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 进入深化攻坚阶段-新闻频道-和讯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 进入深化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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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也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收入差距拉大、内外双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1月12日，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的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钱颖一、张维迎等十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及下一步发展的动力作了深入探讨。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上指出，中国改革进入深化和攻坚的阶段，下一步需要处理好法治与人治、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四方面的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于“两头冒尖”的境地，中国经济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原来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改变，首先需要消除旧体制“四大遗产”的障碍。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叫全面完善法制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吴敬琏称。

　　改革进入深化和攻坚的阶段

　　成思危在总结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及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接下来需要处理好四个矛盾：

　　第一个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成思危指出，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离不开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

　　第二个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他认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都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

　　第三个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成思危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限价或者补贴等行政干预的方法都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要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应该通过鼓励竞争实现技术的进步，而不应该保护不合理的垄断。

　　第四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很多问题要仔细想一想，都是由于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追求GDP，当然政绩是一个方面，但是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成思危说。

　　“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吴敬琏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里的话“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形象地指出，我国正处于这种“两头冒尖”的境况。

　　他指出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一个是社会环境，其中最严重的，是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就是内外两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的表现就是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的失衡，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度的投资和消费不足，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而内外失衡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采取投资驱动的旧工业化的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内部失衡，出口导向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行得太慢又导致了外部失衡。内外失衡以至于宏观经济的表现就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

　　吴敬琏指出，要解决目前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的模式，但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障碍没有完全得到消除：

　　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的配置权力，这使得这些资源实际上并不是由市场配置的，而是由行政机关配置。

　　其次，各级政府仍把GDP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

　　其三，政府的财政状况，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收入主要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值税，支出则严重下移，尤其是向县级以下压卸责任。

　　最后一条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的程度很低。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了浪费资源、浪费投资。

　　吴敬琏认为30年改革开放有三方面不够理想：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法治建设太慢。为此，要消除旧体制遗留的障碍，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法治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健全法制，约束权力。

　　下一步改革的动力

　　30年前，面临　“不发展就会被开除球籍”的压力，中国的改革在曲折中一路推进。30年后，中国已经没有过去的压力，而新的压力来自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动力在哪里？

　　其一是危机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危机可以催生改革，危机感也可以催生改革；此外，历史的教训也会催生改革。“繁荣时期，如何改革？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仍然来自于竞争，特别是开放”。不要忘记现在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们来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发展中地区，不仅在争夺我们沿海的投资资源，相对来讲内地也会受到影响。

　　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认为现在应该居安思危，再等几年，“我不认为我们还有那么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

　　其二是继续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发现，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市场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外贸效应等改革开放因素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深化改革开放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增长活力。”他指出。

　　此外，经济学家陈志武提出，全球化导致的市场范围扩大、交易成本减小，以及金融证券技术对生产力在“长度”上延伸作用，也是重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