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世界是“傻瓜”创造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3:13:31
世界是“傻瓜”创造的
“自旋玻璃”概念指的是一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磁性物质，其自旋的方式非常广泛，存在着多样的“局部均衡”。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现实中经济会产生非常多的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人类通向何种平衡，完全是自发演化的结果。
但是，人类又是如何演化的呢？这种演化究竟有否规律可循呢？有一个叫做“柏德”的实验，将一个自动的、类似鸟类的作用者——“柏德”置入到处是墙和障碍物的屏幕环境之中。每一个“柏德”都遵循三个简单的行为规则：1、尽力与其他障碍物，包括其它“柏德”保持最小距离。2、尽力与其相邻的“柏德”保持相同速率。3、尽力朝其相邻“柏德”群的聚集中心移动。显然，这些规则中没有一条说“聚集成群”，然而奇怪的是，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产生了聚集成群的现象。
在相类似的“玻璃房经济”实验中，经济作用者不再是数学变量，而是作用者，是陷入相互作用和偶然事件之网的一个个实体；这些实体会犯错误，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它们有自己的历史，就像人类一样不受数学公式的支配。结果表明，“玻璃房经济”与“柏德”实验的结果几乎完全类似：人类会在演化过程走向制度趋同。
也许著名的“囚徒困境”能更精彩地揭示上述问题的本质。两个囚犯被分别关在独牢里，独立面对选择：要么供出同伙（即背叛他）而坐牢，要么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方合作）而被释放。但如果其中一个背叛，另一个沉默，则告发者无罪释放并得到奖赏，沉默者将按最重的罪来判决，并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虽然拒不承认是两个罪犯的最佳选择，但他们各自打算盘后的唯一理性的选择却是背叛对方。
“囚徒困境”揭示是人类信任与合作的困境。在现实世界里，信任与合作很少达到如此两难的境地，谈判、人际关系、强制性的合同和其它许多因素会影响当事人的决定。但“囚徒困境”确实抓住了人性的“阴暗的理性”的一面。这样的悲剧情形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爱克斯罗德教授想看看人类如何才能走出“囚徒困境”。他设计了一场计算机竞赛，不只玩一遍游戏，而是一遍一遍地玩上200次——这能更逼真地反映出某种经常而长期的人际交往，游戏还允许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择时参考对手前几次的选择。如果这两个程序只玩一个回合，则背叛明显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交手多次，游戏结果发现，桂冠属于最简单的策略：针锋相对（TIT FORTAT），即一方选择：（1）永远不先背叛对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善意的”；（2）在下一轮中回报对手的前一次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宽容的”；（3）以背叛行动来惩罚对手前一次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强硬的”。
拿破仑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爱克斯罗德教授的实验表明，在这个世界上，笑到最后的并非一些人所想是最坏的人或者最狠的人，而是好人，或更准确地说，善意的、宽容的、强硬的、简单明了的“好人"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爱克斯罗德进一步假设，有少数采取“针锋相对”策略的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变种”而出现，那么，只要这些个体能相互遇见并足够在今后的相逢中形成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开始形成小型合作关系；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就能远胜于周围的那些背后藏刀的类型。结果，很快针锋相对式的合作就会最终占上风，相互合作的个体就能生存下去，而不太合作的类型如果想侵犯和利用他们的善意，针锋相对政策强硬的一面就会狠狠地惩罚他们，让他们无法扩散影响。爱克斯罗德写道：“这样，社会进化的齿轮就会有所掣肘”。
其实，这不仅是假设，也是我们所真实看到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历史情形。回顾市场经济200余年的历史，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一种迥异于历史上财富路线的新教伦理，在新教伦理引领下出现了一群新商人（即爱克斯罗德所谓的“变种人物”），然后是这群“变种人物”之间形成的一个工商共同体，并在随后演变成国家（如以清教徒为主形成的美国）乃至国际组织（如国际贸易组织），再就是全人类经济制度的大竞争导致全球性市场化的潮流。
很显然，“变种”人物的出现在制度的演化过程中有着先决性作用。“变种”人物数量越多，其策略越坚定，则整个演化过程就会越快。马克斯·韦伯讲，不择手段赚钱的商人从古就有而且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但以“理性（合理、公正）”的方式赚钱，并将经商视为个人生命价值所在（“荣耀上帝”）的商人却只有在1517年后的欧洲才第一次出现。显然，这样的“变种人物”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情。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促使“变种”人物不断增长、能够坚定地保持其策略的呢？说起来，这又是一个传统经济学通常忽视掉的因素，它就是“信仰”。在欧洲，强调合作同时又强调进取和节俭的信仰实际上成了启动新一轮人类制度演化的酵母，它产生了“变种”人物并持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变种”人物，它还以信仰特有力量强化了“变种”人物的策略选择（合作、互利、坚定等）。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的一个基本哲学就是：这个世界是“傻瓜”创造的。初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明白，但从人类制度演化的路径来看，世界还正是傻瓜们创造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蕾莎修女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傻瓜。在这个讲究“狼性”和“智慧”的世界，她却持永恒不变的单一策略：
人们常常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仍要原谅他们；如果你友善，人们也许会责难你自私、另存动机，但我们仍要友善；如果你成功，你将赢得一些假朋友和一些真敌人，但我们仍要成功；如果你诚实而坦白，人们也许会欺骗你，但我们仍要诚实与坦白；你耗费数年营造的东西，也许被人一夜之间摧毁，但我们仍要营造；如果你寻找到恬静与快乐，他们可能嫉妒你，但我们仍要快乐；今天你行善，也许明天人们就将它遗忘，但我们仍要行善；你把拥有的最好的奉献给世界，或许这永远不够，但我们仍要将最好的奉献。
这样的策略超出了经济学赖以形成的人性假设，也超出了经济学家们对于人类制度演化的想象。但人类经济文明乃至政治和社会文明的演化，却正是从这样的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变种”人物开始的。（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