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政治与战略两个维度的纪念

国庆节：政治与战略两个维度的纪念 （一）

2010-10-01 17: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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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献花仪式。记得在一年前国庆节的博客里，在国庆盛大阅兵的喜庆氛围里，我曾经写过，希望这个从前年开始的国家仪式能够保留下去；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年九月三日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国领导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隆重仪式，我更欣慰于今天这个仪式。因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五十几年后，它终于承担起了它的“国家责任”，而这种责任是它这么多年来应当承担而没能承担起来的。这曾是国家层面的疏失。

九月里牵动中国人外交和主权神经的事件是钓鱼岛撞船事件，这个事件至今仍远未结束。而就在九月份，在被这一事件激动的一个月里，我还读了两本不算太新的书，一本与这一事件有些关联，戴旭的《海图腾》；另一本，是杨奎松教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似乎与钓鱼岛事件本身关系不大。这两本书让我从政治与历史两个维度发散开来一些思考，包括钓鱼岛事件。今天恰逢国庆节，写些感受，以此为纪念吧。

《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诚如其副标题“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通篇主题谈的是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而这里的国际二字，是有两层含义的，一层自然指的是国际社会，二层指的则是当时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指导者共产国际，本书对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中国革命的起起伏伏直至最后胜利，始终不能轻忽苏联一手主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干涉和影响这一外在因素。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便是一部分中国思想先进（或曰“激进”）的曾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力激荡的结果。但这样一个当时缺乏阶级基础，并不让人看好的秘密小党，后来在它成立二十八年后却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构建了中国社会。仔细思考这个过程，我以为，中共从弱小转变为强大的一个关节点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当一味沉溺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一味强调“苏联祖国”的利益而轻忽中国的民族利益（如毛泽东讥讽王明所言，他“替别人想得太多而替自己想的太少”）时，中国革命就在大革命后的“白色恐怖”中脱离实际，远离现实。而中国革命一旦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圭臬，把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顺序理顺，中国革命才如后来“无往而不胜”。周恩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曾被外国记者询及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他曾经毫不隐讳地说，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能够壮大自己，赢得民心；那时的延安才能具备“圣地”的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一个关键词。“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毛泽东，如邓小平所言，中共可能仍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没有共产主义教条在中国的落地，则也不会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把这个经验推展到建国后的历史，更可以看出历史的真实与无情。毛泽东晚年固执而豪迈地走向了真理的反面，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无奈。

国际共运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最高潮，到1991年底苏联的黯然解体，究其原因，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但，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它是值得反思与总结的。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对传统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一次反动，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绝不仅仅是“中国化”的理念，更是对真理本源的一种复归。

胡锦涛总书记上月在纪念深圳特区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改革道路的正确性。温家宝总理8月考察深圳时，对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重要讲话。上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温总理亦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最近看《炎黄春秋》所载朱厚泽文章，以及当年胡耀邦振聋发聩的话，“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胡耀邦是中国改革的发起者与推动者，作为他的后辈，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以及我们这样的更年轻的普通人，都应该继承他和他的同道的衣钵。

马克思曾经说过，“怀疑一切”。这句话或许让人感觉颇多歧义，甚至会有人怀疑怎么会是马老人家说的。但追求真理没有禁区，也没有永恒的真理。所以，一般地，这些年理论界颇有争议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我有涉猎，“乌有之乡”网站上的东西我也会偶尔去看。所以，我对近来一些报刊对政治体制改革等观点的对撞很感欣慰。

这种民主的空气是改革带来的成果。

（待续）

国庆节：政治与战略两个维度的纪念 （二）

2010-10-03 16: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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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日）

如果说，杨奎松教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如他其他的书让人掩卷而思，带给人政治与历史面向的思考的话，戴旭的书，一如他的其它文章与演讲，则历来给人带来一种危机感，一种让人坐不住的感觉。《海图腾》中，戴旭将航空母舰的地位作为一种神祗来崇拜，一如我听他的报告时，有些夸张的感觉，但他的书中更让我震撼的，也是戴旭平日文章、讲话最能打动我的，却是他对海洋战略、海权的理解，对中国国际大环境那种战略上的把握。

中国人自古是依赖大陆的民族，对海洋充满恐惧，更充满不屑与轻蔑。如果说，古时中国“天朝大国”的地位使自己有可能忽视海洋，如果说，近代国家的存亡使自己无暇顾及海洋（虽然最初的列强是从海上打来的），那么，近代到现代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却因为自己在海洋战略上的把握缺失，而造成三次判断失误，使中国错失了对海权的把握。这是让人真正扼腕痛惜的。

第一次，是二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两次拒绝罗斯福的提议，不敢接受琉球群岛。据说蒋后来也曾后悔不已还文过饰非，但在日本人溃败的前夕，身为国家元首，蒋主席却不能抓住机会，扩展自己的海权（何况琉球本来就是中国的），痛失了中国发展的一次机会。

第二次，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忙着在大陆上将蒋家王朝赶下海，忙着从世界战略上对苏美的纵横捭阖，忙着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忽略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神圣海疆的步步侵蚀，以致中国的海上疆域至今有一半不在中国手中，纵使毛泽东天纵英明，战略手笔非凡，但一个大陆意识浓厚的传统型领袖，在海权的观念上仍是先天不足。

第三次，不能不说“第二代领导核心”1978年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那番历来被誉为“四两拨千斤”的讲话。他说，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会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解决的方法。坦率地讲，在上月中日钓鱼岛纷争的那些日子里，回想老先生的这番话，真让我芒刺在背。由于中国这种不明确的态度，原来中日承认“有争议”的钓岛问题，冷战结束后，日本人转而不承认它的“争议性”了。比较起来，还是有海权意识的日本人比中国更聪明些。现在看看中国当年的表态，不啻是一种讽刺。

中国1979年在“联美制苏”的背景下教训了越南，1980年代，中国开始在军费上自我约束。十年的忍耐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是一回事，但中国军队，尤其是是中国海军错失了一次发展机遇则是另一回事。

当然，1974年和1988年中国各打过两次海战，两次都是针对越南人。这两次海战也是中国海军60年仅有的两次外战、实战，维护了中国的海疆。但这两次海战，却仍需放在国际大背景下去看。前一次，打的是美帝庇佑下的南越集团，而后一次是越南小霸。如果说，没有了那样两次国际背景，中国还会开战么？也许那时就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了吧。

今年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波涛汹涌、颇不平静，201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在海权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不说中国海军的软硬实力，回首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这种姿态本身是何等的了不起啊！以钓鱼岛事件为转折，2010年理应成为中国的“海权元年”。

海权意识与观念是纲，航空母舰什么的，只是目，纲举目张，中国的海权维护，才有希望。

看《海图腾》，听戴旭说“蓝水”，说当年殖民者的“文明”征服，我总想到1988年的一个电视片——《河殇》。那部片子通篇论证的“蓝色文明”对“黄色文明”的天然优势，以今天改革深入至一个相当层次的境界来看，说实在的，当年的论证失之于浅陋了。但，1988年的中国，是一个学术空气怎样自由的时代呀。我总会回忆起《河殇》，回忆起那个时代。

那部片子放映后第二年，它的创作团队的主要成员就纷纷远走天涯，只剩了一个叫王鲁湘的北京师范大学老师。现在，他在凤凰台依然做着传道授业的工作。

政治历史，与海洋战略，两个维度，因为22年前的这部片子交汇了。以此，作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1岁华诞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