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救亡如何压倒启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五四运动是什么?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以此与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相区别。因此，所谓“五四运动”也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The Chinese Renaissance”，也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胡适在五四期间，最为突出的成就无疑就是他对白话文普及的贡献，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可谓震烁古今。与之不同，后世研究者则多把发生在1919年前后数年间(通常以《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始，终于1921年的中共成立或1923年的“五卅惨案”)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胡适倾向的“文艺复兴”，在感觉上更加温和，符合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启蒙运动则仿佛是革命的先声，自然就不为胡先生所喜欢了。

　　其实，有一点通常为我们所忽略，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与爱国主义本是不搭界的，他们倡导全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冲破了国家和民族的局限，将学理推之四海。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五四事件因外交失败、学生激愤而起，始之于民族主义，而非自由理念。我们知道，两宋之际，金兵南下的时候，太学生陈东曾几次领导学潮，反对议和。虽然事隔千年，可事件的起因与发展如出一辙，可宋朝肯定不会有什么民主与科学。那么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也就成为很值得商榷的一个话题。

　　究竟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针对这一问题，余英时先生曾有专文论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它看做是一个单纯而融贯的运动，导向某一预定的结局，好像受到一种历史的铁则的支配一样”，因此“五四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也就是说，跳出西方概念的局限，“五四”既有文艺复兴意味，也包含了启蒙运动的内涵。我个人比较认同“五四”启蒙说，至少它为中国未来的启蒙事业开拓了空间。

　　其实，对于“五四”也存有第三种观点，也就是大陆历史教科书通常沿用的中共话语。这时的“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构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救亡压倒启蒙

　　文艺复兴也好，启蒙运动也罢，总之这场文化革命的的确确是被意外所打断。意外有两个，一个是五四事件，胡适认为1919年爆发的学生运动，将原本进行中文化运动陡然打断。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民族主义蓬勃兴起，最终盖过了个人主义的潮流。

　　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也就是李泽厚概括的，从此时起“救亡压倒启蒙”。

　　其实在李泽厚之前，海外学者也多有类似表述。周纵策的《五四运动史》中就曾有如下论述，“‘五四’时期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个人主义自然就要为救亡图存而让位。此外，美国学者舒衡哲也有“启蒙与救国”对立的说法。

　　打断新文化运动进程的第二个因素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五四运动的思想核心是自由主义，欧阳哲生教授认为正是自由主义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具体上包括“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否定专制的民主精神、反对偶像崇拜的科学精神、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原则。”因此，“没有自由主义，或抽掉自由主义，就无所谓五四运动的内涵。”而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时候则是强调集体利益，主张个人为集体牺牲。

　　《新青年》同仁的很多论说可以作为“五四”自由主义内涵的例证，如高一涵说，“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胡适为发扬个人主义呐喊，“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陈独秀则对个人主义予以高度赞扬，“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这里所谓“个人主义”，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自由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自由主义是西方唯一的主流思潮，思想西化也就等同于思想自由主义化。然而马克思主义问世的同时，所谓的西方思想被一分为二。曾经的战友胡适和陈独秀由此分道扬镳，各搞各的“半盘西化”(唐德刚语)去了。《新青年》则无可避免的走向分裂，陈独秀背弃了 “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初衷，改《新青年》为中共党刊。

　　1923年，胡适在《致高一涵等四位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因此，胡适先后创办《努力》、《新月》，希望完成革新文化的未竟使命。

　　当然，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未尝不可。然而无论如何，它至少改变了新文化运动原来唯一的前进方向。虽然我们都只是事后诸葛亮，但我想那更有助于我们做出明智的判断----当初那群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错了，错的一塌糊涂。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中国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华夏大地自然可让马克思与杜威、罗素一较高下。真正的问题在于十月革命爆发在了五四时期，苏俄政府宣称要废除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承诺对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来说，会是一种怎样的震撼。五四事件已经让民族主义抬头，苏俄的“义举”则是在已经熊熊燃烧的烈火中又抛入了一大捆干柴，民族主义从而愈发的不可收拾。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救国压倒一切，要救国就不得不借重苏俄、借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正确，其他什么什么“主义”只能是异端，而异端必然会被正统挤压、消亡。

　　被批判的激进主义

　　林毓生被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打响反思“五四”第一枪的人物。他在台湾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殷海光，到美国后则师从哈耶克，身受双重的自由主义熏陶的林毓生，却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炮轰“五四”。

　　他说，“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而这种‘全盘否定传统主义’却直接引发了‘全盘西化’那种大概只能产生在中国的怪论。”此后，激进主义和彻底的反传统成为“五四”的一大原罪。

　　随后，一些大陆著名学者纷纷跟进。李泽厚一再表示他不赞成启蒙运动，“‘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到今天。”王元化将过去百年间中国的动荡归结于“五四”，“我们在二十世纪变动太厉害，这跟五四那一套有很大关系，不能不承认五四是历史的切断，带来了不好的后果。”甚至也有人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归咎于五四彻底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影响。

　　林贤治在《五四之魂》一书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驳斥，他说，“这些学者一方面批判卢梭及其同时代人的理性主义;一方面使用犬儒性的理性主义---通过所谓‘学理’进行‘后验主义’的理性建构----而根本不予考虑历史发展情势的必然性、急迫性，以及人类个体生存价值的合理性。”因此，林贤治认为，“五四”的一切，包括所谓激进主义在内，都是历史环境发展的产物，也就不存在具体人的所谓对错。

　　我个人对激进主义决然不存在什么好感，对其极端的表现形式革命也多有质疑，可是我并不觉得“五四”有那么可怕。我不相信“五四”的影响能够一直延伸到文革，更不觉得“五四”和法国大革命有什么可比性。

　　上述李泽厚、王元化、林贤治，以及其他我没有引用的一些学者，如朱学勤、袁伟时、何新这些人的言论，不管他们赞誉“五四”，还是批评“五四”，有一点确实共通的，他们认可“五四”为一场启蒙运动。

　　五四从未完结

　　康德曾经给“启蒙”下有一个最为经典的定义，“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如果此一蒙昧不是缘于理解力的缺乏，而是缘于缺乏别人引导即无能运使其理解力的勇气，那么此一蒙昧就是自身造就的。Sapere aude!敢于认知!遵从自我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的格言。”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改造中国文化的梦想，没有完成便被无情打断，然而言及失败还为时过早。1949年，随着储安平《观察》的终结，知识分子论证的传统在大陆被横刀截断，台湾一隅则留存下《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一脉。知识分子独立的声音再次响亮地回旋中国，则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逐渐走向开放，最终戒严，实现民主化。大陆在结束文革后，开始了“新启蒙”，思想解放成为一时潮流。八九民运后，方兴未艾的新启蒙又告夭折。在今天，有良心的大陆知识分子日渐崛起，虽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北大教授贺卫方被流放石河子、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被停课，过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竟成为知识分子的罪状。但是启蒙在恢复，五四在回归。

　　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序言中说：“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袁伟时先生也曾说，“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完成以前，启蒙---新文化运动必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继续履行它的历史使命。”

　　重归五四，启蒙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