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万抗美援朝烈士寻踪：在韩已发现180具遗体

《瞭望》文章：志愿军浩气长存 军邮真实再现了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场景 （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无尊严可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屈辱史，终被抗美援朝改写。

　　“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美国前总统胡佛感伤。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中国人民志愿军以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创造了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

　　毛泽东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但美国官方称“自由不是无代价的”，并把它刻在了朝鲜战争纪念碑上。

　　考察人类的历史，我们看到，以燃烧战火的方式“追求自由”，总是会走到自由的反面。这样的悲剧，还在今日的伊拉克上演，何时能够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志愿军烈士人数、安葬地、安葬过程等进行了全方位寻踪，意在缅怀先烈，启发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文/王军)

　　《瞭望》文章：18万烈士寻踪

　　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让近代以来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屈辱成为历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辉

　　9月22日上午8时，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本刊记者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

　　“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

　　“叫化和龙王比宝”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

　　本刊记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提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具权威的数字。

　　就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本刊记者曾采访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师长对本刊记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少。”

　　本刊记者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进行了对比，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

　　美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坦克149辆，装甲汽车35辆，高射炮64门，155口径榴弹炮18门，105口径榴弹炮54门，火箭筒607门，无后坐力炮、化臼炮、迫击炮、六○炮共343门。总计各种火炮1086门、轻重机枪1008挺。可拥有航空兵50余架飞机的支援。火焰喷射器、自动步枪、卡宾枪等短兵器，比人还多，装在中、小型吉普车上，随时补给。这是当时达到现代化高峰的机械化部队。

　　志愿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马拉山炮12门，轻迫击炮、92步兵炮、六○炮共计40余门。坦克数量是零，飞机数量是零。汽车只有几辆，轻、重机枪150挺。全师短兵器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只有一些干部才有，就连手榴弹也仅有1000枚。毛泽东称这是“叫化和龙王比宝！”

　　然而，正是在这样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受其指挥的韩国军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最后将战线稳固在“三八线”上，迫使“联合国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确定“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万余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多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发表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

　　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披露的数字是1168160人。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约18万烈士长眠朝鲜

　　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志愿军老兵叫曹家麟。

　　他1950年10月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

　　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3次以志愿军老战士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曹家麟对当年自己服役的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67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曹家麟曾走访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刘秀峰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1.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2.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地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志愿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在朝鲜的安葬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当年生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烈士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李家发是曹家麟在67军的战友，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这里还安葬了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随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家麟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和烈士亲人组成的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代表团中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访问期间，曹家麟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李家发。

　　青山处处埋忠骨

　　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峯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2009年10月5日上午，在朝鲜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代表团全体成员等专程前往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也曾来到这里。

　　志愿军陵园群山环抱、满目苍翠。温家宝沿着240级青石台阶拾阶而上。这240级台阶象征着240万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将士。一层陵门门楣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碑亭梁枋四面有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英雄像。

　　温家宝、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朝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志愿军战士铜像前。温家宝上前轻轻整理花圈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全体人员肃立默哀。

　　随后，温家宝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献上花束。他对着毛岸英的塑像说：“岸英同志，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人民幸福了。你安息吧。”

　　安葬在国内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本刊记者说。

　　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它们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到沈阳的。翻开烈士陵园档案“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赵兴玉，他是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他的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最早的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美化。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地处抗美援朝战争前沿，许多重要的悼念活动都安排在这处陵园进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先后来到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东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还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地区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个别牺牲的志愿军高级领导干部迁葬国内。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这是李湘带领67军打出的战绩。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当时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韩国境内的烈士遗骸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本刊记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军事分界线以南，也就是今天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情况。

　　曹家麟介绍，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1954年9月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超过1万具。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包括三次战役的烈士遗体。他们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他们是1953军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抗美援朝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007年1月，韩国成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

　　截至目前，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凤凰卫视记者秦晴今年在韩国坡州寻访了“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秦晴打听到，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便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请求，但一直未得到回复。

　　焦虑等待中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面谈此事。

　　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墓地是我此次来韩国最想看的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

　　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志愿军故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九十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的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地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

　　历经周折，秦晴和摄制组终于来到坡州墓地。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故乡。

　　志愿军撤离之后

　　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同时出土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联合国军”方面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本刊记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当他们继续下挖至地下约1米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烈士陵园中。

　　在韩国境内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可以肯定的是，遗留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现。

　　从19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 朝鲜境内志愿军烈士陵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一个150米高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曾驻扎在这里。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是志愿军的简易墓地。1954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一年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始兴建，1957年建成，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铜像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

　　陵园大门上用中朝两国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一层有240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24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在第三层的墓地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除3名无名烈士外，每一个坟冢前都立有石碑，所有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的东北黑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于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原则上都安葬在朝鲜。1950年11月24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之子、志愿军总部参谋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司令员给周恩来总理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恩来批示：“同意彭的意见。”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时，都要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每逢重要纪念日，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会到此陵园纪念志愿军。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曾四次到这里为毛岸英扫墓。

　　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云山郡旧邑里。陵园内建有纪念碑、纪念亭、牌楼等建筑物。安葬在这里的是1950年10月25日至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役，历时十天，歼敌15000余人，收复云山、博川、温井、宁边、德川等重要城镇，初步稳定朝鲜战局。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1万余人，大部分安葬于云山烈士陵园。

　　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价川市中心的高地上，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牺牲的烈士。在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激战八昼夜，歼敌23000余人。

　　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牺牲的烈士。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余人。

　　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0700人。价川与长津湖两个烈士陵园安葬着第二次战役牺牲的烈士。

　　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开城市松岳山下。开城是朝鲜停战谈判会场所在地，最初作为停战谈判会场的来凤庄和后来的板门店都在开城。这里安葬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此次战役历时9天，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将敌人驱至“三七线”以南地区。此战歼敌19000余人，志愿军伤亡8500人，大部分安葬于这个陵园。

　　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平康郡福溪镇。这里安葬着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除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安葬于沈阳外，其余均安葬于上甘岭烈士陵园。

　　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金城地区，这里安葬着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在夏季反击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的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志愿军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其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一举突破敌人四个师的防御，突入敌纵深15公里。夏季反击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4000余人。

　　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新安州市，是为纪念铁路运输战线上光荣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园内有志愿军领导机关和朝鲜交通省分别竖立的纪念碑。志愿军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了1178人。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131人，铁路员工牺牲574人。□(文/陈辉)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员

　　迟浩田翻开第一本烈士名册后，指着李湘的名字说：“李湘是志愿军67军军长，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文/曹家麟

　　朝鲜平壤牡丹峰的朝中友谊塔，塔顶有一颗以月桂枝环绕、象征胜利和光荣的斗大金星，塔身正面镶嵌着“友谊塔”3个镏金大字。塔内圆形大厅中央的一座大理石石函里安放着10本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册，记载了战斗英雄和团级以上的军官。朝鲜朋友说这10本烈士名册“是朝鲜人民的国宝”。在烈士名册第一册第1页上，排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军长李湘的名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牺牲时只有37岁。从2000年至今我已三次重踏热土，每次我都要走进朝中友谊塔圆形大厅，翻看名册上老军长的英名。

　　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五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志愿军老战士，参加了在朝中友谊塔举行的隆重纪念仪式。我紧随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缓步走进友谊塔的圆形大厅。迟浩田副主席走到大理石石函前，翻开第一本烈士名册后，他指着李湘的名字说：“李湘是志愿军67军军长，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受命出征

　　我是志愿军67军的一名老战士，在李湘军长的率领下，1951年6月22日入朝参战，作为基层的普通一兵，我是没有机会近距离见到军长的，这也许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我从参军入伍的第一天起，听到的便是军长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1951年6月，67军受命出征朝鲜前，李湘军长只带着几名参谋、警卫员及电台，先于部队两个多月进入朝鲜。他在志愿军总部接受任务后，不顾疲劳悉心研究敌我态势，认真汲取群众智慧和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反复、认真地察看地形，了解、熟悉准备接防地区的各方面情况。

　　1951年8月31日，67军正式接防金城以南地区沿三八线27公里的正面防务。美伪军的“夏季攻势”正处强弩之末，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致敌损失惨重。激战关头，北汉江桥被毁，前线粮食供应不上，李湘等军领导带头将吃粮标准每日降至4两，辅以野菜充饥，用实际行动鼓舞士气。9月21日，美伪军向67军阵地发起以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时进攻的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立体攻坚，李湘沉着应敌，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

　　1951年10月13日，67军正面迎来敌4个整师和多个火炮、坦克、飞机支持的最猛烈的“秋季攻势”。每次攻击，美伪军先施以密集炮火，再在飞机低空轰炸的配合下，用坦克为先导，以强于志愿军3至10倍的兵力轮番上阵。李湘以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敌1.7万余人的赫赫战果。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67军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扬和嘉奖，李湘军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金城南阻击战中，李湘军长夜以继日地坚持在作战室指挥，嗓子喊哑失音，体重锐减七八公斤。战斗刚刚结束，李湘即着手作战总结，最终完成题为《目前防御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的长篇论述，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评价，并由志愿军总部转发全军，成为志愿军战史的重要文献。

　　阵前牺牲

　　1952年春，志愿军总部命令67军在剑布里东线构筑新的防御工事，准备迎击美伪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在美军发动攻势前夕，李湘病倒了。

　　其实，自打入朝后李湘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大好。但作为一军之长，他心里装的是4万多将士，对自己则很少顾及。李湘这次病倒，正值美伪军发动的“春季攻势”战役已经打响，敌人投入的兵员、武器弹药远远超过1951年“秋季攻势”的规模，而且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

　　李湘一面组织部署群众防疫，一面率干部深入前沿侦察地形，制订构筑工事的工程计划，日夜操劳，抱病工作，直累得身心俱疲，不久，他发起了高烧。

　　1980年4月，时任志愿军67军副军长兼199师师长、离休前为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回忆说，1952年7月初，美军在199师阵地前沿投放了十几个空壳弹，部队觉得很奇怪。他跟李湘军长通电话谈到此事，李军长便立即赶了过去。他们两个把阵地前的炸弹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也没看出啥名堂。两个人就坐在炸弹上讨论起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开始不想上报，担心情况不明、小题大做。最后还是认为这些炸弹可能隐含着重要的未知信息，最终决定如实报告志愿军总部。

　　李水清还回忆说，当时李湘脸上长了个小疖子，已经挤破了，回到军部第二天脸就肿了，没过几天就去世了。消息传来，李水清十分震惊，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李湘军长坐在炸弹上和他讨论问题的神情依然历历在目。

　　军长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也肿得非常厉害，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百般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

　　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

　　精神长留

　　李湘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运送李湘灵柩的专列回国途经安(丹)东、沈阳、锦州、秦皇岛、唐山、天津、北京等地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路祭。人们追思李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战一生的光辉业绩，缅怀李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鞠躬尽瘁的不朽精神！其场面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在石家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挥笔写下了：“我深以丧失了二十年的老战友、青年优秀将领——李湘同志而哀悼！”

　　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题词：“李湘同志是以其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死得其所，死有余荣！”

　　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题词：“李湘同志革命精神不死！”

　　华北军区参谋长、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主祭并致悼词。他对这位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最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优秀青年将领给予极高的评价：“李湘同志对党和上级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和每一个战斗命令，从来没有马虎过。他兢兢业业、非常细心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情况，下定决心，是最坚决执行命令的指挥员，最善于克服困难的指挥员，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他很年轻，正是为祖国为人民尽最大贡献的时候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供朝鲜人民永世凭吊。

　　1987年10月，李湘军长的夫人安淑静随中朝友好参观访问团访问朝鲜，朴成哲到代表团下榻的高丽饭店亲切会见代表团成员，他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安淑静同志的慰问之情，并说：“李湘同志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是伟大的；你用青春抚育着一双儿女，还要努力工作，了不起！”所到之处，英雄的妻子受到热烈的欢迎。朝鲜同志讲：“李湘军长为朝鲜人民牺牲了，你就是朝鲜儿女的阿妈妮！”

　　1988年5月，朝鲜对外文委副委员长、朝中友协副委员长吴文汉率领的朝中友协代表团，怀着脉脉深情，专程赴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拜谒了李湘军长的陵墓并敬献了鲜花；朝鲜客人还亲切看望了安淑静同志及其家人。

　　星转斗移，岁月悠悠。斯人已去，精神长留！李湘军长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英名一直被中朝两国人民所铭记，他短暂而非凡的一生也必定辉同日月、光照千秋！□(作者为志愿军原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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