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崇尚节俭　甘愿过正常人生活

　　1995年6月2日，是傅作义先生百年诞辰。此前，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建议举行一次有一定规模的纪念座谈会，以怀念傅先生在抗日战争和和平解放北平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并建议请李瑞环同志出席、讲话，请王兆国同志主持，邀请傅先生的亲友和部下参加。5月9日下午，我们请傅先生夫人刘芸生来统战部商洽纪念活动的相关细节。

　　刘大姐是全国人大代表，虽出身大家闺秀，却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在筹备纪念傅将军九十诞辰活动时，我曾多次与她接触；后来，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傅作义生平》中，有对刘大姐不恭的词句。我又参加了对这件事的处理。以后还有几次接触拜访。这样我与刘大姐也算有过交往，彼此不很生疏。因此，与她商谈傅先生纪念活动，就没有请部领导出面，由我和一位处长与她面谈。那天，八十多岁的老人准时到部里，她步履轻盈，精神健朗，满面春风地和我们握手寒暄后，她问：“平老（平杰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和薄一波同志受中央委托长期与傅作义先生联系）好吗？”“好久不见你了，都好吗？”我说：“都很好。”落座后，我向她汇报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并征求她的意见。老人听了以后，沉默了片刻，眉头一扬，说：“感谢党中央对傅先生和我们一家的关心。但是，我不主张搞这次活动。”然后，她讲了以下几个理由：

　　一、国家有许多大事要做，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他们的精力不必放在已故者身上。

　　二、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党中央早已有定论。他不像“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那些同志。对那些同志，搞一些纪念活动，进行平反昭雪是必要的。傅先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傅先生健在的朋友，如薄一波、平杰三等同志，都年事已高，要劳动这些老人家，于心不安。

　　四、搞这样一个活动，与傅先生沾亲带故的人都要跑来参加，花费太大，麻烦也多。

　　五、傅先生历来讲节俭，搞活动不是他的风格，不要强加于他了。

　　刘大姐最后提出，到时请李瑞环同志写几个字，在报上登一下，表示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傅作义这个人就行了，活动就免了吧。

　　她说话时，表情从容、平静，思绪那样清晰，讲理那样透彻。我像听课的小学生，仰视着面前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老人，油然而生敬意，热泪在眼眶中转动：多么广阔的胸怀，多么通情达理的老人！我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好一阵子才从感慨的情绪里走出来，说了几句感激的话。我想这样的人大代表，真是在为国家为人民想事。

　　送走了刘大姐，我马上到平杰三同志处汇报，平杰三也认为，刘大姐的意见很好，可以作为今后搞这类活动的一个榜样。第二天，我又起草了向中央提出修改活动的报告：一，请李瑞环同志题词；二，请钱正英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

　　6月2日，李瑞环同志给刘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您根据傅先生生前的一贯作风与意愿，恳切建议有关部门取消了原拟举行的纪念座谈会。您这种不图形式、崇尚节俭的精神，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

　　刘芸生大姐确是一个崇尚节俭、不愿意麻烦人的人。她平时自己操持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服。有一次我陪部领导去拜访她，我们建议她请个保姆，她说，活动活动好。1998年刘延东同志去看望她，再次建议她请个保姆，她仍说，请人麻烦，还是自己干好。

　　80年代中期，我们请她填写一个表格。不几天，她来电话说，你要的材料已写好，我给你们送去。我们马上说千万不能劳驾你，我们去取。她死活不同意，说，我要车很方便，国管局的车随叫随到。又正好要去看女儿，路过统战部门口，顺便带来。你们不必麻烦了，自家人讲什么客气。听她如此恳切的说词，我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结果她是自己挤公共汽车来的，在门口碰上了统战部童小鹏副部长。童一见就急了，问：“你怎么自己来了？谁让你来的？”要给当事人处分。刘大姐忙一再解释说，是自己要来的。那时候，刘大姐最惦念生病的小女儿，经常挤公共汽车去看她。

　　1996年1月5日，我给刘大姐打电话拜年，事先还有点犹豫，怕她不记得我了，如果在电话里说一句：“不认识你呀！”该是多么扫兴。但我还是拨通她家的电话，自报家门后，她热情地说：“记得您，记得您，老熟人了，很久不见了，你好吧。”并说，我要麻烦一件事，1975年，我把毛主席写给傅先生的两封信交给了政协一位姓杨的同志，现在想找回来，能不能帮帮忙。我后来向政协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事，请他们处理，但下文不得而知。我也没有给大姐一个回话。现在想起来，很觉得对不住她。

　　由刘大姐的一些事，联想到个别名人的亲属，往往是打着名人的旗号，为自己争名争利。这与刘大姐相比，境界上的距离一目了然。

　　傅作义生前，地位不可谓不高，名气不可谓不大，贡献不可谓不特殊。而在傅先生身后，作为他的夫人，刘芸生大姐尽管年事已高，却一直甘愿过着常人的生活，凡事自己动手，从不打着傅先生的招牌牟取利益。这在一些读者听来，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但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