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反腐路如何畅通？

新华网专访方舟子：中国学术反腐路如何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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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0月8日电（杨眉）“肖传国的行为不是学术腐败，也不是学术不端，而是犯罪，从某种角度看，他也是当前学术界缺少规范这种不正 常状态的受害者”，对于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方舟子被袭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葛剑雄教授如是评价。当抄论文变成抄家伙，学术圈变成角斗场，人们不禁 要问：学术这块“净土”到底怎么了？
民间打假，一百个方舟子都不解决问题
“我只是一个揭盖者，希望把真相公之于众，但造假者最终能不能得到处理不是我能决定的”。9月26日下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某个小区，坐在记者对面的方舟子，道出了民间打假者的孤独与无奈。
这个从事学术打假整十年的打假斗士，这一刻的神情有几分落寞，与窗外明媚的秋阳似乎有些不协调。他盯着眼前的茶几，沉默了片刻，“我不指望能有什么结果，得罪的人倒是越来越多”。
方舟子记得，他曾经向某个官方的科学基金委员会举报，有人违规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结果却音信全无。当得知被举报人顺利拿到基金后， 方舟子向委员会提出质询时，一个委员回应说不需要对举报人回复，“按相关条例，机构应该对举报人答复处理结果，可结果呢？没人理我”。
事实上，即使造假者被公开揭露，也只是在赚足公众眼球后就旋风般地销声匿迹，处理结果无人知晓。方舟子对此深感无奈。
为什么民间打假揭盖容易处理难？方舟子认为如果社会监督惩戒机制跟不上，舆论监督将是苍白无力的。
欣慰的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方舟子”们，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与传媒的合作，向他们提供线索，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调查”，方舟子说。
对于这个问题，葛剑雄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整顿学术不端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和学校等权威部门，“一百个方舟子都不解决问题”。
象牙塔的没落，大学不能独善其身
“今天的大学和研究所已经不是象牙塔和世外桃源”，葛剑雄认为，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学术不端，单方面地提高学术道德水准是不现实的，“从根本上讲，学术造假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在学术界的反映”。
可以没有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但不可以没有独立的学术精神。然而在现今的大学校园，学术造假之风已经刮向年轻的学子们。新闻专业的李盛进入大 四后就一直忙着在外实习、找工作，“哪有时间呆在学校写论文，花了500块钱找个师弟代劳，院里关注的是就业率，不会在论文上卡我们”。他的同学杨凯两天 时间就拼凑了一篇论文，“天下文章一大抄，在表述上换个方式编编，结构上再调整下，基本问题不大”。毕业生张颖对论文造假现象都见怪不怪了，“花几千块钱 买版面发论文的同学都有，奖学金、保研都需要这个，只要能顺利办下来，这钱花的也挺值”。这些“炮制”出的论文经过形式主义的评审后，都成了垃圾，再没有 人会想起。
对于这种现象，身处大学校园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早有耳闻。他认为，有些造假是被逼出来的，“现在高校都要求硕士、 博士发表论文，当前的专业刊物显然是不能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其中就有学生通过刊物开具的虚假的用稿通知来蒙混过关的，而学校在对论文的追踪审查上目前做的 还很不够。”
葛剑雄认为，学术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刺激了学术造假的猖獗，“现在教师评职称需要发论文，硕士、博士也要发论文，权威专业期刊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需求，造假现象因而出现。”
深入解剖学术造假这一“病体”，方舟子指出，监督处罚机制的缺位使得我国学术造假的成本低、风险小、获利大，于是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葛剑雄则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体制上的官本位。他曾质疑过因受贿问题被判死缓的某银行副行长的博士学历，其在任职期间，仅用两年时 间就获得了某著名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他原来的专业是历史学。葛剑雄认为，用权力换来的学位，很少不含水分。但即使疑云重重，却谁也无法弄清真相。“目 前每年新增的五万名博士中，这样的‘博士’究竟占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
去除官本位，让学术权力回归
学术腐败“沉疴”有什么“良药”可治？
方舟子认为，从短期看要加强学术监督，通过严肃处理对学术造假形成威慑，“美国卫生部下面有一个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处理十起左右的学术造 假案件，不仅公开调查结果，还会对当事人进行处理，限制其在若干年内申请科研经费，学校也会采取开除等相应措施。当事人不仅在学界的名誉扫地，严重的还会 受到刑事诉讼。
从长期看，要加强制度建设，改变官本位，让学术权力回归科研人员手中。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监管政策，学风建设委员会等机构也建设起来，但学界、公众对官方机构发挥的作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
同样是近期引起学界关注的“汪晖事件”，7月7日，数十名国内外学者发布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就清华大学 教授汪晖涉嫌剽窃问题展开调查。事件发生3个多月，汪晖和相关单位都表现出惊人的沉默，没有围绕是否剽窃、调查、处理这样的顺序进行下去。
对于这一连串学术造假事件所暴露出的学术评估乏力问题，葛剑雄呼吁：“我们需要独立学术机构的独立调查”。蔡继明建议，目前学术监管可以通过引入民间第三方的独立审查机构来保证监管的公开、透明、公平。
方舟子指出，现在的高校官员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官员，一种是学者官员，前者不了解专业领域，后者因忙于处理行政事务无法潜心科研。此外， 科研经费的划拨、研究基地的建设都需上级部门审批，“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架构有可能让大学成为附庸，从而难保学术、教学上的独立性、纯粹性”，蔡继明说。
纠正学术不端，还需加强教育
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在干细胞造假丑闻被揭露后，不仅被取消了“最高科学家”的称号，首尔大学也解除了其教授职务。相比之下，国内对学术造假者的惩处却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
葛剑雄主张对学术造假者区别对待，“知错就改的可以不予追究，自觉将错误信息剔除掉、把有水分的数据挤干，不要让他们背上思想包袱，但对屡教不改的则绝不手软”。
方舟子则建议在高校开设学术道德课程，教育学生了解什么样的论文才是规范的学术论文，“除了蓄意造假的外，不少学生造假是因为缺乏对论文的规范教育”。
“学术打假我们缺的并不是方法”，葛剑雄希望学术造假能引起全社会的警惕，例如个别家长通过不正当手段“走后门”势必对子女的弄虚作假产生影响，“脱离社会来看学术反腐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各领域反腐力度的加大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注：文中李盛、杨凯、张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