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研讨会

张康之：关注“中心—边缘”结构，发展“积极的政治学”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学的主题是清楚的，新旧思想的冲突是激烈的，不同的思想界限是分明的。然而，这些问题在今天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从而需要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去开展政治学研究。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如何寻找和发现新的政治学研究主题的问题。研究主题的发现需要从现实出发，需要抓住那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并努力去加以解决，这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不能到既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研究主题，特别是尽可能不到既有的思想框架中去做重复性的研究工作。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不是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资源，而是榜样。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学者那种不懈努力的探索精神，而不是把他们的研究结论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不会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才能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积极的”科学。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条件下，我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已经成为政治发展必须加以改变的时代课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正是这个结构，决定了中心地带的危机会自动的向边缘转移，而边缘地带的财富会向中心汇聚。就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其实就是美国人买房还不起债了，全世界就要为其还债。同样，在一国内部，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也存在着危机转移和财富转移的问题。比如，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会汇聚起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却把贫困等问题留给这个国家的边缘地区。在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的问题呢？为什么强势利益集团总能影响决策？一个组织为什么会出现人员不断“跳糟”的问题呢？都是由于中心—边缘结构造成的。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但是，需要首先由政治学来加以解决。
然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尚未关注到这一问题，或者说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方案。因此，我们才在现实中看到那么多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输出，才看到那么多出于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行动。比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南海、东海进行军演？为什么中国刚刚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引发了那么多要求遏制中国的声音？本来，中国的发展对整个世界都有益，而且承担了从美国转嫁过来的那么多危机，美国不是感谢中国却反过来遏制中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在从边缘向中心“跃迁”，意味着原先那个中心—边缘结构受到了挑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国家内部。比如，一些改革措施实行起来无比艰难，会受到那些原先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的百般阻挠，其原因就是由于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被改革措施所触动。
一位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说“世界是平的”。这在当前是一个理想，然而，却是我们政治学研究需要去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政治学研究能够找到一条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途径，那么当前大多数的国际和国内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从现实的发展来看，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问题作为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是能够得到许多正在成长中的因素支持的。在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中，一些边缘要素正在迅速成长（如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的社会自治力量）。在全球格局中，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也正在被不断成长的新的热点所灼蚀。所以，研究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问题，寻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路径，不仅对于解决中国政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有益的，而且对于解决如何重建国际关系格局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国政治学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曹沛霖：比较研究是解读“中国模式”的钥匙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对于这个并非偶然的快速发展的现实是否构成一个“中国模式”，无论学界还是政界，不仅存在相反的看法，而且可能还一时说不清楚，还需要我们继续实践和认真研究。
无论是有的学者概括出的世界六大模式，还是西方模式、苏联模式、亚洲模式，决定这些不同模式的关键可归结为两组矛盾、四个因素。这两组矛盾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处理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处理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因此，国家、社会、政府、市场是决定模式形成的四大因素。我们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发展了市场经济，同时还对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
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取决于这两个关系的调整，这两个关系能调整到最理想的状态，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中国模式就会成功。现在还很难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我们的权力结构形式还有待完善。我个人认为，要完善权力结构形式，必须做到党治、民治、法治“三治”结合，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桑玉成：探寻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
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取向，在政治发展的问题上也有存在。这涉及人们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认识。但不管如何，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主要表达如下三个观点。
第一，当前我国社会的价值失落、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危机和信任危机，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揭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并且在一些重大事项中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威力。然而，近年来我们似乎不再提依然存在的那些弊端，甚至还认为这正是我们成功的缘由。这种倾向正表明了我们的价值失落。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把经济的增长等同于政治的有效性和体制的优越性，忽略了政治生活自身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秩序。二是要充分注意到我们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这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三是经验表明，我们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积极认同，很多无法被解决的事情往往被一些人无奈地冠之以“中国特色”。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政治学研究有必要注重价值回归，有必要审视政治发展的价值问题。
第二，确立良好的价值取向，获得广泛的价值认同，是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政治价值观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思考的话，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解决。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表明，政治不是一种手段性的东西，良好的政治生活是人类良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注意到政治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价值目标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基础。从思想史来看，没有一个思想家把政府的目的仅仅看做创造财富。提升物质生活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应该是塑造良好的公民、良好的社会，为人类的美好社会生活创造良好的制度和秩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应该为人类道德秩序的升华发挥积极的作用，法律等政治统治的手段不能违背人类的道德秩序。换言之，道德秩序的实现是国家的基本功能。
第三，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为人类发展负起责任。我们已经在应对金融危机、举办世博会等重大问题上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我们在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方面也有义务和责任。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应该比任何社会具有更为普遍的、崇高的政治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讲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是最高的政治价值。但是，这样的政治价值需要实实在在的进程和踏踏实实的步骤。
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如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政治价值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有的价值观、政治架构、政治经验？全人类是否存在共同的政治价值？如何认识和处理当前政治利益和根本政治价值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如何将一种政治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为？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经济不断增长的进程中，我们的政治领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问题，政治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现在看来，对于我们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用等待的办法来解决肯定是不恰当的；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必须牢固确立其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并基于这样的目标，进行深刻的体制转化。如何在有效治理的同时，探寻并遵循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作出贡献，应引起政治学者的高度重视。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