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苦禅：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吴苦禅
长期以来，我们读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个印象：2000多年来，每次发生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甚至饿殍遍地，哀鸿遍野。这就使我们陷入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以为革命的发生，历来是因为老百姓没饭吃，某些当政者则以为，只要解决了民生问题，使老百姓过得上温饱生活，就可以避免他们造反或革命，保持社会稳定。
这种观点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如果老百姓只有在没饭吃，受冻挨饿的情况下才会造反，那近几年就不会发生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等等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骚乱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入这些暴力事件显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再说，老百姓在没饭吃的情况下，倒是未必就会揭竿而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祸，全国饿死三千六百多万人，也未见老百姓造反，过来人都知道，那时的社会反而比现在稳定得多，起码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三天两头发生群体性事件。当然，谁都不会羡慕那个饿死人的时代。
在中国2000多年的农耕社会中，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或许确实是由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引起的。但自从社会步入市场经济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革命或动荡的发生，往往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反而是因为经济长期迅速发展造成的，往往是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孕育了革命形势，然后在经济滑坡时突然爆发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大革命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间，法国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从英国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生产技术，无论农业、工业、国内外贸易都迅速发展，以致到路易十六时期，进入“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托克维尔语）但是，1788年，一场经济危机不期而至，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葡萄歉收，物价狂涨，工人罢工和农民骚乱此起彼伏。不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和律师、作家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不满于经济境遇的底层民众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反政府力量。当时，一方面宫廷和贵族挥霍无度，另一方面政府大力举办公共事业，实施公共工程，大量发放救济金和奖励，财政开支每天都在增加，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增长，这就使得路易十六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之中。在各方强大压力下，这位心地不坏、性格懦弱、有一定改革意愿而又怕得罪特权阶层的“好人”（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语），最后被迫同意于翌年5月召开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从而无可避免地催化了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
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大量史实告诉我们：革命不是发生在人民极端贫困，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而是在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发展以后，爆发于专制统治不断放松的时期，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年中俄两国的近代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林牧先生生前所作的研究，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前，慈禧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经过斯托雷平改革的十年中间（1907——1917），俄国经济也奇迹般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农业，有“欧洲粮仓”之称，但1917年还是爆发了推翻沙皇统治、埋葬农奴制的二月革命。总之，革命爆发前的这段时间，无论中国还是俄国，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而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存空间的扩大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者在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放松，在政治统治上也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法国大革命过去六十多年以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问道：“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他发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目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现象，亨廷顿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目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虽然，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普遍政治稳定，而贫穷落后的国家则免不了暴力和动荡，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往往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这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各方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改变、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和信息的流通，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原有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极易导致社会失序，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及时跟上去，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和出现政治动荡。须知，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代性是一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状态，而现代化则是达到这个状态的过程。“现代性孕育着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这就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得出的结论。
总之，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到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乃至《第三波》，都贯穿着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不是政治稳定，而是政治动荡的风险！遗憾的是，那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总以为只要产值继续增长，就能维持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为此，他们不怕效率的损失，用政府代替企业，恣意挥霍财政资金，大搞重复无效的公共工程，一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年年以“保八”来企求稳定，这无异于在暴雨连绵的汛期，用不断加高堤坝的方法来防止山洪决堤！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英国经历了183年，美国经历了89年，欧洲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大约70多年的时间，而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所经历的时间，如果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不过三十多年。在这短短三十多年中，我们实行的是经济上单腿突进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跟进，现行政治体制无法解决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新问题，我们的政治文化又极具封建专制传统，最难适应这个“变化社会”，某些喜欢自诩为“太平盛世”的当政者大概不会相信，我国在未来这十年中其实是最容易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内乱的！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以后，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接下去，确定无疑的历史任务就是政治现代化，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保持政治稳定，避免和防止政治动荡？根据亨廷顿的思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维护政治稳定与推进政治民主进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质而言之，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只能循序渐进。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问题，并非民主化速度的快慢问题，而是政治民主化的程序根本没有启动，或者说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启动——是他们绑架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维护政治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维护稳定绝不是封锁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更不是搞政治迫害，而是要在现行宪法框架下通过政治疏导来实现适度的政治控制。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某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却似乎只是经济动物，他们以为只要不断地给各阶层以物质利益上的刺激，不断变着法子给国家公职人员加工资，同时给那些弱势群体也一丁点好处，像狙公对待猴子一样搞朝三暮四，就可以平息人民的不满，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来不曾想到人除了吃喝拉撒的需要，还有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尊严等等的精神追求。人固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在无自由的秩序下断无稳定可言。而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金钱去替代的。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他们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尊严的渴望已经变得不可遏止，如果对这种精神上的欲望不给予一定程度的满足，经济增长率愈高，社会革命的概率就愈大，我们离大规模暴力和政治动荡就愈近！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有人说，一个世纪的真正开始，往往并不是头十年，而是第二个十年。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当此政治体制无可避免地面临转型之际，我们要对天发问：未来十年，我们面临的历史宿命，究竟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2010年2月1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