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为什么敢向刘少奇“发难”？ - 我读 我思 我写 - 北场客 - 和讯博客

高岗为什么敢向刘少奇“发难”？
关于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从现在可见的史料可知它主要是由于高岗在党内高层打击刘少奇的声望并企图取而代之而引起的，而其发端则是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高岗借批评“犯了错误”的中央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他自己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也承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了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高岗之所以要“指桑骂槐”地攻击刘少奇，除了他自视甚高、权力欲旺盛以及他主持中共东北局工作时挨过刘少奇的批评因而怀恨在心之外，也与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的显现有关：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谈话时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功劳的”，1950年东北局请示有关“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的问题时刘少奇指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东北即是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这个问题提得早了”，1951年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同年刘少奇又批评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大部份都符合以前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但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却已经变成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毛对刘上述“落后”的“资本主义观念”很是不满，曾在高层内部进行了驳斥和批评。1953年5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这无疑是对当时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严厉指责。（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这些当然都使高层人士领会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显然也是高岗向刘少奇“发难”的动因之一。
不过，刘少奇毕竟是1945年中共七大所确立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以高岗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虽然位高权重，要想单独向刘少奇挑战还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高岗敢于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向刘少奇发难，应该说他是自以为成竹在胸、有恃无恐的。问题在于，高岗当时“恃”的是什么呢？
一些有关史料值得注意。
历史学者林蕴晖先生在研究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时发现，毛泽东1954年没有参加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但在会前他断然拒绝了高岗提出的到杭州与他会面的请求，同时又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招呼”与会人员对高岗不要“冲”（发动攻击），不“展开具体批评”，会期不要“拉长”，要开成“和平会议”，以“力求避免主回”（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对此林先生疑问道：“中共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这问题问得好。如果毛泽东与高岗“发难”之事毫无瓜葛，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京主持会议并正气凛然地当面批评高岗的“分裂党”的言行。毛不这么做，显然是“事出有因”。林先生就此提到：“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这句颇为晦涩的话的意思是：毛泽东曾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即刘少奇）的“若干个别错误”，这使高岗“发生错觉”（即以为毛不信任刘了），因而犯了“错误”。（见林蕴晖著《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载《二十一世纪》杂志2003年8月号。）由此可见，毛泽东曾经与高岗谈到过他所认为的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而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话说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与高岗面对面时的尴尬。
关于毛泽东曾与高岗有“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从不少史料中也能够侧面地印证。比如薄一波就提到，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曾对人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还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众所周知，毛泽东被称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则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所以那“某个领导同志”当然是指毛泽东，那些话很符合毛泽东的身份，也像毛的口吻。所以，虽然薄一波断言高岗的说法是“无中生有”，是“捏造”，但实际上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许多其它史料反映的毛泽东的为人性情来看，毛泽东说得出那些话。
还有一个史料也很有意思。据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张秀山回忆，1954年周恩来和罗瑞卿到东北指导揭批高岗的会议，“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见张秀山著《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载《百年潮》2007年5期。）这查看刘少奇档案之事当时并没作为高岗的罪状，可见的确是毛泽东交办的。毛泽东要了解“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的原因无从知晓，但显然不会是什么好事——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后的“文革”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的罪证就是他1929年曾在奉天被捕过。高岗被毛交办这等事，可见毛对他的信任，而高岗显然也从中获知了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某种态度。
总之，虽然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行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但从种种侧面材料可以判断事前毛泽东是对高岗表达过对刘少奇的不满的。也许毛的确对高做了某种授意，只不过毛的意思或许是要借高岗这门“大炮”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敲打一下刘少奇，而并没让高岗取代他的想法；或者毛的确有让高岗来分刘少奇的权力的考虑并授意他可以有所行动，但由于高岗做得太露骨太过份太拙劣，引发了高层的混乱，损害到党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只能保刘而弃高。究竟如何？只能待更多史料的解秘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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