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科学发展受累于不该是问题的问题

科学发展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继续以世界惊奇的速度向前发展，国力大增，国威大振。但同时我们也感到，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相比，发展尚存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在发展的科学性走向上让人担忧的状况呈扩展之势。这一盛世中的不和谐画面实际上是诸多重大基础性问题的显现化。
一、不可漠视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为科学发展提供顺理成章的逻辑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制约影响发展科学与否的逻辑因素，很难想象，在社会基本矛盾不相适应条件下的发展能全面协调可持续。30几年前，发端于指向解决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巨大的成功，是最具说服力的事例。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改革后的经济基础必然要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系作用的逻辑使然。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互动并不是机械并行、机械对应的。时机、切入点、目标、步骤等的不同选择和把握，会带来大不相同的结果。如1978年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与1987年党的十三大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因为这种互动在选择和把握上的复杂性，导致1980年代末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关系的变革遇到严重梗阻、延搁。时至今日，则有不少人认为，能支撑连续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政治体制就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目前没有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这个推论的依据言之凿凿，明白无误，然而，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印证关系考察，又遇到一系列的诘难。理论方面的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否还是我们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如已不是，那么基本矛盾是什么？如果仍然是，其基本状况又如何？等等。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有，带有明显体制性特点的难以遏止的腐败现象，贫富迅猛悬殊之势，环境污染破坏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还夹杂恶性）事件有增难减，末世之风日益蔓延，党的威信、政府的公信、社会的诚信让人揪心，GDP主义盛行等等，已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羁绊和大敌。究其原因，指向的同一度很高，即我们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已严重落后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改革发展的现实，严重落后于时代潮流。从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印证考察中，也发现以往我们哲学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盲点，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存在有形和无形的两只“手”。无形之“手”为政治体制，有形之“手”是威权。无形之“手”追求的不仅是顺利有效，有量有质，还要有序有度，平和平稳，以科学化为衡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有形之“手”促成的往往是单刀突进，有量有速且高效，但无心旁顾、无所顾忌，以至不惜使三山让路，五岳铺垫。它虽能带来系列惊喜、一段炫目的景象，但难以全面协调，更难以持续。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避免重复历史的旧轨，无疑需要思考和解答一连串的问题，即在30几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基本照搬原苏联模式的上层建筑在作用的发挥上，体制机制和威权的因素孰轻孰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作用的传导途径属何种模式？特点如何？其理论意义何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对社会发展模式影响重大，解答不好，将使今日的发展演化为理不通、气不顺，前景不明、不定，趋势难测、难料的自伤自虐型快餐式急就篇。果如此，发展就难有科学性可言了。
二、诀别革命战争时期二元思维和行为模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法理基础。
二元思维和行为模式在革命战争时期集中表现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兵不厌诈，政治宣传与实际运作不需要一致，为了推翻旧政权的目的，手段可以少予或不予考虑，等等。这是战争时期的政治哲学特点，是武力争夺政权条件下可以遵循的规律。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除了外交上，政治二元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治国理政上显然已不再适用。遗憾的是，其制约影响延续至今，并演绎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上的以人治为特征的区别管理，区别对待和区别内外。
一是人为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的落后性，对科学发展的障碍已为国人尽知，现已成为改革的重点，不再细论。
二是国家知识价值认证体系的双重标准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差别性配置享用。国家知识价值认证体系是一个国家信誉度的重要指标，标准的制定认定权由法定的部门统一管理。但现实中，却出现国家教育职能部门和党校系统两套并行的且有别官民的知识价值认证体系。它酿造出一道道奇导的“社会景观”。如至今在各省级（含省级）以下组织部拟提任非公开竞争类厅、处级领导干部的公示中，有三分之二的学历认证来自于各级党校。这不仅冲击动摇了国家知识价值认证体系的权威信誉，客观上以稀释国家知识价值认证文书（文凭）效用的方式，严重侵害了国民教育文凭获取公民的权益，还给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教育成就以极大的嘲讽和否定，其对党风、政风的负面冲击及对政治生态的污染损害难以估量。国家优质教育资源二元化管理的弊端，突出体现在非地方性普通高等院校资源配置上的排斥性制度设计规定--招生数量所在地权重制（如北大、清华每年招生数的50%以上分配给北京市）。这种带有歧视性质的毫无道理的二元管理制度，在人为地莫名增加极少数城市的地域含金量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许多莫名的不和谐的因素。
三是权法游离，权大于法的国家、社会管理状况。依法治国是我们既定的方略，法治优于人治，是广为人知的史实。但目无法度，有法不依，有法难依，至今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这与我们长期形成的仅把法律条文当作台面上的应对物品，实际上依靠会议、文件的二元治理模式有直接的关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靠会议文件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人治模式，具有简单、简便、快捷易行、立马见效等优点。但在市场经济下，这种方法已难以适应，它需要的是法制规则和公开、公平、公正。但实际生活中，旧的习性很难扭转。至今仍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坚信新三条法则，即只要牢牢控制枪杆子、笔杆子和干部人事就能万事大吉，无需忧虑。反复念叨法治，只为炫摆时代精神，抚慰舆情民意，仅此而已。这种权大于法，权法游离的二元状况导致的后果，轻则出现主观随意性大，“中国特色”成为调侃、揶揄、亵渎的专用名词及经常闹些统计上的笑话等情形。重则演变为“一言堂、一人说了算、一手遮天”为特征的地方（部门）强人政治局面，政策走样变形、政令难出中南海，及中央的调控常陷于“真管则死，小管则乱，不管更乱”的多难境地等状况。
痛下决心，与旧时二元政治思维、行为模式作明确彻底的切割，是执政理念、执政方法、执政模式现代化、科学化的标志和必由之路。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具有强力的法理支撑。
三、跳出“叶公好龙”式对待民主的窠臼，为科学发展提供新型的体制基础
民主是什么？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讲，民主就是一种新型的体制、机制，它能有效防止和改变“眼看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受侵害而无可奈何”的状况。它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体制机制条件。其实，从成立初始，民主就是我们党的一面旗帜，是我们始终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包含民主，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现在讲，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就是指原有的政体（不是国体）要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的民主、文明、和谐内容相适应的新型体制转变。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等都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相对应的经典性论述。要不要民主？对此没有人敢提出异议。问题在要怎样的民主，有人想的是为民，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民主；有人要的是仅体现在手段层面的“戏法”式民主，视体制层面的民主为资本主义的专利、代名词，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异端；也有人认为民主就是与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衡的连体物，非此，就不是民主。而我们的答案早已有之，即人民民主。综观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不难看到，人民民主是高层和主流话语一直竭力在维护的原有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这一鲜明的旗帜是得到广泛拥护的。但同时不可回避的是，主流言论维护的说服力越来越弱，人民群众的认同认可度越来越低，自身与时俱进的表现越来越缓滞。目前大多认为，人民民主现在仅有光鲜的外壳，其内容及其运作方式已完全过时，根本无法适应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彻底从对新型民主体制的莫名忧惧的心理和只求其名不论其实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是旗帜鲜明地将民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与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特征相符合；二是在全党开展一场民主再认识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展示我们党勇于接受多元思想文化挑战的胆略和气魄；三是尽快向全党全国人民推出一套从制度安排，具体目标设定，方法步骤实施等方面能充分表明既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衡，又有别于形式民主，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目标相吻合的新型人民民主的规划方案。以凝聚民心、振奋民意，同时也消弭歧异之论，为科学发展能恒久延续提供体制机制条件。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