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湾内战老兵回山东故里 受托带57坛骨灰(组图)

台湾内战老兵回山东故里 受托带57坛骨灰(组图)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3日07:37

1948年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合影。

南华第二小学流星排球队合影，前排右一为高秉涵。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挨饿。偶尔军队停下来吃饭，也给他一份。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上一拨慌张逃走的人们的剩饭。一群山猫大小的老鼠和他抢食，他便一只手挥舞着木棒让它们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饭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捡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现在再提起那条充满苦难的路，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并重重地叹一口气，“逃难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副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他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是从国民党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难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迈的母亲找回了女儿们，却失去了儿子的音讯，等待耗尽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世于吉林辽源，她的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两个女儿，分别安家在广州和沈阳。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责任编辑：曾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