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绥靖到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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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绥靖到坚决
——中国应对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和渔船事件之比较
（2010-10-05）
fieldset {width: 306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align: center;}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体";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 张云由于“渔船（撞船）事件”而引发的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虽然余波未了，但是随着日本决定在9月25日释放中国船长后事件暂告一段落，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但在此次对日交涉中，中国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和强硬措施，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局势，这与中国在对应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绥靖
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在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当天下午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据中国前外长唐家璇的回忆录《劲风煦雨》，日本方面积极向中国表示小泉首相有意访华。中方可能考虑到小泉改变了在8月15日参拜的竞选承诺，以及即将在上海召开的APEC（亚太经合）峰会的影响，最后同意小泉访华。10月8日，小泉对中国进行了一天的“闪电访问”，出人意料的首先参观了位于北京郊外卢沟桥的中日战争纪念馆，中方对于小泉的举动持赞赏态度，中国主要领导人会见了小泉。10月下旬的APEC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与他会晤，中日关系似乎暂时走出了困境。
2002年4月21日，小泉第二次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但没有进一步明确对应措施，但是事实上中断了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互访。中国方面仍然寄希望通过“第三国会面”的方式来推动问题的解决，朱镕基总理在9月的丹麦亚欧峰会上，江泽民主席在10月的墨西哥APEC峰会上分别会见了小泉。
2003年1月15日，小泉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紧急召见日本大使阿南惟茂对参拜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由于当时中国国内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中方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过度恶化，仍采取“第三国会面”的方式与日本领导人保持接触。2003年，胡锦涛主席先后在圣彼得堡峰会和曼谷APEC峰会上两次会见小泉，温家宝总理则在峇厘岛“东盟（亚细安）加三峰会”上会见了他。
2004年1月1日，小泉第四次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方面的措辞第一次变得相对强硬。当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紧急召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原田亲仁，对于小泉的举动表示了“强烈愤慨”和“强烈谴责”。但是，中方仍然没有放弃积极改变“小泉”的努力。当年4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政府特使访问日本，委婉转达了中方的希望。“第三国会面”方式仍然得到继续，胡锦涛主席在智利的圣地亚哥APEC峰会，温家宝总理在老挝万象“东盟加三峰会”上会见了小泉。
进入2005年后，由于教科书问题、日本“入常”问题、加上累积下来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增强，当年春天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严重受损。 2005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印尼雅加达会见了小泉，这是一次没有握手，没有微笑的会晤，会后胡主席发表的对日外交“五点声明”事实上是中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但是会晤后不久，在5月16日，小泉在国会辩论时候明确指出“其他国家不应该干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于是在5月2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临时决定中止与小泉的会见，提前回国，这可以看成是中国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第一次实质性“反制措施”，但是当时中方表态是吴仪由于“国内公务”而取消会见，没有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 2005年10月17日，小泉第五次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紧急召见日本大使阿南惟茂，表示“强烈愤慨”和“强烈抗议”。除了口头表态以外，中方第一次明确进行了“反制措施”，第一是中止两国首脑“第三国会面”方式，中日首脑会晤完全中断；第二推迟接待日本外相访华。
处于任期末期的小泉在2006年8月15日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此时中国方面已经完全对小泉不抱任何希望，当天外交部仅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
由上述可见，中国在对应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在外交表态上是逐渐强硬，2001年外交部副部长提出“严正交涉”， 2002年升级为“强烈不满”，2003年表态升级为“强烈不满和愤慨”，2004年升级为“强烈愤慨”和“强烈谴责”。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有外交部长出面提出“强烈愤慨”和“强烈抗议”。第二在具体的“反制措施”方面，真正采取措施是在2005年反日游行和胡锦涛最后一次会见小泉以后。
虽然小泉利用中国国内领导层新老交替，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精心计算参拜神社的时机，采取了“走钢丝式”的机会主义外交，但是从中国方面来反思的话，不得不说中国方面在对应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体现出不够坚决的绥靖态度，2001年-2005年春天对于小泉的挑衅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而且“第三国方式”的会晤还助长了小泉“侥幸心理”，2005年采取的措施虽然坚决，但是已经错过了时机，失去了主动，最终中日关系出现了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长期化，复杂化和严重化局面。
在“渔船事件”上的坚决
接下来，让我们来让我们来对比此次“渔船事件”上中方的对应情况。
第一阶段是9月7日～13日：事件发生到船员回国。
9月7日上午，“渔船事件”发生，当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为。
9月8日上午，日本方面逮捕船长，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 9月10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召见日本大使，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放船。9月11日凌晨，中国外交部宣布延期举行中日关于东海油气田问题的谈判，这是中国第一项实质性的“反制措施”。
9月12日凌晨，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国务委员戴秉国召见日本大使，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
9月13日中午，日本同意中国船员和渔船回国，对于船长则继续调查。
在这一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在事件发生第三天就由外交部长出面进行交涉，这与靖国神社问题处理时形成对比，当时中国外长直接交涉是在小泉第五次参拜后。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国务委员则在“渔船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出面直接交涉，在靖国神社问题处理上国务委员没有直接参与交涉。“渔船事件”后的第4天，中国就采取了直接的“反制措施”，而靖国神社问题上反制措施开始于小泉第5次参拜后。
第二阶段：9月14日～9月18日：中方观望日本态度。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振民约见日本大使，再次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中国政府推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访日。由于日本民主党在14日进行代表选举，中国方面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段内过度刺激日本而可能被指责为利用日本政治空白，因此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
第三阶段：9月19日～9月24日：船长逮捕延长到日本释放船长。
9月19日，日本决定延长扣押船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召见日本大使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并且明确中方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当天，中国宣布暂停中日之间省部级以上级别的交流，而靖国神社问题上是在小泉第五次参拜后才停止首脑交流，而省部级别交流并未中断。
9月20日，中方决定延期接待1000人的日本青年世博会访问团。 9月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联合国会议抵达纽约后立即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由于）日方置若罔闻，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在此，我强烈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进一步采取行动。”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对日表态。据《朝日新闻》报道，当天日本外相前原表示希望在纽约与杨洁篪外长会面，但是中方未作任何回应。《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称，9月21日，中方停止了对日稀土出口（但中方否认），与此同时，中方扣押了擅自闯入并拍摄中国的军事设施日本藤田公司4名职员。
9月22日，日本官房长官仙石的态度发生转变，提出“如何充实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最为重要”，可能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高层就已经有了动摇。当天，北京市旅游部门告诫旅行社在组织赴日旅行团时候需要谨慎，中国赴日旅游业也因事件受到严重影响。
9月23日，《朝日新闻》报道，当天日本首相菅直人希望在纽约与温家宝总理会面，但是会面没有实现。纽约时间23日下午，中美首脑会晤首先举行，双方没有涉及钓鱼岛问题，随后温家宝启程回国。当天傍晚，日美首脑会晤，双方没有公开谈话内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奥巴马可能仅做了“希望中日双方”和平解决的表态。日美首脑会晤后不久，纽约时间23日晚上（东京时间24日上午），那霸地方裁判所决定释放中国船长。
综上所述，与处理“靖国神社问题”不同的是，中国在此次“渔船事件”上有数个行事特点：第一是高层级对应，第二是态度坚决，第三不给日方任何可乘之机。（没有放人前，高层会面一律不进行）
由此可见，中国此次的对日外交明显吸取了“靖国神社问题”的教训。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中国对日方的高度不信任感以及中日之间缺乏及时沟通的管道，在处理危机上中日也没有相应的机制，这些正是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