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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描绘及成因分析
作者：何梅琴
在描绘人情世态时，司马迁还大胆地把笔触伸向了统治阶级最高层。《魏其武安侯列传》通过对窦婴升沉遭遇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世态炎凉，并进而揭露了上层统治者之间及宫廷内部的矛盾斗争。窦婴被封魏其侯后，“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被罢官后，武安侯田蚡由于王太后的关系，“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窦婴的靠山窦太后去世，窦婴因此“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天下士、郡国诸侯益附武安”。丞相田蚡娶燕王女，列侯、宗室皆往贺。田蚡起来敬酒时，“坐皆避席伏”，而窦婴敬酒时，“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世人就是如此趋炎附势，一个人是否当权，会对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再看田蚡对窦婴态度的变化，他尚未发迹时，百般亲近显赫的大将军魏其：“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而当窦婴失势，他自己做了丞相以后，又是另一副面孔。他先是戏许灌夫拜访窦婴，实际上“殊无意往”。既而又派门客籍福索要窦婴城南之田。窦婴不肯，灌夫打抱不平，田蚡由此与两人结怨，并最终害死这两个人。司马迁以实录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封建社会同僚关系的真相，使我们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如何滋养着病态的权力欲望和畸形的人际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历史上或现实中的世态炎凉、朝秦暮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他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③司马迁以晋里克杀奚齐、悼子而迎立惠公夷吾，与郑甫瑕杀郑子婴及其二子而纳厉公突相提并论，二人之被赐死，作者认为是“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的必然结局。在尔虞我诈，以市道交的社会中，抱信守节往往无济于事。荀息信守诺言，却至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即是明证。这是作者在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悟出的生活真谛。《汲郑列传》正文对汲黯、郑庄当时的遭遇炎凉一笔带过，在论赞中司马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了：“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癐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④有势则往无势则去，世风浇薄，一至于斯！司马迁是个极真诚的人，也是一个有着火热心肠的人，他渴望那种建立在侠风义骨基础上的真正交情，对于以利相交、利尽则去的势利世风，他怎能不悲叹。主父偃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成为天子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司马迁对主父偃的遭遇深表同情，对随风转舵的“诸公”极为愤慨，对墙倒众人推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⑤
二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对人性之恶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司马迁以其深刻的眼光，以其敢于正视人间所有罪恶的勇气，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令人震悚的人生实相。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由悲愤而至于认可，实在表现了司马迁一种无言的痛苦，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深刻体认。为了对抗这种人性恶的世界，司马迁更展示了人性中值得骄傲的优秀品质。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深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对士卒以情换心。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他们不为权势所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超越现实功利的节义之士。
《管晏列传》热情赞颂了管鲍之交，精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至足动人的友情，歌颂了一种理解朋友、信任朋友、为朋友不惜贡献一切的深厚情谊。鲍叔牙自幼同管仲交往，深知管仲有才能。当管仲被囚禁时，是鲍叔牙出面说情，解救管仲。齐桓公本想任鲍叔为相，可鲍叔却将管仲举荐给齐桓公，并“以身下之”。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鲍叔以最大的体谅来对待处于逆境之中的朋友，以其识贤荐贤的高尚品质取胜。可以这样说，没有鲍叔这位知己，管仲早已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权斗争的牺牲品，更不可能建立功名大业。鲍叔牙甘居人下的让贤精神，与李斯、庞涓之类“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险恶用心相比，何止天壤之别。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出自肺腑的心声，是对人间友情的最高礼赞。司马迁将《管晏列传》列于《伯夷列传》之后而成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正显示了司马迁的无限用意。如果说《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是为了弘扬一种最高的节义，那么《管晏列传》则展示了一种珍贵的友道。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说：“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以贵贱患难而有间，斯足千古。故于《管传》，即在仲口中，备言鲍子知我之感，慷慨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贤，则受知者之贤自见。”李氏所言，深得司马迁的微诣宏义。司马迁推崇这种知己之交，他认为知己之交应该超越一切世俗名利观念，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以最宽阔的胸怀来体谅对方，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对方，使两颗心灵在同一个频率上跳动。他认为知己之交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创造条件，让朋友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司马迁内心的呼唤，他对知己真情的渴望，又包含着他的痛苦的人生体验。
《季布栾布列传》载：栾布早年与彭越是朋友，汉初时作燕王藏荼的将军。燕王反汉失败，栾布被汉所虏。彭越听说后，用钱赎出栾布，又向刘邦求情，让栾布到梁国当大夫。后来彭越被刘邦、吕后强加罪名杀害，彭越的人头已被高挂在洛阳的街头示众，并有诏令曰：“有敢收尸者，辄捕之。”当时栾布正为彭越出使齐国，栾布回来后，“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栾布有感于彭越的知遇之恩和早年的贫贱之交，虽然明知这种举动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依然义无反顾，我行我素，不为朝廷的淫威所屈服。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人世间的这份真情显得十分珍贵，司马迁热情歌颂了栾布与彭越之间的真诚友谊。
《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热烈歌颂了轻生仗义、急人所难的游侠精神：“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足多者焉。”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郭解“以躯借交报仇”，“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锐身救人，排难解纷，甚至不惜牺牲自我。司马迁通过对游侠“为死不顾世”的颂扬，有力地抨击了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因为现实政治太黑暗，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忠奸不分，是非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尔虞我诈，落井下石，面对这个在功利社会中反功利的伟大人格，深知世态炎凉的司马迁怎不倾心歌唱呢？
《史记》反映人情世态的作品达十二篇之多，说明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深切关注。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迁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呢？
首先，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司马迁生活在我国封建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发展，潜伏的危机已经显现的时代。汉武帝外事四夷，发动战争，“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困难，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旨在搜刮、掠夺的政策，诸如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朝令夕改，弄得民不聊生。武帝晚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汉武帝表面上尊儒，实际上实行的是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完全压制、扼杀了西汉初期那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文化局面。社会风气为之大变：过去君臣间的比较平等、能够推心置腹的关系不见了，变成了唯唯诺诺、噤若寒蝉的以皇上为中心的绝对服从；社会上过去那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反抗邪恶、打抱不平的风气不见了，变成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甚至趋炎附势、奉迎拍马、落井下石。司马迁生活在这个由盛到衰、由强到弱、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的现实，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扭曲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的现实。这是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能如此深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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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
作者：何梅琴
在描绘人情世态时，司马迁还大胆地把笔触伸向了统治阶级最高层。《魏其武安侯列传》通过对窦婴升沉遭遇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世态炎凉，并进而揭露了上层统治者之间及宫廷内部的矛盾斗争。窦婴被封魏其侯后，“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被罢官后，武安侯田蚡由于王太后的关系，“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窦婴的靠山窦太后去世，窦婴因此“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天下士、郡国诸侯益附武安”。丞相田蚡娶燕王女，列侯、宗室皆往贺。田蚡起来敬酒时，“坐皆避席伏”，而窦婴敬酒时，“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世人就是如此趋炎附势，一个人是否当权，会对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再看田蚡对窦婴态度的变化，他尚未发迹时，百般亲近显赫的大将军魏其：“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而当窦婴失势，他自己做了丞相以后，又是另一副面孔。他先是戏许灌夫拜访窦婴，实际上“殊无意往”。既而又派门客籍福索要窦婴城南之田。窦婴不肯，灌夫打抱不平，田蚡由此与两人结怨，并最终害死这两个人。司马迁以实录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封建社会同僚关系的真相，使我们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如何滋养着病态的权力欲望和畸形的人际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历史上或现实中的世态炎凉、朝秦暮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他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③司马迁以晋里克杀奚齐、悼子而迎立惠公夷吾，与郑甫瑕杀郑子婴及其二子而纳厉公突相提并论，二人之被赐死，作者认为是“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的必然结局。在尔虞我诈，以市道交的社会中，抱信守节往往无济于事。荀息信守诺言，却至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即是明证。这是作者在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悟出的生活真谛。《汲郑列传》正文对汲黯、郑庄当时的遭遇炎凉一笔带过，在论赞中司马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了：“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癐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④有势则往无势则去，世风浇薄，一至于斯！司马迁是个极真诚的人，也是一个有着火热心肠的人，他渴望那种建立在侠风义骨基础上的真正交情，对于以利相交、利尽则去的势利世风，他怎能不悲叹。主父偃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成为天子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司马迁对主父偃的遭遇深表同情，对随风转舵的“诸公”极为愤慨，对墙倒众人推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⑤
二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对人性之恶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司马迁以其深刻的眼光，以其敢于正视人间所有罪恶的勇气，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令人震悚的人生实相。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由悲愤而至于认可，实在表现了司马迁一种无言的痛苦，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深刻体认。为了对抗这种人性恶的世界，司马迁更展示了人性中值得骄傲的优秀品质。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深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对士卒以情换心。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他们不为权势所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超越现实功利的节义之士。
《管晏列传》热情赞颂了管鲍之交，精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至足动人的友情，歌颂了一种理解朋友、信任朋友、为朋友不惜贡献一切的深厚情谊。鲍叔牙自幼同管仲交往，深知管仲有才能。当管仲被囚禁时，是鲍叔牙出面说情，解救管仲。齐桓公本想任鲍叔为相，可鲍叔却将管仲举荐给齐桓公，并“以身下之”。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鲍叔以最大的体谅来对待处于逆境之中的朋友，以其识贤荐贤的高尚品质取胜。可以这样说，没有鲍叔这位知己，管仲早已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权斗争的牺牲品，更不可能建立功名大业。鲍叔牙甘居人下的让贤精神，与李斯、庞涓之类“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险恶用心相比，何止天壤之别。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出自肺腑的心声，是对人间友情的最高礼赞。司马迁将《管晏列传》列于《伯夷列传》之后而成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正显示了司马迁的无限用意。如果说《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是为了弘扬一种最高的节义，那么《管晏列传》则展示了一种珍贵的友道。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说：“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以贵贱患难而有间，斯足千古。故于《管传》，即在仲口中，备言鲍子知我之感，慷慨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贤，则受知者之贤自见。”李氏所言，深得司马迁的微诣宏义。司马迁推崇这种知己之交，他认为知己之交应该超越一切世俗名利观念，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以最宽阔的胸怀来体谅对方，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对方，使两颗心灵在同一个频率上跳动。他认为知己之交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创造条件，让朋友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司马迁内心的呼唤，他对知己真情的渴望，又包含着他的痛苦的人生体验。
《季布栾布列传》载：栾布早年与彭越是朋友，汉初时作燕王藏荼的将军。燕王反汉失败，栾布被汉所虏。彭越听说后，用钱赎出栾布，又向刘邦求情，让栾布到梁国当大夫。后来彭越被刘邦、吕后强加罪名杀害，彭越的人头已被高挂在洛阳的街头示众，并有诏令曰：“有敢收尸者，辄捕之。”当时栾布正为彭越出使齐国，栾布回来后，“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栾布有感于彭越的知遇之恩和早年的贫贱之交，虽然明知这种举动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依然义无反顾，我行我素，不为朝廷的淫威所屈服。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人世间的这份真情显得十分珍贵，司马迁热情歌颂了栾布与彭越之间的真诚友谊。
《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热烈歌颂了轻生仗义、急人所难的游侠精神：“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足多者焉。”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郭解“以躯借交报仇”，“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锐身救人，排难解纷，甚至不惜牺牲自我。司马迁通过对游侠“为死不顾世”的颂扬，有力地抨击了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因为现实政治太黑暗，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忠奸不分，是非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尔虞我诈，落井下石，面对这个在功利社会中反功利的伟大人格，深知世态炎凉的司马迁怎不倾心歌唱呢？
《史记》反映人情世态的作品达十二篇之多，说明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深切关注。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迁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呢？
首先，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司马迁生活在我国封建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发展，潜伏的危机已经显现的时代。汉武帝外事四夷，发动战争，“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困难，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旨在搜刮、掠夺的政策，诸如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朝令夕改，弄得民不聊生。武帝晚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汉武帝表面上尊儒，实际上实行的是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完全压制、扼杀了西汉初期那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文化局面。社会风气为之大变：过去君臣间的比较平等、能够推心置腹的关系不见了，变成了唯唯诺诺、噤若寒蝉的以皇上为中心的绝对服从；社会上过去那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反抗邪恶、打抱不平的风气不见了，变成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甚至趋炎附势、奉迎拍马、落井下石。司马迁生活在这个由盛到衰、由强到弱、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的现实，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扭曲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的现实。这是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能如此深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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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