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两个孩子” 真实的开国总理周恩来

“曾有两个孩子” 真实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图组）

消息来源：三联生活周刊/phoenixtv图

“曾有两个孩子” 真实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图组）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年前那个寒冷的 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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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开国总理的家庭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 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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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在西柏坡

　　赵炜印象中的孙维世非常漂亮，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也非常好。当孙维世决意嫁给金山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没有硬拦。不过在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干爸的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总是忍不住跟赵炜念叨:“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在此生活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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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每天早上6点睡觉，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以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的：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 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机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3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3个存折累计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其实，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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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周恩来赴苏之前与刘少奇合影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赵炜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那时候的周恩来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 “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总不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就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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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周恩来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当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们请了两桌客人，有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当时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非常岁月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赵炜说，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长，一听要调自己过去，护士不情愿地哭起来。到了“江办”，一位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护士也只能言听计从。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护士退回周办。现在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  01.jpg (76.4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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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贺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

　　“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生死诀别

　　直到1975年10月，赵炜才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他，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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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报告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 “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邓颖超立即乘车赶去，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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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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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