理，而是直接折旧卖给了那个人，然后开始旷日持久地唬弄姐姐说没修好。
接着是他哥哥的女儿小升初，考试差三分进不了重点中学。正当全家人为此事发愁时，他又谎称认识某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可以帮忙把孩子录取到那儿。只是人家学校有规定，差一分需交一千元的教育集资。花言巧语骗走了哥哥东拼西凑的三千元。结果到开学那天哥领着女儿去那所学校报到时，反而把学校领导弄得莫名其妙。
在家里混得彻底抬不起头后，青波开始想方设法到社会上找活儿干。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科就像一场噩梦。为了挣得仨核桃俩枣儿的钱，他殚精竭虑、处心积虑、痛苦焦虑，几乎干遍了所有正经人不愿干不屑干的事情，——到火车站卸过煤、在舞厅做过保安、帮人追讨过死透了的债务、替人在股市门口排过整夜的长队。这时的他已经一丁点儿自尊也不要了，再丢人也没有委屈感了。这年深冬，张丽住的病房里死了个人，是个从灵宝农村来郑州就医的老太太，患的也是脑癌，陪房的儿子不愿将老人在城市里草草火化，而想运回老家土葬。这在他们老家山区是政策允许的。但由于这时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街头巷尾已经开始响起零星的爆竹声，出租车都不愿沾这种晦气。加之这年腊月鹅毛大雪不断，即使有不信邪的司机也不敢冒险跑冰雪覆盖的盘山公路。这孝子干着急可就是雇不到车，愁得眉毛眼睛都抓到了一块儿。这时看到也在这里陪床的青波三天两头交不上住院费，便一把将他拉到了屋外，问他愿不愿将人背回去，事成之后定有重谢。哪知青波一听有重谢俩字儿竟立马连这种闻所未闻的事儿也答应了，背起个死人就奔了火车站。可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儿。青波是乘郑州至西安的慢车走的，为了省钱。可没曾想这时正值春运高峰，在外务工的人们全都紧赶慢赶着回家过年，火车里挤得密不透风，连车厢连接处都站满了人。终于有人发现这小伙子身上背着的不像个活人，尽管青波已事先为老太太蒙严了围勃和口罩。乘警认为青波有杀人嫌疑，不由分说将他铐进了厕所里，一直拉到终点站，转交给了西安铁路公共安全专家分局。就这样青波不仅一分钱没挣到，还被关了八天拘留。要不是人家西安pol.ice负责任，就在大家都忙着分年货的日子里，按照青波的口供跑到远在河南灵宝的深山里，证实了被背着的这个老人确实是在医院里死的，青波非得在千里之外的号里过年不可。
青波是一路扒火车回的郑州，因为他在号里被当地犯人扒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放出来时他是浑身上下除了衣裳什么也没有。青波扒乘的是一烈运煤火车，这列火车走走停停，整整在路上磨蹭了好几天。好几天里北风一直持续不停地吹，大雪一直连续不断地下。整个行程，青波都是紧抱着肩膀蜷缩在煤堆里。这天夜里，火车途经古城洛阳时，几乎被冻僵了的青波突然被一阵阵隆隆鞭炮声惊醒。他艰难地从煤堆里爬起来，只见远处城市万家灯火，到处都是鞭炮爆炸的隐隐红光。青波恍惚了好半天，这才忆起此是何时——除夕之夜零点整，千家万户团团圆圆守候着幸福和欢乐的时候。
青波和张丽是一九九八年元月领取的结婚证。由于频繁的开颅和化疗，这时的张丽已被摧残得了无人形，全部的头发都掉光了，不认识的人都不会把她当女的。因此她是戴着医院白帽子去的婚姻登记处。处里的办事员光顾着向他们推销各种版本的《新婚必读》书籍、录音和录像带，竟忘了眼前这人罹患不宜结婚的病症。就这样张丽成了青波的妻子。这天阳光明媚，是个冬日里难得的好日子，青波愿打算在这一天里把所有的沉重都暂放到一边，什么心也不操，什么事儿也不干了，就领着张丽到街上好好儿玩一玩。不料就在亿们后脚刚迈出登记处大门时，张丽的病情严重恶化了，眼前的景物突然乱成一片，不管看什么都是重影。用医生的话说，肿瘤越来越大，开始压迫她的视神经，造成了复视。张丽使劲儿揉着眼睛。当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先是愕然张大了嘴巴，接着“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捶打着青波的胸脯，“我怎么了？嗯？我怎么了？你说，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就这样，青波在他新婚的这一天，又一次将张丽送进了医院。
青波只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人。在普通人眼里，一个人结没结过婚不在于他是否领取了结婚证，而在于他是否举行了世俗的婚礼。因此与张丽举行婚礼，很久很久以来一直是青波心底的最大愿望。尽管在此之前，张丽就已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弥留之态，青波却故意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固执地相信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终有一天她的病会突然地好起来，会活蹦乱跳地好起来，那时的幸福……青波将婚礼的日子定在了1998年6月8日，这个日子是他在黄历中精挑细选的。有心人如果把日历翻回这一天，就会发现这是个人们常说的黄道吉日——不管阴历还是阳历，年、月、日都是偶数。由此可见直到这时，这个叫青波的人仍然不肯放弃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

青波为婚礼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找好了饭店、订好了酒席、通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剩下的事情就是静静等待6月8日这一天的到来了。但是就在6月7日这一天，张丽的病情彻底恶化了，先是头部疼痛欲裂，接着七窍大量出血，最后完全失去了知觉。事情发生在郑州著名的亚细亚商厦里，青波专门把人从医院里接出来，就是带她来这儿选购结婚礼服的。在商厦职工的帮助下青助火速将昏迷不醒的人送到医院。医生一见此情形，立刻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二话没说便将人推进了急急室。抢救进行了一天一夜，这次青波有钱，收到青波结婚请柬的人好多都提送了份子钱。青波就捧着这些花花绿绿的钱对医生们道：“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活她！我给你们钱！无论多少钱，我都给你们！”但是这次医生们没能将人挽救过来，将近天亮时，饱受病痛折磨的张丽离开了人世。
医生要将张丽推向太平间时，遭到了青波的阻拦。青波怀里紧紧抱着一堆新衣服。这都是他们昨天在商厦里买的，准备让张丽窗着出现在婚礼上的衣服。青波不顾医生们的再三阻拦，非要将这些衣服给张丽穿上不可，因为这天是他和张丽结婚的日子。
这天还没到中午，被邀请的人们就早早聚拢在了预订的饭店门口。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家饭店既没有贴喜字，也没有挂灯笼，丝毫不像要有人在这儿大办喜事的样子。一问饭店老板，得到的答复是确曾有人要在这儿举办婚礼，但就在昨天那个人又改主意了，临时退掉了所有酒席，具体出于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这些人都是给青波送过份子钱的，一听这话立时大哗，许匀人甚至把难听话都骂了出来。正在这时，青波来了。大家一看他是一个人来的，而且满脸都是沉痛的表情，立刻意识到有什么噩事发生了，不由得安静下来，想听听他有什么话说。青波只说了一句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哆哆嗦嗦翻给众人看，人们只见那小本子上密密麻麻，都是他们本人的姓名和所送的钱数。青波一边翻，一边对他们道：“我会还给你们的！一分不少全会还给你们的！”说完竟一屁股坐在饭店门口，当着当那么多人的面抱头恸哭起来。
青波一直对张丽隐瞒着她的真实病情。一是怕她知道真相后情绪波动，致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二来怕她写信回老家，令老家亲人们不放心。他原以为张丽一直被自已蒙在鼓里，但直到她死后才明白，事实上她早就知道。就在张丽住院期间，青波家里人专门找过她，把实情一五一十部告了她，劝她主动与青波断绝关系。在整理张丽遗物时，青波发现了一封遗书。张丽是高中毕业后，高考失败才出来打工的。她在这封遗书中十分动情地写道：“青波，我知道你一直在欺骗我。我的命运里注定了完全是冰雪、泥泞和黑暗，你却一直在骗我说那里充满了鲜花、金子和阳光！谢谢你青波！你骗走了我生命中全部的哀愁、凄苦和悲伤，只给我留下了欢乐、幸福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