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改革攻坚期

• 　　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在高位运转表示，中国经济属于高位稳定运行状态，高增长低通胀将持续一段时间。

利益博弈制约中国社会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阶层多元化，贫富差距问题开始显现，教育和医疗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房地产价格的爆涨更是将传统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迅速边缘化，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作为社会人口的主体被迅速边缘成为弱势群体。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利益分化社会，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如人所愿进入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社会，而是进入利益博弈社会。

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层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论点是中国政府力图改变利益博弈的社会状态，化解中国社会危局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国力开始强大的背景下，建设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成为可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胡温政府为顺应时代需要而提出的，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工作的核心，而以人为本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是缺乏公正规则的博弈，而目前进入关键性阶段，博弈成为强者的游戏，资本与权力的博弈，社会民众迅速边缘化，而利益博弈的焦点是如何将多数民众的利益作为各自博弈的筹码，如任其发展中国社会将面临极大的社会风险。

综观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公开化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中央政府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受到地方政府的执行制约，例如近期中央银行发布房地产业风险预警提示，而地产商、地产中介机构以及部分学者利用媒体大唱反调，告之民众地产价格依旧上涨。为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利益的博弈在将中国社会引入歧途，虽然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而能否化解社会风险将是中国最终能否赢得世纪机遇的关键。

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这种利益博弈现象，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平衡利益的博弈，政府作为利益博弈规则制定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和关键。政府必须创造一个有众多社会参与者的利益博弈，政府必须是利益博弈的裁判者而非参与者；而目前中国最大问题在于政府参与利益博弈，同时又是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定者。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政府在制定利益博弈规则的公平性正在消失。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各级政府担负着推动发展经济的角色，同时肩负社会公平体系的建设，而各级政府又往往和既得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在制定规则上不力，或是放弃规则的制定。

中国社会状态是政府提供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而人民接受政府监管，但利益集团的出现破坏社会公平，透支政府信用。目前中央政府的执政策略使得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改变现状的希望，利益集团通过抑制民主来制约社会民众共同分享利益，而以维护市场经济来干预政府的整治活动。各利益集团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阻力，如利益集团继续制定博弈规则，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政府必须超越社会利益，代表多数人民的利益，提供社会公平，制定公正的利益博弈规则。

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刻，胡温政府推行的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政策是维护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关键。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表达多数社会民众利益，利益博弈必须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基础上。改革至今天，中国社会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形成，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非常关键，过往的执政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今天推行以人为本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和平衡利益博弈的关键。

聚集中国新发展周期

经济持续高速运行，中国进入全面转型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正处于历史性变革期，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其中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崛起的关键环节。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出现过太多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些耗费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干扰了整个社会进步，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奠定了中国世纪性崛起的基础，而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风险开始显现，在伴随着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矛盾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这期间将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效整合的关键期，这个新发展周期的时间跨度大约是2008-2013年。这将是决定中国能否把握世纪性发展机遇的关键期，决定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时间期。我们认为目前的发展模式仅仅是奠定基础的发展模式，未来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模式能否真正意义的构建。

社会结构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目前中国发展模式下已经产生了两大对立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和无权无势的庞大弱势群体阶层，既得利益阶层是目前发展模式的

主导者和推动者，而弱势群体缺乏必要的利益主张，缺乏参与社会决策，目前既得利益阶层成为中国社会和体制改革的关键点。

而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利益的多元化，而社会利益的平衡成为决定性关键点，目前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是具有高瞻远瞩性的战略计划，这一构想的实现需要中国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主张多元化，思想意识多元化，只有这样中国政府在世纪性发展机遇面前制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计划才能够成为现实。在中国高速发展和历史性机遇面前，更多各阶层的利益主张代表能够在平等的平台上进行沟通交流。

新发展周期内，中国政府提出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异常关键，中国需要这样的各阶层利益和主张的交流平台，这样平台的建立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正是这种利益制衡机制的出现，才能保障中国政府制定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实现，保障政策的有效延续，保障中国社会和经济以螺旋式轨迹有序攀升，是中国突破目前发展模式瓶颈的关键。

转型中的中国

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经济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三，外汇储备高达五千亿美元，外资不断看好中国；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贫富悬殊，社会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农村贫困化，农民失去土地，腐败屡禁不绝，灾难事故频繁发生，所有这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深刻矛盾越发彰显出来。

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必须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并明确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核心理念，而如何将执政思想充分转化成为执政能力，成为化解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经济矛盾与国际矛盾的关键。

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但是不同收入者、不同行业之间以及沿海内陆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并已相当悬殊。中国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农村刚达到温饱线，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有5600万人。与此同时，中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是900万个，劳动力失业压力巨大。

据估计，城乡贫困人口等各类弱势群体的人口约占中国人口的14％左右。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将加剧社会的分化和冲突，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次如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化也是中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据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人均收入高出3倍，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只有约1.2亩，而中国农民在教育方面也受到政府明文规定的不公平教育制度的歧视。据农业问题专家测算，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尚有3亿4千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出路。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仍是农村问题，中国政府提出建设新农村计划，但是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行持续、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城市化与城镇化，鼓励中小城市向周围农村扩张，引导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这样多数农民可以逐步转变成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少数农民通过土地集中能够以现代化农场为单位进行集约化经营，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与产业化。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并且呈现下降趋势，为此中国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有计划大规模地建设农村小城镇，为农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并减少农民在国家人口中的比重。

近年来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及人力进行反腐败，但却屡禁不止，而且贪污腐败的金额日益增大。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产生制度性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

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群体均会利用改革的契机为己谋利，而这其中如何使得改革不会在实践中出现变异，关键在于如何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形成理性的监督机制。为此法制建设成为下阶段的重点，而保障法制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不被任一利益集团操纵，关键依旧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