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高？还是天安门高？

    在中国陕西省西北部的延安，有个叫作杨家岭的地方。杨家岭，有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中央大礼堂。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在这座大礼堂召开。那时候，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了万里长征，到达陕北；苍莽的黄土高原之外，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还在虎视眈眈。尽管黑云压城，战局危难，但身在这座简陋礼堂里的毛泽东，一方面指挥抗敌，一方面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提出了一个令当年好多人想都不敢想的话题：将来要建一个能容万人开会的大会堂。

    当年，乱云飞渡，战局扑朔迷离，而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讲于十多年前的那句话，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十个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实现了共和国缔造者原先的一个瑰丽奇伟的设想。它告诉世人，在新中国，一个奇迹的创造过程中，建设者们究竟书写了怎样的辉煌！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过当年建设这座大会堂的人们，如今早已双鬓飞雪。

    2009年盛夏的一天早晨，人民大会堂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汽车穿过了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当车窗外出现人民大会堂高大的轮廓时，这位91岁高龄的老人不由得激动起来。老人原名叫张豫苓，解放前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曾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被迫离开北平，并改名沈勃。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沈勃被任命为第七区区长。当时的北京城按数字编号被划分为十五个区，沈勃管辖的第七区面积不大。它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至西单和宣武门，南抵正阳门城墙，北达长安街，正中是天安门广场。这是从1949年飞越开国大典上空的飞机上拍摄的庆典画面，我们定格了这样一张照片：发现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还保留着皇城特有的凸字型的格局。

    清朝时期的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翼各有一道三座门，东为长安左门，是古时“金榜题名”揭榜的地方；西为长安右门，是朝廷集中审判犯人的“秋审”场所；南边在今天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有一座大清门。在这四座门之间，红墙连接，围成一个封闭的广场，这就是保持了几百年的旧天安门广场。1954年，北京市首都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天安门广场改造的初步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广场东西两侧各安排三个大型的公共建筑。设计师们对广场布局和建筑形式做了各种探讨，先后做出了十多个方案。

    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天安门广场陆续拆除了部分红墙和宫门，并在金水河畔建起了观礼台，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58年的夏天，凉爽的北戴河也多了许多避暑的人，中共中央按惯例在这里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个将彻底改变北京城旧貌的重大决定产生了。1958年9月8日，在中央电影院，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向人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将在北京兴建一批包括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在内的标志性新建筑，统称为国庆工程，同时改建天安门广场。

    在国庆工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当属万人大会堂。但是，这个大会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将会具有什么功能？准备建设在新的天安门广场的什么位置？真的能容纳一万人么？这一切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
采访沈勃：知道北京大规模地建设改造开始了，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心情很紧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搞好这些大的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个困难十分大。

   纵观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万人大会堂也没有这样的先例。位于莫斯科最中心的克里姆林宫，建于14-17世纪，原意为“城堡”，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宫殿。陆续建了二百多年，克里姆林宫最大的厅堂能容纳六千人。英国议会大厦，1840年在一场大火后重建，历时二十年建成。被称作日不落帝国的“大脑”。最大的厅室不到两千平方米。美国国会大厦，是1793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亲自奠基，成为美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舞台。经过两次建造，历时五十五年建成。最大的厅堂也只能容纳三千人。北京要建的万人大会堂不仅容量大，而且还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建成。从设计到完工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对此，不仅中国的设计师们心里没数，更遭到了国外专家学者们的强烈质疑。

    沈勃清楚地记得，在当年的动员大会上，万里用坚定的语气对大家说：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实际行动回答他们！在动员大会召开的前一天，经沈勃提议，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发出电报，邀请全国各地的著名建筑专家来京共商大计，力争10月份破土动工。邀请电报发出后，受到了各地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三天后，来自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设计师就云集北京。

    9月10日晚，专家们的行李刚刚放下，沈勃就组织召开了会议，要求大家五天内提出方案，专家们当晚就行动起来。他们中包括来自北京的建筑设计大师梁思成、张鎛、张开济、赵冬日和吴良镛等人。当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优秀青年教师王炜钰，也是被点名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师之一。

   采访王炜钰：当时去了回来就特别的兴奋，因为在我们建筑师，尤其是中国的建筑师的心目里头，大的公共建筑多半都是外国设计。

王炜钰

    仅仅过了五天，1958年9月15日，第一稿设计图纸便如期完成；20日，专家们拿出第二稿，一共一百多张图；9月26日，北京市领导万里和刘仁会同有关部门，审看了第三稿，虽然速度很快，效果却不理想。审查意见是设计理念不够新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万人大会堂和其它建筑怎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布局摆位争论太大，没有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怎么样才能让这样一座新建筑与六朝古都的标志性建筑和谐地摆在一起呢？方案为什么总是没有获得通过，到底是什么困扰了设计师们？

    当年困扰设计师们的难题恰恰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意大利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面积是1万平方米，比它大八倍的是位于巴黎的协和广场，比它大10倍的是位于莫斯科的红场，而位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要比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大了整整40倍。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是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这么大的广场仅仅在如何布局的问题上，各路专家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采访沈勃：第一个争论就是大会堂是摆在广场的西边还是摆在广场的南边？第二个争论就是人民大会堂的高度能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面对不同方案的争论，明确地提出：历史上的天安门广场体现的是皇帝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一定要体现出“人们是主人”的政治理念。为了寻找答案，《人民大会堂》摄制组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穿梭，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些当年大会堂的设计图纸，并从这些图纸中发现了当年的一些设计思路：

     思路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轴线，东面安排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面安排万人大会堂。除了这两座建筑以外不再安排其它建筑物。这份被称为第十号总体设计方案的图纸，最接近于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模样。但是在这份图纸上，并不能找到当年困扰设计师们的原因。

    就在摄制组苦苦地寻找有关大会堂的设计图纸和相关资料的时候，一位神秘的人物出现了。2009年的夏末，一直致力于档案收藏的赵庆伟，把摄制组邀请到位于北京东郊高碑店的一处画廊，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五十年前大会堂建筑时期的一些珍贵照片和图纸，这位眼光独到的收藏家的藏品让我们又发现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布局的其他两个思路：

    思路二：以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陈植等人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在广场西面的北边安排万人大会堂，南边安排历史博物馆；广场东面的北边安排国家剧院，南边安排革命博物馆；以四座建筑物组成广场，并采取全部对称的方式。这个方案讲究的是一种平衡的布局。

    思路三：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刘敦桢等人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在第二方案里确定的四座建筑物的南面，拆去前门楼和箭楼，面对天安门城楼，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把大会堂放在了广场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此后，摄制组又陆续找到了其它设计方案，根据这些图纸，在专家的指点下，摄制组经过计算机模拟技术，复原了另外三套设计思路：

    思路四：以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赵深等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在纪念碑以南，东西两面分别安排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纪念碑以北，东面安排国家剧院，西面安排万人大会堂，在这个方案里，建筑物更多的是起到拱卫天安门广场的作用。

    思路五：以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戴念慈等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在纪念碑以南，东面建国家剧院，西面建青少年宫，纪念碑以北，东面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把国家剧院和青少年宫摆在广场上，减少了广场的政治色彩。

   思路六：以无记名的设计总体方案为代表，纪念碑以南全部绿化，纪念碑以北，东面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似乎更强调天安门广场的城市休闲功能。六个思路，背后是几十上百个具体方案，代表了不同的艺术见解和政治理念，难怪设计师们会争论不休。

   采访沈勃：彭真同志很重视，他当天晚上就召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开会，而且做出回答：第一人民大会堂要建在广场的西边，就是现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就讲人民大会堂的高度可以高过天安门城楼。

     整体布局最后选择了第一种设计思路，即广场上只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列东西，遥遥相望。显然，这样的布局既体现了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万人大会堂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性质，        彭真

而人民大会堂高过了天安门的城楼，体现出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谓寓意深刻。至此，困扰设计师的广场布局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对万人大会堂本身的设计又产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