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周恩来领养孩子的河北农民

拒绝周恩来领养孩子的河北农民 

 

      周恩来夫妇虽然没有亲生儿女，但他们把大爱寄予了全国数万万的儿女，李鹏、孙维世等干儿女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不为人知的是周恩来曾有意收养河北一农民的孩子而被对方拒绝，这个农民叫张二廷，性格直爽、敢说真话，一句“狠话”，感动了总理。
    周恩来到河北调查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也在北京开幕，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周、陈、邓写信，号召大家亲自去农村调查。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并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周恩来和邓颖超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前往河北邯郸调查，5月3日，一行人来到武安县伯延村。
    武安县伯延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
    这时的伯延村已经成为公社所在地，有十几个小村，人口不到三万，但这里公共食堂办得早。周恩来这次来调查的主要方向就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周恩来总理不辞辛劳，走村串户，从农家到生产队的集体食堂以及公社商店进行走访了解，深入调查。
    张二廷：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在伯延调查期间，公社干部对周恩来说，社员们能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而周恩来却发现，大都数社员面带菜色，还有一些浮肿病人。他总觉得其中定有蹊跷，于是，召集社员座谈了解情况。
    座谈会刚开始，有的社员不说话，有的社员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怕“官”，回身指着墙上挂的毛泽东和他的画像平易又风趣地说：“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来就是要听听你们的心里话。你们有什么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说错了也不要紧。”
    听了这话，群众们笑了起来，笑后却还是谁也不说话。周恩来问旁边一个闷头抽烟的农民：“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此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张二廷。年近50的张二廷为人直爽，好说真话，是村里典型的炮筒子。在参加座谈会之前，村干部特意向他再三交代：“总理可是大官，千万不能乱说。”
    于是，被“点名”的张二廷也只是根据村干部的安排说了几句“场面上的话”。然而，阅人无数的周恩来却发现，这个河北农民很真诚。
    散会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时，来到张二廷家。快进门时，周恩来就亲切地叫道：“二廷，二廷，在家吗？”正在炕上的张二廷听见是周恩来的声音，赶紧将身子一侧，面向墙壁，佯装睡觉。
    周恩来走到炕前，拍了张二廷的一下腿，说：“二廷疲劳了？”
    张二廷坐起来说：“不疲劳。”
    “那你下午来开会吧，会上见。”周恩来说完，转身就走。
    下午开会时，还是不见张二廷的影，大家对周恩来说，张二廷下地干活去了。周恩来便让人去把他找来。
    “总理。”走进会场的张二廷和周恩来打招呼。周恩来对他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一边说，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廷的手，让他坐下发言。
    盛情难却又“被”交代，左右为难的张二廷说：“今天我要少说，伤风感冒了。”
    “你不伤风，也不感冒，你有了糊涂思想。”周恩来一下说中张二廷的要害。
    张二廷说：“干脆我就糊涂糊涂吧。你叫我说，我净真说，公社、区里干部都在哩，你把他们职撤了，对我有啥好处？你管全国的事，你走了，我还有命吗？我说了那么多话，那有不说错的吗？说错了，人家把我逮起来，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胆说，说错了也不逮你，我每年都派人来看你。”周恩来的话铿锵有力。
    张二廷“呼”地一下站起来：“总理，你还叫我说真话？”
    “当然是说真话。”周恩来鼓励地说道。
    张二廷被打动了，大着嗓门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和爹娘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但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
    “这两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张二廷叹了一声音气。
    张二廷打了头炮，别的人也跟着说起来，会场一下热闹起来。张二廷放出了“狠话”：“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周恩来继续引导。
    二廷接着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不打粮食，长的那粮食不够我们在地里生啃着吃，哪有粮交国家？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张二廷冒出这样“大为不敬”的话，急坏了在场的地方干部。一地委干部又急又气对周恩来说道：“总理你别听他瞎咧咧，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和气地对这位干部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廷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又转过脸对张二廷动情地说：“二廷，你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你们生活困难，我这个当总理的怎么不难过？”他站起来拉着二廷的手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说住我了。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周恩来：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人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张二廷憨厚和敢说真话的性格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在20多天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张二廷的“狠话”如是评价：“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
    在调查期间，周恩来又去了张二廷的家，知道了他妻子1960年去世，留下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只有3岁。
    周恩来看了看挤在一个炕头上的四个小孩，对张二廷说：“你抚养不了之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张二廷说：“总理，你管国家大事，我不给你添麻烦了，就我自己领着吧。”
    后来，每提起这件事，长大了的孩子们还埋怨父亲当初为何不让总理领走自己哩。
    周恩来说话算数，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每年都派人到伯延村来看望他的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张二廷。
    取消公共食堂制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1960年秋自己主持起草、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意见较集中、反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
    周恩来回到住处，赶忙整理几天来的调查情况，直到5月7日凌晨3时。与此同时，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继续调查研究农村问题，并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那里调查的农机部长陈正人写信，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调查，并和他随时通信。
    当毛泽东的信发往各地的时候，周恩来的电话来了：“主席，你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6号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在邯郸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六天了。”
    “恩来，那里的情况如何？”毛泽东关切地问。
    “现在有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周恩来谈的另三个问题是：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在秘书整理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评：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随即，中共中央将周恩来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5月下旬至6月上旬，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在下发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制。（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