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的科学家们有加班费吗？ //双节“加班费”隐喻的权利之殇

长假前，北京市劳动部门发布消息，提醒不能用倒休冲抵加班费；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加班费争议的举证责任。但仍有很多人表示对领到加班费不抱希望。一些企业想出各种办法规避支付加班工资，用倒休、购物卡等冲抵加班费的现象屡见不鲜。（据《人民日报》）
每到国家法定假日前，加班费的事就会拿出来说一说。政府部门大多声色俱厉，以法律为说辞，要求企业支付加班费，可每次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有媒体调查，国庆期间，近九成被调查者称没有加班费，七成人欲消极怠工。
加班往往是老板乃至部门主管一句话的事儿，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工作任务必须完成，这班加不加？员工们想拿到证据再去上告，难上加难。光表态，不治理，光重申，不动手，光粗放要求发加班费，没有具体细则。仅凭现在的法规制度，想保证劳动者加班获取法定报酬，是不可能的——别说不让倒休、购物卡冲抵，能拿倒休、购物卡冲抵的老板，都算仁义的。
如何让高高在上的法规落到实处？建立完善工会组织、给老板们普及法律知识，都是必要的。但这些慢工出细活，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靠这些得到加班费，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过渡。要想立竿见影，首先还得完善制度，政府部门要更有作为。
头一条，不要笼统地把所有用人单位归拢包堆，一概而论。餐饮娱乐、旅游交通、商店媒体等，越到过节越得上班，劳动部门得把它们算到特殊行业里，特殊对待。别一味强调加班费，而是要求这些单位给一定的补贴。择出一大块来，另一部分就好办了。
其次，依法支付加班费，一定要写到劳动合同里。虽然不一定有多好的实效，但毕竟是对那些拖拖拉拉效率低下的公司的警示。一旦被要求加班，员工们可以拿着合同说事。白纸黑字，讲理更容易些。
当然，减轻企业乃至中小企业的负担，也是必要的。一些企业本身资金就困难，好不容易接到订单，再让它拿加班费，它乐意吗？这方面可以制定些优惠政策，例如加班费给得好、给得及时，就可以给些减免税的待遇，让老板也有给加班费的积极性。
还有，加班费不要节假日才提。平时的周末，或者明显的工作时间以外，劳动部门和工商部门的公务员们，可以时不常地加个班，对写字楼、工厂进行些抽查。总被要求无偿加班的，就要当场取证，之后依此予以处罚。
我们习惯于用 “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来描述劳动者对工作的负责。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多宣传一些依法支付加班费的典型。假期里发射嫦娥二号，科学家们在节假日工作、放弃休息的精神值得肯定，嫦娥飞天也成就了全体中国人的荣耀，相信有关部门肯定会给科学家们精神与物质上的激励。只不过，对于这个角度，媒体们是不是也可以关注并报道一下呢？本报评论员程赤兵


节假日期间，“加班费”问题成为热议话题，其中不少人表示加班费不能如愿拿到。媒体调查显示,超过一半人表示两节加了班，但其中有87%的网友表示没有加班费。对于“如果没有领到加班费，会怎么办？”有70%的人表示会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反抗，6%的人会去单位协商或者向有关方面反映。此外，还有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选择辞职。（10月3日《新京报》）
从调查看，困扰整个社会的“加班费”发放还是难尽如人意。职工双节“加班费”难以兑现，损害的是职工双重的权利———休息权和收益权；不仅如此，也亵渎了法治，使公共治理的诚信度大大降低。“加班费”难以落实不是小问题，而是凸显公民社会的短板———法治旁落、公权乏力、资本强势及权利之殇。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秋节前，最高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用人单位隐匿加班证据应该担责。遗憾的是，对于没有领到“加班费”的人们来说，只有6%的人会去单位协商或向有关方面反映。可见，对于权利的折损，积极维权的比例很少，大部分采取的是逆来顺受或消极抵抗的方式。公民不愿依法依制维权，不能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鲜少拿起法律武器护佑自己私权，则是法治社会的尴尬。
不过，如此境遇却不能归咎于公众个体，没有哪个人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关键在于现实的市场环境阻滞了职工的维权愿景，即人们并非不愿依法维权而是不敢维权。一方面，劳动者的权利虽然规定得相当具体，但依然是抽象的纸上之善，要让劳动者的权利变成现实实惠，一要靠企业的执行，二要靠监管者的跟上，三要靠依法维权的成本较为低廉。事实是，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企业逐利的欲望炽烈，资本注重利润而不是劳动者的权益。此外，公共治理的全过程监管还不到位，劳动者的权利难以保全。因此，虽然法治和公权规制了公平的制度和维权框架，但是由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对等，法定的权利因为维权成本的高企而实际上空置。因此，在法治、权力、资本、权利的四方关系中，劳动者的权利实质上是被异化的。
另一方面，劳动者逆来顺受地接受权利的打折却能换来生活的相对安定。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不景气依然笼罩着中国，据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日前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每年倒闭的国有企业将近5000家，其中也包括中央企业。另据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一职难求成为中国社会的难题。在此职场困局下，企业和劳动者的博弈是前者占有强势地位，甭说休假权和工资补偿权利，即便是正常的工资收入和“五金”缴纳，企业也是尽可能地缩水。为了饭碗，劳动者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此外，通胀的压力，市场的失衡，企业经营的困难，已经成为企业的宣传手段，并以此作为减少职工权利的借口。
双节“加班费”导致的权利之殇，救赎之道不能靠空洞的法规条文，更不能指望资本的良心发现，而要靠有力的公共政策执行去激活法治效力，纠偏失衡的劳资关系，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等。同时，要降低维权成本，使劳动者敢于维权。□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