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魏晋美学一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10:04:43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闪亮的时代，各种思想的交锋，各种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换。道家思想重新被统治阶层贵族阶层抬出来，初发芙蓉的美学观引领了中国以后的美学价值取向。人们开始走出围屋走向自然，并从自然中汲取养分灌注到艺术中去，书法有了山水的不羁流畅，山水诗山水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渐渐占据中国绘画诗歌的很大一部分。
关键词： 初发芙蓉 道家思想 走向自然 画书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在各个王朝政权的不断塌陷、不断重组的环境里，同时又是思想精神自由、心灵开放的年代里，热情生命在浓抹着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爆发出极灿烂的光芒。
政权动荡，社会变革中各种思想从分裂社会的各个开口处纷涌而出。汉时以来占据尊位的儒术已无法驾驭众人的思想，道家思想重新被珍视，然而作为儒家思想对立面的道家实际是和儒家互补，应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国运衰微时符合当时文人一族悲凉心境迎合佛学东渐并形成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并汇入中国思想文化当中，儒道释三位一体对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这是美学思想的一个大的解放，诗、书、画开始成为活勃勃的表现，独立的自我表现。”①魏晋之前“错彩镂金”很是流行，“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的阿房宫，“穿治鹂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逆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棺，宫观、白官、奇器珍怪，从臧清之”②的秦陵，建筑上的雕梁画栋，服饰上的锦绣华美，远超过其实用功能的豪奢追求成为统治阶级、贵族阶级的趣味所在。及魏晋始，初发芙蓉之美高于错彩镂金。老子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淡乎其味”都在文化中暗暗涌动促使该时期美学思想的自觉转变而这种美学风格也贯穿着诗书画等艺术的各个领域。
风清俊是建安文学的一大特点。该时期文人摆脱了思想的枷锁和礼教的束缚，率性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探讨生命价值，抒情写志畅所欲言，文章表达力度更强，气盛词壮也是这时期的文学特征，笔力健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慷慨悲凉深沉隽永的建安诗文，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清丽淡远的山水诗，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见解独到的文艺批评也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再以山水诗为例，没有汉赋的铺陈豪华，没有楚辞的瑰丽，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复得返自然”的惬意，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也历来被视为意境极高极远的佳句，遍照金刚评述道：“诗有天然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为高乎”。“自然”“平淡”成为一个极高的境界，苏轼有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难。”这样的主导审美观念在各种著述中多有反映，《世说新语》中晋人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人与自然相映照，晋人热爱自然可见一般，由热爱自然到热爱真理，热爱他人——卫介因为思考不透玄理而得病；阮籍驾车出游，行到无路处就痛哭而返；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这样悲天悯人的晋人在爱世界的同时，打开了心境，世界的妙谛在他们胸中涌动，只有大而深的情感才能产生郦道元的《水经注》才能有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这样于人于物情感深厚的文章。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了水”晋人心向自然，自然不只是眼中现过即逝的风景，更是他们笔下的绘画对象。山水画在晋人手中以独立画科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画坛。当时画家宗炳在晚年著述《画山水序》提出了山水画艺术“畅神”的功能观，即认为山水画的作用在于能给人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山水之趣应于目会于心会于笔，则当观画时“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山水之趣融于心中 ，“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同时代的画家王微在《叙画》中主张不照抄自然和追求形貌的真实，要经过提炼、概括、表现景物内在精神，特别是景与情的联系：“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景情统一,能使人 获得对自然的真实美感，也只有大自然最能激发人们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不照抄自然是山水画中很重要的一点，它自魏晋始创至现在，写实与形式似不再被尊崇，强烈的写意倾向，写意的笔法透露画家个人的气质性格。庄子美学思想所开启的“传神”观念，成为中国绘画安身立命的根基。③“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以为，因而奠定了500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④而这时候，老庄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清淡玄学之风盛行，人们欣赏的不再是功业造诣，人格完善，而追求不拘礼法，放达高远、玄淡至简的人生境界，也就是“魏晋风度”，内在的虚静超脱和自内而外的风姿风采才是人们注重的重点。说到绘画，就不能不提顾恺之。顾恺之可谓是中国山水画的开拓者，魏晋前“人大于山”“水不容于泛”的情形不再。顾恺之画中将山、兽、林、鸟结合紧密，山峦变化多利用俯视的角度来展现纵横的山川。他用线紧劲连绵，线条运转优美流畅、富有节奏，如“春蚕吐丝”，似“春天浮空，流水行地”，他在苏州人物形象时不再单单注重外表的相似和姿态的动作的和谐自然，而非常注重表现人物内在的神韵气质，即“传神写照”，使他的作品有一种精润而生动内在魅力，如在著名的《洛神赋图卷》中，顾恺之把那来漂浮不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绘得娴雅传情，表现出人物“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含辞未吐”的复杂心情，而恍惚惊疑的曹植在洛水之滨与恋人含情相望，徘徊留恋而不可及的样子，传达出朦胧伤感的情调。在绘画理论中，顾恺之将“传神写照”的美学命题进一步深入，这样才能抓住描绘对象内在的精气神，最终达到传神目的。顾恺之提出画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要将自身情感投入到描绘对象中去，外物与自身达到和谐融合，才能创造出传神的艺术形象。这一方法即“迁想妙得”，“迁想妙得”的理论，是对包括了人物、山水、动物在内的绘画审美活动和艺术构思特点的最早概括，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
魏晋时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在书法这种艺术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反映。如果说画是“心意”“神韵”的再现，那么书法也是“心意展现”，它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字这个符号的束缚，在形体上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更能承载“心意”的表现，当人们在书写时，当人们在书写时，将身心投入到一种充满情感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将人内心情激发到人的笔端，于是字形获得了充满情感力度的线条。庖丁解牛的技艺是如何形成的？庖丁解释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谷，导大款，因其自然”这种因自然的方式，书写者以全部意识扑向自然，扑向对象，情感渗入到客体对象中并影响对象，所谓“得心应手”“心手相应”才能产生奇妙的线条。
魏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它的艺术绝妙，它的思想纷杂，它的“平淡”“自然”“清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道释思想内部的第一次大抨击，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质。它的人格，它的艺术与魏晋这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打上了灼目的印号。
注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P29
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P40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P165
④宗白华《艺境》安徽教育出版社 20年 P82
参考文献：
《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与意境》 宗白
关键词： 初发芙蓉 道家思想 走向自然 画书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在各个王朝政权的不断塌陷、不断重组的环境里，同时又是思想精神自由、心灵开放的年代里，热情生命在浓抹着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爆发出极灿烂的光芒。
政权动荡，社会变革中各种思想从分裂社会的各个开口处纷涌而出。汉时以来占据尊位的儒术已无法驾驭众人的思想，道家思想重新被珍视，然而作为儒家思想对立面的道家实际是和儒家互补，应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国运衰微时符合当时文人一族悲凉心境迎合佛学东渐并形成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并汇入中国思想文化当中，儒道释三位一体对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这是美学思想的一个大的解放，诗、书、画开始成为活勃勃的表现，独立的自我表现。”①魏晋之前“错彩镂金”很是流行，“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的阿房宫，“穿治鹂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逆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棺，宫观、白官、奇器珍怪，从臧清之”②的秦陵，建筑上的雕梁画栋，服饰上的锦绣华美，远超过其实用功能的豪奢追求成为统治阶级、贵族阶级的趣味所在。及魏晋始，初发芙蓉之美高于错彩镂金。老子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淡乎其味”都在文化中暗暗涌动促使该时期美学思想的自觉转变而这种美学风格也贯穿着诗书画等艺术的各个领域。
风清俊是建安文学的一大特点。该时期文人摆脱了思想的枷锁和礼教的束缚，率性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探讨生命价值，抒情写志畅所欲言，文章表达力度更强，气盛词壮也是这时期的文学特征，笔力健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慷慨悲凉深沉隽永的建安诗文，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清丽淡远的山水诗，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见解独到的文艺批评也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再以山水诗为例，没有汉赋的铺陈豪华，没有楚辞的瑰丽，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复得返自然”的惬意，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也历来被视为意境极高极远的佳句，遍照金刚评述道：“诗有天然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为高乎”。“自然”“平淡”成为一个极高的境界，苏轼有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难。”这样的主导审美观念在各种著述中多有反映，《世说新语》中晋人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人与自然相映照，晋人热爱自然可见一般，由热爱自然到热爱真理，热爱他人——卫介因为思考不透玄理而得病；阮籍驾车出游，行到无路处就痛哭而返；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这样悲天悯人的晋人在爱世界的同时，打开了心境，世界的妙谛在他们胸中涌动，只有大而深的情感才能产生郦道元的《水经注》才能有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这样于人于物情感深厚的文章。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了水”晋人心向自然，自然不只是眼中现过即逝的风景，更是他们笔下的绘画对象。山水画在晋人手中以独立画科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画坛。当时画家宗炳在晚年著述《画山水序》提出了山水画艺术“畅神”的功能观，即认为山水画的作用在于能给人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山水之趣应于目会于心会于笔，则当观画时“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山水之趣融于心中 ，“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同时代的画家王微在《叙画》中主张不照抄自然和追求形貌的真实，要经过提炼、概括、表现景物内在精神，特别是景与情的联系：“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景情统一,能使人 获得对自然的真实美感，也只有大自然最能激发人们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不照抄自然是山水画中很重要的一点，它自魏晋始创至现在，写实与形式似不再被尊崇，强烈的写意倾向，写意的笔法透露画家个人的气质性格。庄子美学思想所开启的“传神”观念，成为中国绘画安身立命的根基。③“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以为，因而奠定了500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④而这时候，老庄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清淡玄学之风盛行，人们欣赏的不再是功业造诣，人格完善，而追求不拘礼法，放达高远、玄淡至简的人生境界，也就是“魏晋风度”，内在的虚静超脱和自内而外的风姿风采才是人们注重的重点。说到绘画，就不能不提顾恺之。顾恺之可谓是中国山水画的开拓者，魏晋前“人大于山”“水不容于泛”的情形不再。顾恺之画中将山、兽、林、鸟结合紧密，山峦变化多利用俯视的角度来展现纵横的山川。他用线紧劲连绵，线条运转优美流畅、富有节奏，如“春蚕吐丝”，似“春天浮空，流水行地”，他在苏州人物形象时不再单单注重外表的相似和姿态的动作的和谐自然，而非常注重表现人物内在的神韵气质，即“传神写照”，使他的作品有一种精润而生动内在魅力，如在著名的《洛神赋图卷》中，顾恺之把那来漂浮不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绘得娴雅传情，表现出人物“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含辞未吐”的复杂心情，而恍惚惊疑的曹植在洛水之滨与恋人含情相望，徘徊留恋而不可及的样子，传达出朦胧伤感的情调。在绘画理论中，顾恺之将“传神写照”的美学命题进一步深入，这样才能抓住描绘对象内在的精气神，最终达到传神目的。顾恺之提出画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要将自身情感投入到描绘对象中去，外物与自身达到和谐融合，才能创造出传神的艺术形象。这一方法即“迁想妙得”，“迁想妙得”的理论，是对包括了人物、山水、动物在内的绘画审美活动和艺术构思特点的最早概括，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
魏晋时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在书法这种艺术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反映。如果说画是“心意”“神韵”的再现，那么书法也是“心意展现”，它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字这个符号的束缚，在形体上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更能承载“心意”的表现，当人们在书写时，当人们在书写时，将身心投入到一种充满情感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将人内心情激发到人的笔端，于是字形获得了充满情感力度的线条。庖丁解牛的技艺是如何形成的？庖丁解释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谷，导大款，因其自然”这种因自然的方式，书写者以全部意识扑向自然，扑向对象，情感渗入到客体对象中并影响对象，所谓“得心应手”“心手相应”才能产生奇妙的线条。
魏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它的艺术绝妙，它的思想纷杂，它的“平淡”“自然”“清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道释思想内部的第一次大抨击，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质。它的人格，它的艺术与魏晋这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打上了灼目的印号。
注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P29
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P40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P165
④宗白华《艺境》安徽教育出版社 20年 P82
参考文献：
《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与意境》 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