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各种历史叙述？

　　辛亥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无论基于什么立场来分析，结果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格化的，而是高度社会结构化的，是一个民族的必然宿命。那种道德化的历史变迁考察，往往是在建构一种有关建国立宪的巫术体会。

　　“传统文化总是在教授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于是有些人就自命不凡的就将天下‘揽为自己的’，虽然仅仅是在脑海里，但是最终的效果与在世界上真实的独断专行的独裁者没有两样。无法切合自己一套救世观念的人都被其看作异类，无法统合，这之中当然有其自身的自卑心理而狭窄的胸襟，但‘救人’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观念中最为愚蠢的想法之一。 如果我们真的要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每一个人就只能代表自己，人不需要救，也不该去救人。一如在英美文化中，即使搀扶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用的语言依旧是，我能荣幸的扶着你吗？每一个人无法自立、自省、自觉、自我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义务和责任，这是未来民主图景相对的一种悲哀现状。而如果很多人总是想着要去‘救世’，将亿万人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带领他们前行，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悲哀。”

　　2010年第13期的《青年文化评论》发表了张欢先生“边缘知识青年的思维方式”一文，我把这篇文章转载到了我的博客上。于是就有了上面一段由一位26岁的网友写的文字。

　　这几年来，哪怕是在美丽的公园中散步，我都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做什么为好。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及其后续的相关行为方式和理性选择，从小处来说，关系到自己的物质收入、关系到家人的平安稳定、关系到我们能否平和地和各种人群（包括商人和公务员，他们基本是势利的）平等地交往。从大处来讲，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转型，事实上也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各种历史上的各种叙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组政治学命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组问题很容易转化为“革命与改良”之争。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胸怀天下，我们该怎么做，既对得起自己、家人，又对得起自己所在的社区和整个民族。

　　这组命题的沉重性，对“西学东渐”中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处理不好，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秩序。即使是那些最情愿保守目前生活，也不希望有多少公共作为的人们，因为一种社会机制，也被卷入到这个过程中去。简单地说，有位看上去不思进取的宗教信徒，这种宗教早已比较成功地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中去，仍然会有人指责他们，说是犬儒主义。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个颇有实际进取心的人，也有一位暴得大名的三流话剧家严厉地批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敢说真话了”。如果我们不幸地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参与到一个共同的社会体系之中，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人的激进态度，既稳重地生活，同时又有所作为？

　　熟悉中国思想史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位剧作家的这种思维方式，被张灏先生总结为“烈士精神”。“烈士精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其中一篇发表于2008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主题是“改良与革命的龟兔赛跑——‘预备立宪’为何无法挽救清政府”。

　　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由于烈士精神带来的仇恨，政治家的审慎与小心翼翼的改良精神，也被革命战士当成了对他们的宣战。今天，我们成为“事后诸葛”，类似一些传纪作家、“历史学家”那样对孙中山或者慈禧太后进行道德批判无疑是容易的。对历史的这种叙述和评议，又被赋予了现实的干预政治的功能，成为中国屡见不鲜的文人政治。新近以来，就有人对某位政治大员的言论议论纷纷。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位政治人物。于是，这一切最终更进一步被剧场化。如果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究竟多大程度上了解那里的动向？对类似问题的回答一定是来自于某种媒体的，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海外的那些媒体，或者仅仅是来自某种直觉体会，而支撑这种直觉的，很有可能仅仅是自身曾经发生的一段恩怨。

　　真正体现一个民族心智发育程度的还是对当下各种困境的理性选择程度。转型时期对待威权的沉默度，是颇能体现出政治理性发育度的。只有在承认个体无知这种特殊的理性思维的发育之上，人们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智慧，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样，一个足够理性的、并努力超然的学者，就有可能对某些未知话题保持干脆而略显悲凉的沉默。这种对未知的沉默而导致的冷静，在个体决断上转移到其他事务中去，看上去很消极，深刻地体现了个体是如何从在场性转移到超越性之中，从零和博弈转移到纳什均衡之中去。

　　或者说，如果我们具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就能展开更加丰富的理解。对待历史中的大事件，我们就可以从某种严重剧场化的分析转移到一种政治哲学化的、宗教社会学化的分析中去。事实上，今天接受过相对系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训练的年轻朋友就会知道，一个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某种单一个体和单一势力的道德化的、人格化的变迁，而是整个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超越性价值如何引导这个民族走向理性。例如，二战的德国有纳粹，不是民社党人的个人素质决定的，更不是希特勒个人能左右的；预备立宪之失败，不是因为慈禧太后活得太短，革命党人多么有勇气有智慧，而是当时中国必然面临的一个零和博弈选择。

　　有了这种非常悲怆的分析，有一次，香港浸会大学哲学系博士李铁先生对我说，他几乎不和一些朋友讨论政治，因为那些人更加喜欢关注陈伯达有几位夫人。他们以为，对这些细节的熟悉程度，体现出一个人物的见多识广。其实错了。这些人有几位夫人，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吗？那种对社会变迁的期待依赖于个人或者集体道德的做法，不就是一种英雄史观吗？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英雄史观的发育，与这个民族一以贯之的一种在场性思维是息息相关的。吊诡的是，出于对某种宗教体念的反感，这种在场性思维，被当成了“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程度，并被列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展的表现。由于英雄史观，从古到今，在这个民族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只是支撑起这种转变的合法性论证方式改变了：以前被认为是某个圣王的诞生，今天则被认为是某些具有自由民主意愿的权力人物的促成。例如，我就曾经听到一位“自由主义”学者分析说，台湾民主就是因为蒋经国道德上有多么高尚。听完这话，我就开始明白，他的全部公共言论，是如此的令人警惕。好在这些人几乎很少参与政治。一旦有了一种参与政治、救国救民的激情，将是多么扭曲。也许，他们这群人，如果鼓吹启蒙，一定是期待他人觉醒起来，尤其是希望年轻人形成集体行动，方便自己搭便车；而对自己，一定是另外的标准，另外的生活，根据个体的那种本能来选择。

　　当然，这样分析，也太不把个体的道德当一回事了，也的确太强调个体努力甚至于集体奋斗的无力感了。然而，为什么西方人看上去那么容易出现据说不愿意做国王的华盛顿，而中国非出现那么喜欢做皇帝、却“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不可呢？“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看上去很深刻，其实仍然是在场性的、缺乏政治学分析所能支持的浅薄之见。

　　考察历史，就能知道，如果华盛顿被美国人接受为国王，这个国王一定是立宪君主，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仍然一定是普通法的，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仍然一定是清教文化为主导、自然神论为辅导的，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仍然一定是联邦制的，社会结构仍然一定仍然是小共同体化的。也就是说，华盛顿这个国王也一定是虚位的。更何况，历史学家的确很少明确论述，究竟是哪个无知的人物，在哪个无聊的场合，劝说华盛顿成为国王。而在中国，如果不是一个“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威权政府，蒋介石又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呢？

　　谈及转型，我喜欢引用一些明显社会学化的学者的分析来支撑我个人的分析。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说，美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民主，是因为有上帝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它的独特的同样为基督教和小共同体所提供的民情基础，以及同样的受民情所支撑的法制。这是在说，那种认为华盛顿是因为道德高尚才不做国王的说法，其实是外行判断。我们今天相对清醒地知道，美国联邦宪法其实也颇有问题，例如它到二战才开始限制总统的任期。如果这部宪法被颁布在魏玛共和国，也一定会有纳粹上台的。我无法判断华盛顿在魏玛宪政中是否会成为希特勒；但是，可以确认，如果没有合适的民情与小共同体基础，一个国家无论有多么完美的宪法，最终都难免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必然趋向不稳定的秩序。

　　这样，类似“犬儒主义”那种明显无视公民自我保存权利和义务（必须强调自我保存仍然是公民义务，除非是原子化的个人，也不对上帝承担责任）的道德批判、体现为“烈士精神”（也许只是清议士，更多还是希望年轻人浴血奋战）的决断一定会被再三出现，这个民族一定是时刻充满恐惧的，一定是随时处于危机的，一定会有人随时主动把任何灾难都毫无条件地当成凤凰涅槃的机会的，一定不会有博弈论上的纳什均衡与合作博弈解，而只能是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博弈结局。这样，无论是高举个人主义、还是共同体主义的旗帜，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是那种曾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英雄史观与机遇史观、事实上的巫术思维。

　　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无论基于什么立场来分析，结果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格化的，而是高度社会结构化的，是一个民族的必然宿命。反思或者总结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教训或者经验，认为辛亥革命带来的是灾难或者福音，就不能从中得出经验或者某些特定的结论。——那种“从失败中得出经验”的做法，作为中国近乎全部传纪作家的通病，全部以启蒙为使命的中国历史学者的病症，乃是毫无逻辑、完全说不上理性的。如果我们要真正理性分析辛亥革命，我们就一定会否定英雄史观和机遇史观，加大政治哲学、宗教社会学这类交叉学科、类似“底层研究”和“法政史学”这类新兴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建设。

　　沈阳，政治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