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中国政府被美国军火禁运两年

        1946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火禁运。
        1947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的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而刚好这也是国军停止不断胜利的时候，可以看出储存半年的美式军火用完后对国军的极大影响，这也是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而我们却对这段历史一片空白。
        二战后欧美国家政府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中国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一场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拉开帷幕。
        1946年，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从7月29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禁运开始生效了。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武器。美国武器禁运的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由于美英在当时条件下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政府出售武器。
        中国当时交战双方的情况很清楚，国民政府购买使用美国的武器，***获得苏联大力援助的武器，美国的决议实际上只捆住了国民政府的手脚，掐住了国民政府的脖子。国民政府既失去外援，又无法继续购买武器，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而***却有苏联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这成为中华民国战败的的最重要因素。
       《追根朔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中，资中筠认为，从1946年8月起，美国政府开始暂停向国民政府运送某些军事物资。在《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中，陶文钊也认为，美国是从8月起对国民政府实行禁运的。在最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中，张宪文指出，军火禁运是在马歇尔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总统于7月29日宣布的。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中，邹谠则认为，禁令是由马歇尔颁布，自1946年7月29日开始生效的。【注尾】
        7月23日，中国政府驻华盛顿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准许证，运送从美国商业公司和战争资产管理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这批军火是抗战时期美国专门为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据《租借法》购买了这批军火。在国务院的马歇尔助手卡特上校当时已得知他的禁运意向，遂询问马歇尔这批物资是否正常供应。
        马歇尔告诉卡特，他并不反对禁运，“只要禁运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将对一切尚未运出的物资实行禁运，不论这些物资是否已经付款。”【注释】General Marshall toColonel Marshall S. Carter, July 26, 1946, FRUS, 1946, Vol.10,p.755.【注尾】 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注释】John E. Jessup: A Chronologyof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1945-1985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Press 1989), p.14；王成勉：《马歇尔使华调停日志》，第120页。【注尾】
        8月，当中国物资公司再度提出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事宜时，国务院当即明确拒绝发放这批弹药的出口许可证。【注释】《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21页；The Chief of the Munitions Division (Cummins)to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Supply Commission (Wang), Aug. 23, FRUS,1946, Vol.10, p.757.【注尾】 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
        得知禁运消息后，俞大维便向马歇尔抱怨，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我们的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蒋介石得知该消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注释】《蒋主席日记（1946年8月18日）》，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三）》，第212页。
        禁运不会马上获致效果，但半年后就会有明显影响。因为像禁运这样的事件，其后果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显现，而存在一个半年的滞后期。禁运实施前，国民政府已储备了一定的的美援军火库存，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军事进攻。在这段时间内，自然很难体现出禁运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弄清楚禁运带来的真实影响，需要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国军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国军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注释】即冲锋枪。【注尾】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手枪是473％，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枪弹是202％，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
        即使用抗战时期军火消耗的最高年份与1947年相比较，这个数字依然非常惊人。1947年的步枪消耗是抗战时期最高年份的267％，手机枪是110％，轻机枪是177％，重机枪是211％，手枪是2244％，迫击炮是101％，山、野、榴弹炮是118％，枪掷弹筒是157％，枪弹是114％，迫炮弹是23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81%。如此巨大的军火消耗可以判定，国军进行内战的规模远大于此前抗战的规模。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军军火库存量急剧减少，美式军火的告罄意味着军队不得不依靠自产军火维持今后的军事行动。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以补充前线所需。1947年步枪生产量是抗战时期平均年份的436%，手机枪是694％，轻机枪是393％，重机枪是296％，手枪是2469％，迫击炮是370％，山、野、榴弹炮是165％，枪掷弹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枪弹是177％，迫炮弹是434％，步、山、野，榴炮弹是16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79％，战防枪弹是186％，火箭弹是212％。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大为增加，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其巨大的消耗。
        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797 750发，而消耗达35 903 400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 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注释】《1947年度械弹补充损耗数与抗战各年度平均补充损耗数比较表（1948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兵工署档案，全宗号七七四，案卷号369。【注尾】例如，1947年2月27日，联勤司令部兵工署外勤司致电西安第七补给区，要求补给中正式步枪3000枝。但“以往屯存第七补给区之中正式步枪，均已支配无余”。1947年4月4日，南京外勤司转给兵工署军械司的特急电报中称，补发给206师的步枪因库无存品而未能拨发到位。【注释】《弹药供应情况说明（1947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兵工署档案，全宗号七七四，案卷号1162。【注尾】
        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要求它们采取同步的行动，这一请求得到了它们的赞同。自1946年8月，英国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军火，随后还进一步将禁运的范围扩大到飞机零件以及相关资料等方面。【注释】The Ambassador in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 20; The Department of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 FRUS, 1946, Vol.10, pp.764, 785.【注尾】这些国家与美国的配合行动，杜绝了中国自其他途径补充军火的可能性，强化了禁运的效果。
        对于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有所察觉。1947年3月21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且武器、运输车辆和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均已为国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难及。
        到达东北后，魏德迈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其军长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注释】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59~60页。【注尾】对于械弹的短缺程度及其影响之深，连魏德迈都始料未及。
        与军火禁运令所带来的迟滞效果相同，在禁令取消后，军火禁运同样带来了后续军火的供应紧张。1947年3月份开始凸显的军火匮乏，不仅造成了军火库的亏空，而且透支了应有的军火库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1947年以后国军军火供应的持续紧张。另据魏德迈报告，纽约怀特工程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战争期间住在苏北，他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军队撤退，皆因弹药不继。【注释】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程之行译），台北·华南书局，1959年版，第343页。【注尾】 
        就军火供应问题，俞大维特地与吉伦会谈，俞大维向吉伦表示，“由于美式军火的短缺，美式装备师很快就将失去战斗力”，并委婉地指出美方对国民政府由于禁运造成的战争失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注释】The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31, 1947,FRUS, 1947, Vol.7, p.812；Memorandum by Brigadier General T. S.Timberman, U.S. Army Representation in the Embassy Executive Office, tothe Minister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Butterworth), April 22,1947, FRUS, 1947, Vol.7, pp.821~822；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8, 1947, FRUS, 1947, Vol.7,p.824.【注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