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住房保障问题：社会政策的视角

唐   钧
2010年01月27日09:43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国住房保障问题：社会政策的视角--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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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住房问题上，社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政策（房地产政策）的划分很重要。房地产属于经济政策的对象范畴，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则要靠住房的社会政策，亦即住房保障政策。政府应该管的是“住房”，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而房地产的发展则是市场的事，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只在于宏观调控。
[关键词]　住房保障；　 房地产；　 社会政策；　 经济政策
[作者简介]　唐　钧（1948-），男，上海人，香港理工大学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
近年来，住房问题始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其张力已经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心理极度扭曲。从社会主流意识看，在经济上，房地产被视为拉动GDP上升的主要动力；在政治上，房地产成为最可夸耀的政绩之一。一些地方政府，将自己紧紧地绑在房地产这辆疾驶的马车上，“卖地求荣”，完全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教训于不顾，“强拆”导致的一幕幕悲惨的活剧四处上演。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应看，住房问题积聚的民怨已经迸出火星。公民在社会领域中两项最基本的权利——居住权和资产拥有权被剥夺。要想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唯一的选择就是“市场”（当前的经适房未必不市场）。当人们关注眼前的“哥本哈根峰会”的得失成败时，一个更重要的“哥本哈根宣言”被遗忘：“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而这二者却是发展的基石。”（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宣言）[1]
关于住房问题的研究，笔者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也引起过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世界金融风暴一起，科学发展似乎又被置诸脑后，GDP重新升帐挂帅。很多本来似乎已经讲明白的问题，现在又模糊不清了。要想进一步阐明笔者的观点，定量的分析似乎很重要。但是，因为收集数据的困难，至今未能如愿。好在如今学界与笔者观点相同（如郑永年[2]）或部分相同（如茅于轼[3]）的研究者大有人在，希望笔者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住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住房问题的政治属性　从政治的角度谈住房问题，并不是为了上纲上线，而是因为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本来就是一项政治抉择。现在我们整天讨论“高房价”，这显然是把讨论问题的基本点局限在经济领域。政府的政策也在是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上反反复复。但“芝麻开花节节高”般的房价说明，这样的应对策略显然不对路。在社会领域，关于住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呼声虽然不断，但仍嫌微弱，难以与强势的市场喧嚣相匹敌。但是，因此而引发的严重后果却已经在动摇我们的政治基础。
住房问题与中产阶级　笔者的同事们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著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4]，其中提出了一个很震撼的定量分析结果：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社会学关于“稳定的社会是橄榄型社会”的理论，如今已经为公众所熟知。所谓“橄榄型社会”就是两头小——富裕阶层规模小，贫困阶层规模也小；而中间大——中产阶层规模庞大，一般认为应该占到60%及以上。国际经验表明，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陆学艺最近指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5]联想到中国社会现下盛行的“仇富”心理，以及农民工们对仇富的解读——“没有仇贫哪来的仇富”，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个中杂陈的百味。
关于资产的定位　所谓中产，专家学者们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最起码要有一套产权自有的房产，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2 000多年前孟子就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稳固产业的人才会有持之以恒的道德理念；反之，则不会有一以贯之的道德理念。
美国的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教授是这样描述资产的重要性的：“收入可以满足人们短期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改善长期的状况，无法实现人们对发展的本质需求，所以要达到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不能只依赖于收入的维持，还要依靠资产的建设和积累，资产建设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为政策对象启动资产的积累。”[6]
坊间传说关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刮台风，把老百姓家的门板刮跑了，那家人豁出命去追那块门板。李光耀看见了，生出一个念头：老百姓为一块门板都这么拼命，如果能使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房产，他们还不拥护政府？这就是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政策的发端，后来果然大获成功[7]。
资产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农的态度不无揶揄。对于有“余钱剩米”的，他评论道：“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对于“大体上可以自给的”，他评论道：“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8]“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9]但是，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则提出：“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10]同时强调：“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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