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没有慈善（之一）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28 05:50:07

天堂没有慈善（之一）

                                           刘仰   (2010-10-03)
    由于近来“巴比”这两个美国人的一系列慈善举动，关于慈善的讨论在中国也很热闹。在当今中国讨论慈善的声音中，有一种论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人没有慈善精神，西方由于有宗教，因而西方人更有慈善精神。这个论调进一步延伸便更加证明了另一种既定观念，即：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西方人也比中国人优秀。因此，近年来关于中外慈善的呱噪之声，很多都带着“逆向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强化中国人的自卑自贱。在慈善问题上，国内国外都是资本家、有钱人，舆论的胡言乱语几乎等于在说：外国资本家也比中国资本家心慈面善、富有爱心。由此，民众们如果要找一个崇拜的对象，当然就要找一个西方文化中诞生出的“世界首善”。

    慈善问题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确有所不同，然而，两者的不同，绝不是当今大量舆论所宣称的那样：西方人更愿做慈善，或者西方人更有爱心等等。慈善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对政权的要求。正像当今很多膜拜西方的舆论所说的那样，西方历史上的慈善，主要是教会所为。我们就从西方宗教开始讨论。西方宗教里有“天堂”的概念，所谓“天堂”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在天堂里，人们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快乐无比。因此，在最幸福的天堂里是没有慈善的。换句话也可以说，在理想化的天堂里面，上帝或大自然给予所有人充分和平等的恩赐，等于是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慈善。用物极必反的观点看，百分百彻底的慈善就等于没有慈善。西方宗教的这种天堂概念体现在西方世俗社会的理论中，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同时，每个人都有高尚的情操。所以，在共产主义这样绝对理想化的美好社会里，也是不需要慈善的。因此，按照西方文化的精髓，真正美好的社会，根本不需要慈善。

    慈善是什么？慈善就是社会上有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房子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等，从而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如果百分百彻底的慈善——按需分配——做不到，那么，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说明这个社会源头上的不平等、不公平越严重，便只能用慈善在结果上做一点修正。中国有一个老故事，即“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就是慈善。中国人不太喜欢前者，而更愿意后者，“授人以渔”。虽然“授人以渔”说的似乎只是一种获得财富的技巧，但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关联：当一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江河湖海、大小鱼塘，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抓鱼，其他人没有权利抓鱼的时候，他用“授人以鱼”的方式来做慈善，是否很虚伪？先剥夺了其他人获得财富的权利，然后又用慈善的小恩小惠换取人们的感恩戴德，这样的慈善如果成为普遍化的必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了严重的问题。这种慈善也等于说，它只是用来安慰弱势群体安于现状的一点甜头，免得他们破罐子破摔地造反，而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行善很容易导致一种优势，接受慈善很容易就在人格地位上出现不平等。因此，中国传统政治要求社会和谐、人人和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一定是不太需要慈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人人有出路、人人有尊严的美好社会。春秋时期著名的管仲在执政期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鳏寡孤幼得以安置，如果他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乞丐，管仲便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如果一个社会火烧眉毛地急需慈善，一定是政府的失职或者不作为。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公平、公正，施政的结果做到人人安居乐业，人人能够自己安排现在与未来，这个社会就不太需要慈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良性健康的社会对慈善的需求少；大量急需慈善的社会，如果不是因为意外，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西方历史上为何会出现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因为西方社会从古至今，政权都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自身就是利益集团。西方中世纪封建王权制度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国王只能管一些贵族，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思是说，国王代表国家权力，只能管贵族，管不到贵族手底下的农奴，因此，国王想给普通百姓做慈善都不行。西方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依然很强烈，不同只在于，封建王权时代的土地世袭贵族，在现代社会变成了金钱世袭的资本家。因此，在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造成的永久不平等、不公平，会激化社会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必然导致对慈善的要求。国王代表的国家权力不能做慈善，只能由教会来做。同时，教会的慈善也成为吸引教徒、扩大势力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有不同。中国传统的宗教生存主要靠社会布施，自身做慈善的能力有限。而西方教会是可以同世俗权力相抗衡的大地主，因此，西方教会也有做慈善的实力。教会成为与世俗社会抗衡的大地主，并不是一件好事。法国大革命时期，剥夺教会以土地为主的财产，是实现平等、民主等人权的重要内容。而拉丁美洲虽然制度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一致，但是，拉丁美洲依然长期处于贫穷状态。造成拉丁美洲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农民来说，他们没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剥夺教会的土地财产，使得农民没有土地、土改难以进行。长期以来，教会在拉丁美洲这个新大陆掌握大量的土地，又用信仰控制着人们。因此，即便教会做慈善，也改变不了人们长期贫困的局面。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终于像中国古代政治一样，要求政教分离，因此，西方历史上原先由教会承担的慈善，一部分成为现在西方政府的职责，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便是体现。

    事实上，当今西方政治所要求政府具有的“慈善”责任，在中国古代社会早就实现了。人所共知的“开仓放粮”，就是重要的体现。只不过，中国古代政治认为，那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而不是“慈善”，从而不需要人们感恩戴德。政府“开仓放粮”的救济行为，在西方历史上几乎见不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得多，西方现代社会不过是学习了一些中国古代政治的原理、做法而已，还学得不像。如何不像？中国古代政府的“开仓放粮”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对于慈善、救济的一种要求。虽然中国古代政治要求“施仁政”，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依、幼有所养”、鳏寡孤老有所托，但是，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国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即便每个人都被“授人以渔”，也难解燃眉之急。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是：风调雨顺时，人人安居乐业，除了少数鳏寡孤老需要救济，一般不太需要慈善，因为人人都有可以自己做主的谋生手段（顺便说一下，中国民间慈善很早以前就很完善）。一旦发生意外，例如自然灾害，个体难以抗拒，政府就需要大力支持。在这种时候，社会上富裕的个人也会做慈善。这种慈善与当今西方社会的慈善便有了一个巨大的不同。由于救灾就是救急，在这种场合下，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慈善都是真金白银、真米实面、雪中送炭，而且要求立即到位。中国首善陈光标的做法，就是符合这一中国传统的做法。这种慈善容不得西方社会那种号称裸捐，实际上只是捐利息，或者承诺到死后再捐的“做慈善秀”。

    简单说，中国古代的慈善就是，平时社会相对公平，大家安居乐业，所以不太需要慈善，或者说平时的慈善只是小范围、临时性的需要，针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灾时大家齐心协力，真金白银地真诚帮助，共度难关。而西方社会的状况是，平时就贫富差距悬殊，慈善成为大规模、长期安抚的需要；灾时却磨磨蹭蹭，像前几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那样，救灾慈善难以及时到位。东西方对于慈善的这种差异，在现代社会还造成一个差别。中国人从古至今，做慈善是不讲回报的，所谓恻隐之心、将心比心，人人助我、我助人人，就是中国慈善的本质。前文讲到西方历史上教会慈善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细节：教会做慈善有一个自己获利的动机，那就是更多地吸引教徒，壮大教会实力。教会慈善的这个交换条件，原因在于政教合一，教会希望掌握大量世俗权力。如果没有这种世俗权力，欧洲教会难以发动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以掠夺东方财富，也难以靠卖赎罪券而大发其财。西方历史上这种有交换条件的慈善，演变到今天，大资本家在做慈善的时候，同样有交换条件。政府的免税是明显的条件，获得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社会形象，为自己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形象涂脂抹粉，是隐形的条件。还有一些隐性条件更需要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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