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的改革进入艰难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6 21:05:32
中国改革进入艰难期 分类：杂谈 文章提交者：朱海山 发表时间：2006-03-14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的改革进入艰难期
朱海山
大家都知道，所谓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然而怎么调、由谁来调？却并不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搞不清，不明确改革的推动力，改革就难以推进。也正是因为如此，最近几年我们年年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年年讲改革的突破年，可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倒退。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两个阶段，正在进行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农村的改革。应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的成效也很大。为什么在“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农村改革推进得如此之快，效果如此之好呢？在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帕雷托最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得益，只是得益的多少问题，有的人得益多，有的人得益少，但是没有人受害的，中国农村的改革正符合“帕雷托最优”原理。从被改革的对象农民来说，在改革以前他们只有束缚，没有保护，其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用以前的话说，除了自身以外，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因而他们改革的动力最足，也最主动，可以说是改革中最积极的力量。从改革的主持者政府来看，农民吃饭的问题，始终是缠绕他们的烦心事，改革了，农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的官做得也安稳了，且自己也没有什么失去，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因为农业状况的改变，政府可控资源更多，可寻租空间更大，可获利更多，因此全力推动改革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阶段是对企业的改革。这阶段的改革与农村相比，难度要大一些，效果也差一些。因为较之农民，工人阶级虽然也有束缚，但却同时有较多的保护。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工作，不仅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还有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各方面的福利。改革以后，虽然失去了一些束缚，但这些保护也失去了。对一个人（包括一个法人）来说，得到的再失去，也就是说把他的既得利益取消，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因此企业的改革要比农村难。好在对工人的保护并不多，权衡一下得与失，似乎得比失要大一些，因此总的来说，工人还是支持改革的。从主持改革的政府来看，对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要比农村小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企业的利润是政府的，企业的人事是政府管的，我管你，到你那里花点钱可以吧，安插一个人行吧。而这在农村不行，农村没有钱，还没见个哪个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安排去当农民的。改了以后变成私营的了，你就不那么听我了。因此政府里的部分同志对企业改革是有情绪的，但他们十分清楚，不改不行啊，国有企业改不好，放在那里只能烂掉，还不如改了，况且我是“如来佛”，你再怎么也跳不出我的掌心。
第三阶段就是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前两阶段的改革政府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和组织的，而且政府还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推动，农村也好，企业也好，政府叫你改你就得改。但他们都改好了之后，发现政府自身出了问题，政府效率不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不强，已经由原来改革的促进派，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因此政府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改革和革命一样，最难的就是自己改自己。总结国内外经验，最难的是革的命就是什么？是自己，一是革不下去，二是即使革下去也不彻底。政府现在权力行使得好好的，利益维护得好好的，你却要他自己放弃，这不是用刀子割自身的肉吗？因此，政府的每次改革，一改机构越多，一改人员越膨胀，权利下放一点，下放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收地更多，管得越紧。这就是政府改革都难以深入的原因所在。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在初始阶段可能实现“帕雷托最优”，但越深入，就越难以实现，所以所谓最优只是一种理想和偶然状态。如果试图不损害各方利益来深化和推动改革，是肯定做不到的。既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靠这部分的觉悟行不行，我看是不行的。因此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能不能取得成效，除了自身的需求外，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更主要的是靠外力推动，这种外力还必须是强有力的，必须是大权力对小权力，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能够推动政府改革的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一的。但由于我们党政的关联性，这种推动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说现在的改革进入了艰难期，要想使艰难期变成突破期，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政分开，使这个推动力真正置于政府之外。
中国的改革进入艰难期
朱海山
大家都知道，所谓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然而怎么调、由谁来调？却并不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搞不清，不明确改革的推动力，改革就难以推进。也正是因为如此，最近几年我们年年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年年讲改革的突破年，可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倒退。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两个阶段，正在进行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农村的改革。应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的成效也很大。为什么在“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农村改革推进得如此之快，效果如此之好呢？在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帕雷托最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得益，只是得益的多少问题，有的人得益多，有的人得益少，但是没有人受害的，中国农村的改革正符合“帕雷托最优”原理。从被改革的对象农民来说，在改革以前他们只有束缚，没有保护，其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用以前的话说，除了自身以外，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因而他们改革的动力最足，也最主动，可以说是改革中最积极的力量。从改革的主持者政府来看，农民吃饭的问题，始终是缠绕他们的烦心事，改革了，农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的官做得也安稳了，且自己也没有什么失去，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因为农业状况的改变，政府可控资源更多，可寻租空间更大，可获利更多，因此全力推动改革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阶段是对企业的改革。这阶段的改革与农村相比，难度要大一些，效果也差一些。因为较之农民，工人阶级虽然也有束缚，但却同时有较多的保护。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工作，不仅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还有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各方面的福利。改革以后，虽然失去了一些束缚，但这些保护也失去了。对一个人（包括一个法人）来说，得到的再失去，也就是说把他的既得利益取消，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因此企业的改革要比农村难。好在对工人的保护并不多，权衡一下得与失，似乎得比失要大一些，因此总的来说，工人还是支持改革的。从主持改革的政府来看，对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要比农村小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企业的利润是政府的，企业的人事是政府管的，我管你，到你那里花点钱可以吧，安插一个人行吧。而这在农村不行，农村没有钱，还没见个哪个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安排去当农民的。改了以后变成私营的了，你就不那么听我了。因此政府里的部分同志对企业改革是有情绪的，但他们十分清楚，不改不行啊，国有企业改不好，放在那里只能烂掉，还不如改了，况且我是“如来佛”，你再怎么也跳不出我的掌心。
第三阶段就是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前两阶段的改革政府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和组织的，而且政府还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推动，农村也好，企业也好，政府叫你改你就得改。但他们都改好了之后，发现政府自身出了问题，政府效率不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不强，已经由原来改革的促进派，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因此政府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改革和革命一样，最难的就是自己改自己。总结国内外经验，最难的是革的命就是什么？是自己，一是革不下去，二是即使革下去也不彻底。政府现在权力行使得好好的，利益维护得好好的，你却要他自己放弃，这不是用刀子割自身的肉吗？因此，政府的每次改革，一改机构越多，一改人员越膨胀，权利下放一点，下放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收地更多，管得越紧。这就是政府改革都难以深入的原因所在。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在初始阶段可能实现“帕雷托最优”，但越深入，就越难以实现，所以所谓最优只是一种理想和偶然状态。如果试图不损害各方利益来深化和推动改革，是肯定做不到的。既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靠这部分的觉悟行不行，我看是不行的。因此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能不能取得成效，除了自身的需求外，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更主要的是靠外力推动，这种外力还必须是强有力的，必须是大权力对小权力，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能够推动政府改革的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一的。但由于我们党政的关联性，这种推动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说现在的改革进入了艰难期，要想使艰难期变成突破期，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政分开，使这个推动力真正置于政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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