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暴力土改”及其它 - 我读 我思 我写 - 北场客 - 和讯博客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几十年来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改变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目的既然如此崇高、正大，则在其革命历史宣传体系中土改运动的过程也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在这方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敝乡“革命作家”周立波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它的故事背景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中共“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开展土地改革，通过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革命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最终战胜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与国民党暗中勾结搞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取得了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整个小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好人打败坏人，大快人心，扬眉吐气，好一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景象。

　　但是，土地改革运动真的就如此这般地正面和崇高吗？近年来许多历史学者已经著文指出它“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差”，有的更直指它是以极为激烈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杨奎松先生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文中披露：“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能“消灭”25万人，看来说是“暴力”毫不为过。

　　怎么个“暴力”法？据杨文披露，对那些被认定为地主的人，一般的“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等侮辱性体罚算是轻的，被“捆绑吊打”而“被活活打死”很正常，被“用捅刺刀、砸核桃或开膛破肚的残忍方法处死的”也不在少数，还有的更“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头，最后被刮死”。不光是一般的地主，就连在抗战期间支持中共的“开明士绅”乃至一些中共干部的家属也不放过，比如在贺龙和李井泉主政的晋绥区：“泉台三井镇一户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肠豁肚，尸体被扔进黄河里。”“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并将其家人扫地出门。”“已将全部财产捐出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强行要求交出不存在的底财，竟把其在晋西北行政公署做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也拉来陪斗，并且当场让人用铁丝穿了牛友兰的鼻子，让牛荫冠用铁丝牵着其父游街。”等等等等。许多这样的历史事件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都被严密地掩盖着，反映出其时“暴力”的怵目惊心。

　　更有甚者，“暴力土改”中的一些做法，比如所谓“走贫雇农路线”，也波及到了中共领导的军队中。杨奎松文中就提到，当时“陈赓纵队中一些出身贫雇农者……对出身富裕家庭的干部进行财产搜查，一直搜查到陈赓本人。非贫雇农出身的旅长团长们更被罚去站岗放哨。陈赓召集会议怒斥此种作法时一些领导人还拒不接受，……甚至有人当场散布说：‘他（陈赓）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听他的！’陈赓为此不得不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显然，如果不是内战已起，军队中也难免会像十几年前江西红军“肃反”时那样闹出“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流血事件来。

　　那么，土改中的“暴力”是不是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这“暴力”是不是被像《暴风骤雨》小说中写到的韩老六和杜善人之类的“恶霸地主”的破坏活动引发的？应该说，当时的地主、富农对土改是不可能高兴的，但他们绝大多数人面对那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肯定是无力更无心反抗的，相反，在“暴力土改”威胁到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时，他们唯一的“反抗”只能是逃亡。据杨奎松文章说：“最典型如山东根据地，因为普遍乱打、乱抓、乱杀及将地主、富农甚至中农扫地出门，导致大批受到冲击的地主和农民举家逃亡，仅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就有十多万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乘机将逃亡的地主分子组织起来，组成武装还乡团进行报复。”记得以前有许多“革命战争影片”中表现过一些残忍可恶的“还乡团”，那些人对革命者充满仇恨，原来他们就是在土改中被没收财产“扫地出门”的人。另外，杨文中也提到，1947年“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7月初还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这正是小说《暴风骤雨》的真实背景，可见这部小说能否反映历史还值得探究。

　　杨奎松先生不赞成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1946年到1948年的“暴力土改”是为了进行战争动员的观点，他认为“发生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我以为，从他的文中所列举的史料来看，应该说至少到1947年国共内战开始后，中共高层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暴力土改”是有着战争动员的想法的。不过，从本质上来讲，“暴力土改”的导因的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就是杨先生所言“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这种意识形态观念与掌权者的个人恶习相融合，不仅造成了“暴力土改”，还造成了之前红军时期血腥的“肃反”，以及之后几十年中屡屡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如“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四清”及“文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