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

    ［摘要：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动荡和大崩溃。现在的改革机遇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国际金融风暴和西方新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实现，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必将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因而这也正是特别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形成相应的新的战略思维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准备简要地讨论其中的三种重大影响，这就是——

    一、中国已经痛失重要发展机遇，发展难度已经空前增大，今后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醒地看出，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它们通常已经不再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了，因而中国也就没有搭便车的机会了。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又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所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拉动我们这个庞然大物。

    回顾历史，如果建国初期采取同时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本来是有机会搭便车的，但这个机会却被毛泽东的“一边倒”给弄丢了。等到粉碎“四人帮”后再来搭便车，实际已经是病态的末班车了。原来以为这班车可以一直搭到现代化，所以才有所谓“发展战略机遇期”之说，没想到我们还没达到目的地，人家就已经到站了。现在我国突然站到了世界经济增长首要引擎的位置上，实际是我国错过了重要发展机遇期的严重后果，根本就不值得沾沾自喜和盲目乐观。

    环顾世界，既然我国已经没有便车可搭了，自然也就只能依靠自己了，因而我国的发展难度也就空前地增大了。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了这种难度，今后的感受还将更直接、更强烈、更深刻、更持久。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加强这种认识，而不再是以为当前的变局只是暂时的，危机过后仍将是艳阳高照，凯歌行进，一路顺风。

    但另一方面，这种严峻的形势也使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急剧地升温了。过去依靠搭便车就能蓬勃发展，所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被弱化了，这就导致了以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为核心的各种严重问题的出现（美国的超前消费带来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现在，我国既已没有便车可搭了，那就是我国已经被逼到了这一步，这就是我国今后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继续前进，否则，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质言之，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危机、大动荡和大崩溃。这表明，停止深化改革的风险实际也已空前地增大了，因而我国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动力也已随之空前强化了。

    二、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决定性地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心环节

     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和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了，因而我们对于发达国家拉动我国外需的基本期望值也应永久性地调低了。

     面对危机过后西方经济将会进入微弱补充性经济增长阶段的远景，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的反危机措施，而且更须成为我国长期实施的基本战略措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普通公民的消费需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因而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根本改革，我国才能建立起民主法治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扶持民营经济的各种制度、劳资合作制度、城乡一体化制度等等基本现代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国民收入逆向再分配、国富民穷、国企垄断和掠夺、国企压抑民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乡二元结构等等从根本上阻碍发展、抑制内需的重大制度性问题，因而也才能从根本上扩大我国普通公民的有购买力需求。

     由此，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就开始成为了我国深化改革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动力，党中央、党内健康力量、十几亿普通公民与少数腐败势力的决定性博弈就将由此展开，因而中国改革的形势也将由此发展到一个既有声有色、又前途未卜的新阶段。

    三、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中国改革现在仍然存在着成功、失败两种可能性，但改革成功的机会实际已经不多了。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急剧增强之时，同时也正是改革失败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之时。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危险已是改革彻底失败的危险，而不再是阶段性改革失败的危险。

    改革彻底失败的标志有二，一是由于腐败的蔓延和特殊利益集团统治地位的形成致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已经从根本上消失，二是作为这种现象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大部分公众已对于现政权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失去了基本信任和认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腐败现象的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的逐步形成、改革中梗阻问题的日趋严重、改革道路的日趋艰难、社会不满的日益加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严重流失、干群矛盾的日益深化、以至党群关系的疏离化趋势等等，均已证明中国改革已经到了越来越有可能被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所取代的危险时刻。从当时的形势发展趋势估计，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遏制和扭转这种恶化趋势的话，再有十年左右时间，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就将无可挽回了，因而深化改革就将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了，而大动乱、大变局的出现也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的动力增强了，但改革提前失败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现在的“救市”实际几乎已经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后机会了。

    由于“救市”非常仰赖公共财政的力量，而建设公共财政制度又正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核心，所以我们确有可能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使这种关键性的改革开始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进而使整个改革重新开始走上成功之路。

    由于西方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革命，所以那些以非改革性的反危机措施度过“暂时的危机”、躲过深化改革的压力的想法，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现在的最大危险也正是在于，在历史惯性和某些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假定西方市场将会重现繁荣为前提，以平稳熬过当前危机为主旨，以短期行为为主体。以投资拉动为主、以消费拉动为辅。以非制度性救市为主，以制度性救市为辅。

    不仅如此，由于巨额资金主要是投向国企，国企又不将其巨额利润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旧体制更加强化的道路。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所以伴随巨额投资的尤有可能是新的大面积腐败，因而它又是致使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继续大幅下滑的离心之路。

    特别是，投资必须以消费为出口，否则就在制造经济浪费和经济危机。过去投资因有繁荣的国际市场这个首要的大出口，所以才以成为了较之内需更重要的拉动力，但在西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这种现象已经不可能再现了，这就使现在的巨额投资因为没有相应的消费出口而将在几年后酿成非常严重的内源性经济危机。

    尤其危险的是，这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与潜在的政治危机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深刻、尖锐的重大政治危机。到那时，即使暂时稳住了局势，人心的普遍流失也已难以根本挽回，因而中国的未来也就只能是一场新的大灾难。

    这就表明，中国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在的改革机遇已经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现在的奋斗就是决定改革命运的生死之战。决定改革成败的主战场就在“救市”。只有把片面的投资救市转变为改革救市才能救市，只有改革救市才能救改革，只有拯救了改革才能救中国。现在的挑战已经就是历史性的挑战，现在的抉择已经就是历史性的抉选，现在的责任已经就是历史性的责任了！

    当然，作为救市初期的应急措施，首先依靠投资拉动，这在短期内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的速度至少也得慢半拍，但若将其理解和演变成了反危机的根本战略措施，那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和“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的指导方针，抓紧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尽早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根本转变。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文章原标题为：《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危险期》。原载清华《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1期。这里发表的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