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人20余年送54位老兵骨灰回大陆(组图)

1991年，高秉涵首次返乡。

2008年，高秉涵在山东菏泽父母坟前。

2008年作者高慧敏和高秉涵在菏泽高庄合影。

1948年的高秉涵。

　　台湾老人高秉涵20多年送54位老兵骨灰回大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活着不能回去，死了也要魂归故里”

　　口述 高秉涵

　　撰文 张慧敏(军旅作家)

　　在台湾老人高秉涵的家中，常常看到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陌生人的骨灰。他曾指着其中一个给笔者看：“这位朋友很重感情，来台湾后再也没有结婚，总说老伴还在家里(大陆)等着他，就这样一直盼着回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在同年12月1日正式实施。从那时起，高秉涵每年数次前往大陆，先后把54位台湾老兵的骨灰送回了故乡。他们并不是高秉涵的亲友，但老人说：“‘回家’，曾经是我的一个心病，我想他们也是，我们都有着同样剪不断的乡愁。”

　　近日，在故乡菏泽，老人用颤抖的语调，向笔者讲述了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漫漫回乡路。

　　对母亲的最后记忆

　　1936年正月，我出生在山东菏泽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父亲是个穷学生，他和我的母亲都是师范毕业，结婚后一直在菏泽的乡下教书。

　　1947年，父亲死于非命，母亲下决心送我去南京读书。我清楚地记得，我离开老家菏泽是1948年中秋节前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平日对我十分疼爱，离乡的前一晚，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12岁的我不谙世事，高兴得欢蹦乱跳，而母亲却一口也没有吃，偷偷地抹眼泪。这个情景，成为我日后思念母亲最清晰的记忆。

　　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和全家人一起把我送上了开往南京的车。印象中，我好像在车上忙着吃东西，而没有顾上抬头看母亲一眼，这让我后悔了大半生。我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我和母亲的永别。等我再次回到故乡，已是物是人非。

　　很多年后，我才听亲人说，自从我离家，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给生死不明的我摆上一副碗筷。每到这时，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母亲并不知道，我到了南京以后，国军已溃不成军，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再管我们这些求学的学生。我历时一年多，一路跟着国军逃到了厦门。1949年10月16日，我挤上了国军从台湾派来的最后两艘登陆艇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从此，“回家”就成了我的一个心病。

　　在死亡线上挣扎

　　初到台湾，我流落街头。没有吃的，就在火车站附近捡食垃圾；困了，就跑进台北火车站的候车室睡长木椅。逃亡路上，我的腿曾被烫伤，到台北后就腐烂生蛆。贫病交加的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天，正当我躺在长椅上睡觉时，一个老伯伯走过来往我的饭盒里倒了一勺饭。老伯伯姓孔，是火车站的清洁员。后来在孔伯伯的关照下，我当上了火车站的小贩。但没多久，我的双腿就烂到无法行走，孔伯伯带我到火车站医院看病，医生说要是再来晚些双腿就保不住了。

　　躺在手术台上，我开始想家，想母亲，泪水一串串从脸上流下来。

　　1951年4月，当了一年多小贩后，有一次在候车室，我偶然遇到了在菏泽读小学时的校长李学光。李老师劝我去读书，说我家是书香门第，不能就此荒废了。

　　我说我想家、想娘，反正快“反攻大陆”了，等回老家后再读。李老师却说：“傻孩子，那都是政治口号，我们这辈子能不能回去还不好说……”他的话，年少的我还似懂非懂，没有放在心上。

　　在李老师丈夫的帮助下，我考取了建国中学的夜间初中部，开始半工半读。夜间部的主任刘泽民是我的菏泽同乡长辈，他经常约我去他家吃一些家乡饭菜。每每说起家乡，都是一副神往的样子。3年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取建国中学夜间部的高中。高中毕业后，为了省去学费，我报考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

　　1962年夏，从法律系毕业的我，主动要求去金门前线的小金门当了一名军事法庭的法官。当时，金门属于艰苦的前线战区，是很多同学尽可能回避的地方。我之所以积极报名去那里，是因为那儿离大陆最近，每每看着远处模糊的家乡，心里就会觉得有些盼头，有点依靠。

　　分发家乡的泥土

　　在小金门，我平生受理的第一个案子，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当事人是个叫郑凤生的士兵，他的罪名是“投敌”。

　　郑凤生的老家在厦门，他是因为想回家探望母亲而犯罪。小金门与厦门一水之隔，天气晴朗时能看到对岸的房屋。郑凤生是家里的独子，父亲早已去世，他被抓壮丁来到台湾。一天夜里，思乡心切的他坐着一个汽车轮胎趁着夜色向厦门游去。谁知海水是旋转的，游了一夜，竟然又游回了金门。

　　台湾国防部知道此事后，要判郑凤生死刑，我的审讯只是走个形式。在军事法庭的碉堡里，我开始了和郑凤生的交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做起码有一半见到母亲的希望，不做，就一点希望也没有。”

　　“投敌罪会判死刑的，你现在不后悔？”

　　“不后悔。”

　　“难道你不怕死？”

　　“不怕！”

　　“为什么？”

　　郑凤生直视着我，“见不到母亲，不能尽孝，生不如死！”……

　　一周后，郑凤生被执行死刑。他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了。而他的一切罪过竟然是因为要回家看望母亲。探母怎么会有罪？我扪心自问，痛心不已。

　　后来，我离开军界做了一名律师。由于懂法律，又比大部分同乡年轻几岁，菏泽同乡就选举我当了同乡会的会长。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同乡会经常搞活动。每次聚会，大家都要说家乡话。听着浓浓的乡音，犹如回到了朝思夜想的故乡。

　　在我的记忆中，为同乡分发泥土的那次聚会印象最为深刻。一次，一位由台湾移居阿根廷的山东菏泽同乡回大陆探亲，在回阿根廷途中绕道台湾看望我们。这位同乡给大家讲了乡情之后，拿出从菏泽带来的家乡特产：每家5个红枣、一个烧饼、一袋胡辣汤、一个耿饼(柿饼，菏泽特产)。最后由我负责给大家分发由菏泽带来的泥土。我拿着一个小汤勺，小心翼翼地给大家分发——总共3公斤泥土，每家一汤勺。分得泥土的同乡都小心地用纸包裹起来，揣进怀中。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拿到泥土后，没来得及包好，刚出门就被一阵风给刮跑了。老先生一下跪在地上，失声痛哭。我征得同乡同意，又匀给老先生一勺泥土。

　　回家后，我把自己分得的泥土，一半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地下室的保险柜，另一半用茶水冲了，一点点喝了下去……对于远离家乡的人来说，乡土是最珍贵的东西，旁人无法理解。它代表着真正的故乡和家园，是根，是源，是永远无法割舍的情！

　　母亲没能收到我的信

　　那些日子里，我曾经给老家的母亲写过无数封信，但却始终没有机会寄出。

　　1979年夏，我被邀请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第九届世界法学会议。这是我自1948年来台湾后的第一次出境。我有了一个秘密打算，想借此机会，给大陆的母亲写一封信，让大陆的代表转交到母亲手中。

　　我连夜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几十年的乡思，凝成一封简短的信函，我心绪难平。我在信中最后写道：“在这漫长且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努力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然而出发之前，台湾当局就要求我遵守与大陆代表“不接触、不招呼、不交往、不交谈、不合作、不合照”的六不原则。我是代表团的组长，面对这一规定十分为难。会上，情形更为尴尬。西班牙政府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什么活动都是将海峡两岸的代表们安排在一起，看着同胞近在眼前却不敢上前招呼，我百感交集。会议期间，我几次想把写好的信悄悄地交给大陆代表，但犹豫再三，却一直不敢贸然行事。

　　最终，我只能带着那封没有送出去的信，满腹遗憾地离开西班牙。

　　后来，那封信是在会议结束后，我途径英国寄出的。为了安全起见，信寄给了一位当时在美国工作的同学，那位同学又从美国把信转寄到大陆菏泽的老家。令我心痛的是，收信的人并不是我母亲，而是一位堂弟。一年前，我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去世，老人直到咽气还在惦记着我这个下落不明的儿子，久久不肯闭上眼睛……

　　1987年，台湾当局终于打开了台胞回乡探亲的禁令。1991年5月1日，离开家乡整整43年的我，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临行前一夜，我几乎一夜没合眼。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现在的家乡会是什么模样。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清晨5点钟，我去了机场。飞机不能直航，要途经香港转机。在香港机场等待的几个小时里，我急得直跺脚。

　　几经周转，几许期待，当天傍晚我终于乘车回到菏泽。踏上故土，推开门，我抱头蹲在地上泪水直流。

　　第二天，在弟弟的陪同下，我探访了故里高庄，心里竟有一种胆怯，真正体会到了那句“近乡情更怯”的含义。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我一步步向村子里走去……

　　带同乡的骨灰回家

　　在旅台的同乡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单身老人。两岸开放后，一些同乡选择了回大陆安度晚年。但还有很多同乡由于各种原因，留居台湾。这些单身同乡都到了风烛残年，灵魂深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活着不能回去，死了也要魂归故里。

　　身为同乡会会长和律师的我，自然就成了这些同乡委托身后事的合适人选。

　　第一个委托我把骨灰带回来的是王先生。1989年的一天，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就匆匆赶到医院，王先生已经处于昏迷之中，他是为了等我才坚持着没咽气。

　　见到我后，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要回家，请把我的骨灰带回老家去。”我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话音刚落，他就闭上了眼睛。

　　后来，我不断接到这样的请求，每次，我都会悉心操办。在台湾领取死者骨灰需要办理烦琐的手续，每次回大陆之前，我都要提前几天去殡仪馆办理手续。骨灰罐提出来没有地方放置，就先放在自己家里。一开始家人对我的做法不理解，觉得这样太不吉利。骨灰罐是没有生命的，但我却能感觉到那一个个活着的灵魂。我诚心诚意把同乡送回家，无论同乡是化作鬼还是变成神，在天之灵都会保佑我。

　　时间长了，家人适应了我的这一做法，也更理解我的一番苦心。

　　一次，我受托去花莲领取一位同乡的骨灰，恰遇台风袭来，山洪爆发，把我困在了山上。大雨狂泻、山风呼啸，我抱着同乡的骨灰罐在墓地里蹲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架直升机到山上救我，飞行员一看到我怀里的骨灰罐就问是不是我父母的骨灰？当我说是大陆同乡的骨灰时，飞行员惊讶得难以置信。

　　我身高1.75米，体重只有44公斤，而这些骨灰罐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我每次回大陆最多只能带4个。

　　带骨灰罐回乡，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误会。有一次，我被海关安检人员怀疑为毒贩，骨灰罐被检查了又检查。但当他们知道真实情况后，都十分感动。

　　这些年，已故同乡的骨灰罐就成了我家中的“常客”。我知道，每一个骨灰罐都凝聚着一个凋谢在异乡的生命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我更清楚，家是我们永远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