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治不好美國的“貿易赤字病”--中國評論新聞

人民幣匯率治不好美國的“貿易赤字病”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0-10 00:18:29  

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不在匯率，結構調整才是破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關鍵。

　　中評社北京10月10日電／中國經濟導報刊載作者黃樹東的文章說：前不久，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了矛頭直指中國的所謂《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使備受矚目的中美人民幣匯率之爭再度升級。其中，鼓吹這項法案的議員更是打出了“糾正中美貿易不平衡，奪回被中國奪走的美國製造業就業”的旗號。但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不在匯率，而是由各自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問題所造成的。因此，結構調整才是破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關鍵。
　　
　　 匯率不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看，如今鼓吹人民幣匯率的情形頗為眼熟，這與30多年前美國迫使日元升值的情景如此的相似。
　　 想當初，早在裡根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就將赤字財政定為美國國策。一方面減稅，一方面搞軍事霸權，依靠赤字來推動國家戰略。但是，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導致了貿易赤字，貿易赤字導致了美元泛濫。泛濫的美元成了當時西方金融體系上空，不斷積聚擴大的陰雲。而與此同時，美國國家競爭力日漸下降，而來自日本的挑戰日漸逼人。為了遏制對手，美國回避自己的責任，將大規模貿易赤字歸結為日元匯率太低。似乎只要日元升值，美國的貿易赤字就自然消失，通過貿易赤字導致的美元泛濫問題就自然解決。
　　 由此，美國就聯合其他貿易夥伴，共制日本，迫使日元升值。而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十分依賴美國的日本，實在別無選擇，在一陣抵擋以後，最終不得不接受廣場協定，不得不吞下損害國家利益的苦果。從此，日元進入了長期升值時期，日本經濟也就很快進入了漫長的通縮時期。日本迫不得已為美國的赤字霸權買單。為此，日本自己付出的幾十年代價。而美國非但並沒有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問題，反而堅定了赤字財政的國策，貿易赤字不降反升。

統計數據顯示，廣場協議簽署前，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為250:1，而到了2006年，就上漲為119.02：1；同期，美國的貿易赤字，則從GDP的1.43%，一路暴漲，漲到2006年GDP的6.19%。由此可見，匯率根本就不是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債務才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禍首
　　
　　 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呢？對於這個問題，許多學者，甚至包括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都曾做出過比較實事求是的研究。像美國國會研究中心（CRS）2007年就曾發表過一篇題為《美國貿易赤字：成因、結果和治療》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就清楚地指出：“（美國）伴隨著經濟擴張的貿易赤字的擴大，不是因為國外的貿易壁壘，不是因為外國在美國傾銷，不是由於美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競爭力，而是由於國內外的宏觀支出和儲蓄行為。在美國經濟中存在一種使支出高於同期產出的強大的趨勢，這種過度的需求由流入美國的外國貨物和服務滿足，從而導致美國的貿易赤字”。

　　 總結來說，這份報告沒有將貿易赤字簡單的歸結於匯率，而認為美國經濟自身的結構性問題，特別是“過度的需求”才是其貿易赤字的根本根源。而報告也詳細闡述了這些“過度需求”主要包括支出高於產出，投資大於儲蓄等。筆者將之形象歸納為“債務太多”。

　　 這份報告認為，“只要美國國內儲蓄低於國內投資，而又有外部的儲蓄流入美國來填補這個差額，美國就會（持續）出現貿易赤字。”因此，要改變貿易赤字的局面，美國就需要從解決其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入手，進行廣泛的結構性調整。 
 對於人民幣匯率，這份報告這樣談到，“如果中國和美國之間不改變不對稱的儲蓄投資行為，人民幣升值並不能導致各自貿易不平衡的巨大改變”。筆者認為，這段話表明，解決各自的內部結構性不平衡問題，才是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關鍵。而事實也是這樣，從2006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大約20%，而美國赤字卻如磐石般依舊。面對這樣的現實，那些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可以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人，包括某些國內的朋友，應當清醒一下了。

　　 其實，如果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同樣可以得出上述的結論。首先，不妨從GDP的支出結構開始進行分析。這裡用到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公式：GDP=C+I+G+(X-M)。即GDP=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貿易餘額。接下來，如果在等式兩端同時減去消費和政府稅收（C+T).就得到一個新的等式：GDP-(C+T)=(C+I+G+(X-M))-(C+T)。等式左邊的(GDP-(C+T))是GDP扣除消費和政府稅收以後的餘額，也就是社會儲蓄（S）;等式右邊的C和-C衝銷掉.這個等式就轉化為S=I+G-T+(X-M)；重新調整一下,就得到等式(X-M)=S-I-（G-T)。即一個國家的貿易餘額=儲蓄-投資-(政府支出-稅收)。其中，如果政府支出大於稅收的話，政府出現財政赤字，(政府支出-稅收)就為正數；與此相反，如果政府支出小於稅收的話，政府出現財政盈餘，則(政府支出-稅收)就為負數。所以最終這個公式就變成了：貿易餘額=儲蓄-投資-政府赤字。
　　 筆者認為，這個最終得到的公式的經濟學含義非常簡單。一個國家的貿易狀況，由其儲蓄（反過來就是消費）、投資和政府赤字這三項決定。如果一個國家投資太高，政府赤字太高，而儲蓄又不足以彌補這種投資和政府赤字的話，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內部支出的不平衡，（儲蓄-投資-政府赤字）就成為負數。結果，等式左邊的“貿易餘額”就小於零，成為貿易赤字。所以，貿易赤字這種外部不平衡，是內部不平衡導致的。 
 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貿易赤字是由政府赤字和過度消費導致的。幾十年來，美國將國家戰略建立在債務基礎上，消費者將消費建立在未來的收入上，社會儲蓄不足以涵蓋投資和政府赤字，當然要貿易赤字了。但目前有些人卻偏要將美國的這種結構性問題歸結於人民幣匯率太低，好像是“被貿易赤字了”。這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符合美國現實。
　　
　　中國的貿易順差源自總需求不足
　　
　　 在貿易不平衡上，中美兩國如同鏡子裡外。正如有人將美國的貿易赤字歸結為美元匯率太高一樣，有人將中國貿易盈餘主要歸結為人民幣匯率太低。有的人幹脆認為，是貨幣操縱的結果。其實，中國的大規模貿易盈餘，同樣是由中國經濟的許多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只不過這種原因，恰好同美國相反。讓我們再看看那個簡單的公式。貿易餘額=儲蓄-投資-（政府支出-稅收）；或者貿易餘額=儲蓄-投資-政府赤字。
　　 當一個國家的儲蓄不足以涵蓋投資和政府赤字的時候，這個國家就要出現貿易赤字；相反，當一個國家的儲蓄超過了投資和政府赤字的總和時，這個國家就會出現貿易順差。根據這種基本支出關係，中國貿易順差的原因之一是儲蓄太高。而儲蓄太高的原因是消費太少。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消費太少呢？消費太少主要來源於分配體制上的不合理，源於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太低。這些年來，工資收入在GDP的份額連續下降。加上就業不足，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收入合理的工作等。結果導致貧富懸殊，導致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 
 中國貿易順差的原因之二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不足。尤其是社會保障體系和許多公共產品方面的支出的不足。而許多公共產品的產業化又導致相當大一部分原先的社會支出被轉移到了工資收入者身上。本來，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間接改善收入分配，緩解貧富懸殊的作用。然而，中國目前的公共支出的不足，反而間接的擴大了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進一步影響了內需不足。在貧富懸殊和內需不足的情況下，經濟總體中出現了過度儲蓄的現象。這種過度的儲蓄，流向了國外，變成貿易盈餘。
　　 讓我們將中美間的經濟問題比較一下，會發現一個人們曾經常常提到的中美經濟互補的問題。中國總需求不足導致貿易盈餘，美國總需求過度導致貿易赤字；中國儲蓄太高，美國儲蓄太少；中國消費不足，美國消費過度；中國政府公共支出不足，美國政府赤字累累。這種互補導致了中國的物質財富大量流向美國，導致了中美間的貿易不平衡。顯然，這種互補是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也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所以，解決它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一點應當形成共識。
　　 怎樣解決中國的外部不平衡呢？根據上述經濟學關係，為了解決中國的貿易赤字問題，中國要從解決內部不平衡出發，需要降低儲蓄，增加消費，增加政府支出。由於中國投資已經占GDP的40%，所以，中國在解決貿易不平衡時，必須做到兩點： 
 首先，降低儲蓄，增加消費。應實現結構調整，實施分配改革，大幅度提高工資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總需求尤其是最終消費在GDP中的比例。
　　 其次，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應在政府大幅度增加財政支出力度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恢復許多公共產品的公共性質，在城鄉醫療、退休、教育和房地產上實施一系列配套改革。
　　 假如，中國能及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會進一步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廣大中下層的直接消費和間接消費就會迅速增加，中國的社會總儲蓄就會下降，貿易不平衡就自然得到緩解和解決。否則，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在匯率上繞圈子，中國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對出口市場的依賴，也就無法解決外部不平衡的問題。而解決上述一攬子問題的關鍵，就是發展戰略的轉型。 　　
　　為什麼要瞄准人民幣匯率？ 　　
　　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關鍵，是解決各自的內部不平衡。這才是共同的出路。
　　大家可能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人不花力氣解決自己的問題，反而玩匯率遊戲？這當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有可以上升到戰略高度的原因。 
 根據上面的分析，中國要從根本上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必須實現發展戰略的轉型，增加總需求。只要有效實施，這將為中國帶來下一個30年的高速發展。而美國要從根本上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必須實施嚴格的降杠杆率過程――消費者要增加儲蓄，政府要減少赤字。這樣做的結果，美國可能進入長期的經濟停滯或低速增長，失業率長期高居不下。
　　中美兩國在解決內外經濟不平衡上的問題上，可能出現的這種反差極大的前景，可能會導致中美兩國實力的消長。所謂世紀之爭的謎底可能會提前曝光。此乃其一。其二，一旦這種高失業和低速增長長期化，美國夢就會在本世紀破裂。而圍繞美國夢所體現的那些價值體系和美國模式就會崩潰，甚至西方經濟學都必須改寫。這恐怕才是某些人回避實質而在匯率上尋求出路的原因。
　　但是，筆者認為，匯率不是出路，是死胡同。既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反而會將中國拖入大陷阱。中國要作負責任的大國，但是負責任不意味著不堅持真理，不意味著要無原則的滿足別人的錯誤要求。
　　
　　中國與其調匯率不如調工資
　　
　　既然發展方式轉型，尤其是增加工資、增加消費，最終提高總需求，是解決貿易不平衡的重要途徑，那麼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就應當為這種戰略轉變服務。筆者多次提出，中國在目前階段調匯率不利於工資的增長，不利於發展方式轉型。
　最近看到有不少人認為，調匯率和漲工資可以兩不誤。究竟能不能真正做到兩不誤呢？有必要從單純的經濟學角度來看看匯率同工資間的關係。讓我們再從另一個枯燥的公式開始。即，工資變動=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匯率增長+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的變動。
　　這個公式說，在貨物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工人工資的增長同匯率變動成負相關，同勞動生產率的變動成正相關。這是什麼意思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假定在某段時間內，例如5年中，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升了20%，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尤其是分配關係不變的情況下，工資大約要上升20%。但是，假如匯率在同時間內也上升了20%的話，工資的增長就為零了。如果我們讓工資同匯率都增長，又會是什麼情況呢？讓我們依然假定勞動生產率在5年中增長20%，其間匯率增長了10%，那麼工資最多就只能增長10%，而不是20%。工資增長將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意味著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來補貼了美國的出口產業。
　　從“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來看，中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目的，不是為了補貼別人，而是為了提高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水準。真正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符合發展方式轉型的兩條腿走路，應當是讓工資和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達到這個目的的基本前提，就是讓匯率基本穩定，讓匯率的變動對工資的負面影響幾乎為零。從長遠看，這才是中國解決外部不平衡的根本出路。而調高匯率必然會使工資增長低於勞動生產率，從而延續中國的內部結構的不平衡，延緩貧富懸殊的解決，延緩總需求不足的解決，延長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從而延緩外部不平衡的解決。
　　 由此，筆者堅持認為，調匯率不如漲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