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风险和金融新秩序

报告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罗伯特·希勒
评论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2003年3月，于北京政协礼堂
我今天首先要谈的是我们在过去金融实践中所学到、所得到的一些教训,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股票市场的波动，同时也想谈一谈金融市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中全球金融也会出现某些重要的变化。那么要共同来理解对未来的一些金融的一些变化和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金融理论是深刻的，但是某些理论被过分强调了，并且我想说的是这些理论与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它过分强调理论方面，就有它偏颇的方面。首先就是“有效市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是基本面信息的反映,例如收益和红利等信息.这个理论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但实际上它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正确，第二个颇有争议的理论就是关于市场随机性的理论,它是说在金融市场上你很难确定买卖的时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
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说市场是理性的，而且价格的变化主要是由基本面的变化，诸如未来收益造成的。还有一个被理论学家大肆宣扬的理论是，市场泡沫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泡沫是指股票的价格由于投资者的狂热追捧而造成的上升。经典的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的感情因素在市场中的角色无关紧要，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人们开始考虑人的感情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行为金融学的地位越发重要了。行为金融学最终为人们所关注是在1996年12月5号，艾伦·格林斯潘，在他那次著名的讲演中提出了“非理性繁荣”这个词。尽管艾伦·格林斯潘是在一次晚宴上讲的这个话，我猜想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行为金融学的重要性.大家可以从现场的屏幕上看到当时格林斯潘的原话,他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但是已经是很晚了.他说: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何时金融市场会出现非理性繁荣,要知道这种非理性繁荣曾经在日本造成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股市是开盘时间,令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尽管格林斯潘的发言是在一个私人的宴会上,日本的投资者却很快的得到了消息并做出了反应,当天日经指数下跌了3.2%,这带起了一轮世界范围的股市下跌。在德国,股票指数下跌了4%,在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降了4%,美国股市最晚开盘,当天道琼斯下降了2.3%。艾伦·格林斯潘只是说出了一个貌似可怕的词，就引起了全球股票市场的下降，这看起来更像个笑话,人们也经常拿这个词来开玩笑。艾伦·格林斯潘并没有说什么,他只不过是提问罢了，但是事实是他的提问导致了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而且给英国股市的影响长达数年时间。我把艾伦·格林斯潘的这个词做了书的标题，因为这件事跟我多少有些关系，我是在艾伦·格林斯潘用这个词的两天前参加一个听证会，我跟艾伦·格林斯潘谈到股票市场的问题，到后来有很多的记者就说，非理性繁荣这个词是不是你产生的？是不是你发明创造的？我说当然不是，它是艾伦·格林斯潘的词。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很惊奇，这个词对整个世界股票市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股票市场的脆弱性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事实上，我跟太太讲，人们谴责艾伦·格林斯潘，但是也许我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在讲演的前两天，我建议艾伦·格林斯潘应该公开表示股市的价格被高估了。当时我太太不太相信,觉得我是在自夸,不过当她看到了新闻报道之后,她觉得这非常有趣.在那一年的圣诞节上，我们全家在圣诞卡上写下圣诞节期间到做过些什么,我的太太写道:鲍勃(希勒昵称)引起整个世界股票市场的波动.但是我确信那不是我引起的。当然了，这是1996年的事情。现在打出了一张图，是从1871年到2003年这一段股价收益的图。这张图我感到引起我注意的话，就是说这个红线表示的是回报，就是收益；这个蓝线是股票的价格，你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收益的波动并不是特别得大，股票的价格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大得多。那么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出来，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大概有两个大的泡沫，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最高点出现在1929年，在大萧条中，下跌了80%。另外一个是开始于90年代，那么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股价上升了两倍不止，随后又跌了将近50%。箭头指的这一点就是说在跟你在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再谈到非理性繁荣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股价越来越往上冲，最后一直到泡沫破灭为止的这一段时间。
我的这本书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这恰恰是股市的最高峰。不只是美国市场，欧洲也一样，那么我想其他许多国家，也许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证券市场也是这样。我要说的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出现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我不得不说绝大多数国家相同，但中国除外。
人们想知道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高涨，然后突然崩溃的原因，同样也想了解在200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正是我的著作《非理性繁荣》所阐述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是我这本书要谈的，这本书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谈这个问题：一个是结构因素；再就是文化因素；另外就是心理因素。
在结构因素中包含两个方面，刺激因素和放大机制。一个是所谓的刺激因素，在我的书中我对此作了很详细的论述,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Internet和互联网在1994年的出现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人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技术时代。Internet的确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被夸大了。某些社会因素使得人们脱离事实状况而产生幻想，还有新闻媒体因素，他们使人们觉得世界的变化，又比现实快得多。另外一个心理因素所谓的放大机制，它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过分渲染和相互传播乐观的情绪。
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十年全世界股市产生了很大的泡沫，但是股票市场不可能稳定不变的，事实上股价有涨有跌，他们涨的时候，肯定涨到一定的程度会下来，在下来的时候，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会涨上去，我这里想说就是随机漫步理论并不是能对股市行为有一个很准确的描述。这里有一张图表，用于表示过去一百多年，美国股票市场是如何被预测的，横坐标代表从1881年以来的市盈率，纵坐标代表平均的一个上市公司10年的平均回报率。有一些是用年份标识的，有一些没有用年份标识。1919年一战以后整个市场受到压抑，所以1919年的市盈率只有6在下边。而1919年之后的十年平均收益率却达到了18%，相反1965年大家可以看出来市盈率是23左右，但是它未来十年的平均收益却是负值。到2000年，也就是股市最高峰时，市盈率达到46。所以从这可以说，市场并不是说是随机漫步的，有效的，它是有高涨，有萧条的，然而后者具有非常明显的例证。
我现在再来谈一下我的一本新书，马上就要出版的，名为《金融新秩序》。我这本书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过去从金融市场中得到了一些错误的经验。这些就是过去一些理论，比如说市场有效理论，随机漫步理论，还有泡沫不存在理论，等等，可能在解释市场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我们应该实践一些新的金融经验，以使得市场进一步发展。那么新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包括更加面向客户，更加友好的这些信息技术的使用，他们都有潜力，使得金融更加民主化，换句话就是使得大众，更多的人能够在未来更方便，更广泛地使用动态风险管理工具。
实际上在过去十年中，行为金融学革命，提供了一个重新设计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从而将使人们从中受益。那么我们如何吸取过去的不同的教训，将真正的理论用于金融创新这个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是美国的事情，同样像中国一样，发展迅速的某些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微观主体面临的风险也很大，但同样也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来运用这些新的金融工具的巨大机会。
为了更清晰地表明我这个观点，我下面要谈的就是有关未来金融方面六个新的想法。
第一就是所谓的生命保险，或者叫做个人生计保险，主要是保护像人的职业的收入，像房屋的价值这些。那么在今天很多保险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说寿险，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少有人像过去一样，那么年轻就死了，留下孤儿没人抚养。人们现在关注的是职业，可能被新技术所替代，也许在人们中年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临收入水平下降的风险，这是未来一个很大的风险。
另外比如说很多现在收入就很低的穷人，尤其是经济快速变化的时候，可能他们变得更穷，这也是所有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不光光是收入低的阶层面对这种风险，经济的变化，高技术人员同样面临这种职业生涯变化的风险，比如说生物技术，从事生物技术，由于这个领域发展很快，如果技术人员人到中年面临失业，所以就需要面临职业转变，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风险。
除了职业保险以外，再就是房屋价值保险。房屋的价格跟股票价格一样，也是有升有涨，在一些国家很容易产生泡沫，泡沫的破灭对人们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而且现在人们没有办法来对房屋价格进行相应的保值，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设计出一种对房屋价值的保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大家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过去金融过分强调在股票市场上的应用，并无助于解决一些重大的风险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金融更扩展一些，它可以应用到更多的方面，我们生活更多的方面，来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规避掉一些大的风险。
第二个思想就是我说的宏观证券市场。所谓宏观市场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但是股票市场它针对的是公司的收益，宏观市场不仅是公司的回报，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回报，比如像GDP，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宏观市场，那么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一样，它的回报就是GDP。有一个很流行的误解，人们总是简单地认为股票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实际上股票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中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创造一种GDP的宏观市场，这个才能真正代表一国经济的市场。我们把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可以把它扩大到国家的收入，而且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针对不同职业他们的收入，建立相应的市场。又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应该建立国际的宏观市场，目前不动产是缺乏流动性的，但是对于全球来讲，它应该是可以流动的。
第三个思想就是收入相关贷款。在今天贷款利息主要是固定的，那么所谓收入相联系，就是它的利率和你未来的收入联系在一起，你收入好的时候，你就需要多付利息，你收入不好的时候，就可以少付。这样便对你的贷款起到了保险。
比如讲像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我们有这种收入同GDP相联系的贷款，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国家的GDP在减少，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贷款的话，他们相应支付也应该减少。
第四个方面就是收入不平等保险。这种保险在于解决一国之内收入分配趋于不均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收入分配不等的问题，也许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保险，有助于重新构建这种税收系统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可以自动的调整相应的收入不平等的任何变化。从而对分配不均造成的恶化起到保险作用。
第五个方面要考虑的就是跨代社会保障。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全球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因为今天在世界上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一个更加广泛的角度上讲，社会保险体系应该重新构建，以更好的控制风险。我们应该认识到跨代社会保障不是单单保障老年人，它是在代际之间分散风险的一种方法。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有关风险控制的国际协议，我们这里主要谈国家与国家之间风险的互换，有点类似于公司之间的互换。我们可以把很多国家的风险集中在一起，然后把它们设计出一些方法，共同分担掉，那么这样就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可以抵消掉，这是我在书中主要谈的一些思想，这是我们经常所说金融创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只是众多金融创新的变革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看到更多金融创新方面的变化。
为了促使这些变化的最终发生，我们要把我们公众的注意力稍微的转移一下，不仅仅在股票市场，相对于其他一些更大的风险来说，股票市场并不是特别重要，要看到面临其他的更多的风险。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要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尤其是心理因素的影响，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考察人，因为现在人对人的行为的理解还是说不清楚，心理上的框架效应对风险管理的影响非常大。我们更应该勤于实践，因为与新兴金融机构和工具，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的作用，究竟会有多大。
讨论部分：
林毅夫：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过去这二十三、四年，平均起来每年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9.3％，这可以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难得的，而且可以说不曾有过的最大的繁荣。但在这个繁荣当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有不少非理性的因素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现在的呆坏账达到的比例，就是按照官方的数字也达到了24％、25％；比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韩国的银行呆坏账还高。然后我们的股票市场在最高的时候，市盈率高达80倍，那么就是现在泡沫挤掉不少了，市盈率也还达到40倍。比希勒在他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所谓“非理性繁荣”的市盈率都还高。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十六大开过了，确定了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希望我们的经济能够利用过去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动力，继续发展，继续繁荣。但是怎样来避免金融风险，确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所有人士都应该深思，应该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邀请到在美国预测到美国的股票市场是泡沫，会破灭的希勒教授；以及在国内预言到我们的股票市场同样是充满着泡沫，充满着危机的吴敬琏教授，今天同台在这个地方探讨中国的金融怎么样走向理性繁荣，所以作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个人特别感到荣幸。
那么希勒的观点，刚刚他自己已经非常简洁地，而且我想说明得很清楚，他的一个观点是关于“非理性繁荣”，而且是在美国这么一个，可以说各种制度安排都非常健全的社会里面，由于结构性的原因；由于文化性的原因；由于心理性的原因；那么在股票市场上面，还是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泡沫。那么他的第二个观点，是金融市场它可以扮演的功能非常多，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假如有更好的金融安排，可以把我们面对的许多，现在在保险市场，在金融市场上面没有消化掉的风险，进一步消化掉，让我们的生活更稳定。我想对他这些观点，不需要我再详细来阐述或是总结，我觉得这些观点对我们中国的改革有很大的意义。
首先，当我们听到说美国这么一个各种制度、各种安排、各种监管都非常健全的社会里面，股票市场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很大的泡沫，那我想，让我们心里感觉到舒服一点，在中国要是出现泡沫的话，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心里虽然舒服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太高兴了，因为在这本书里同样说到，泡沫一定会破灭的，没有不会破灭的泡沫。而泡沫越大的话，它破灭以后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更严重。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一方面我们觉得可以安慰，美国人跟我们差不多。二方面我们确实也应该想办法来克服我们现在，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投资者，我觉得更要谨慎，因为既然没有不破灭的泡沫，那么要是投资不谨慎的话，那么很多人到最后，泡沫破灭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计，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我们知道目前上市的1200多家上市公司，它的基本面确实令人堪忧。我们前面讲的40倍的市盈率，80倍的市盈率，我想在座的不少人投资股票市场；在座的有不少基金经理；在座的可能也有上市公司的老板；到底你对这些盈利，公司盈利有多大的信心？如果对公司的盈利都没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市盈利就不是40倍、80倍，可能更高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听了这个演讲以后，我们的股民应该是更为谨慎，同时他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还有很多风险没有保险的，那么对中国来讲，我想更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
比如说在我们改革过程当中，出现了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那么这样的循环已经好几处了，那么在这个循环当中，是有很多风险，每个人都在面对的。而且我们在改革，过去在国有计划经济时代所提供的保险，现在普遍的、一一地消失了，那么每个人都要开始面对市场，那么市场当然有风险。再说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我们的产业结构，我们的技术结构会变化得特别快，也就是每个人面对的工作环境，面对的职业要求也会变化得特别快，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同时我们的就业结构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62.3％的人还是农民，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民经济再增长，翻两番，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农业人口会降低到45％或更少。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二、三亿人在未来十七、八年的时间，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就业生活。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会面对很多风险，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还要加上一个考虑，大部分的国家发生人口老龄化，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高收入的时候，那中国由于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功，我们会在，当我们还是中等而且是偏低的中等收入的时候，人口就老龄化了。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希勒提出的很多保险，对我们来讲的话，确实有很多借鉴的地方，我们可以深思，我们可以熟虑，去挖掘它到底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借鉴的地方。但是在全面接受希勒教授的这些思想之前，我对他的《非理性繁荣》和《金融新秩序》，我想各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如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显而易见的，它当然应当会破灭。但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没看到？那么尤其我想问的是专家、学者，尤其是研究金融的学者到底看到了没有？我们知道“非理性繁荣”这个词，是艾伦·格林斯潘在1996年提出的，他当时似乎在想说，股票市场有很多泡沫的成分。但我们也知道，1997年开始，艾伦·格林斯潘也在各种场合试图说服大家，美国这样的股票市场的繁荣是有技术，是有经济基础的。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这本书里面希勒教授做了不少调查，调查基金经理对股票市场等等的看法，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调查过经济学家，尤其是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如果有的话，他们的意见跟一般基金经理，跟一般群众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的话，那么是不是说，作为经济学家或是作为研究金融的学者，比一般老百姓在股票市场有更好的赚钱机会。我们知道希勒本人是赚了不少钱，因为他从1996年开始卖股票，那么在股票市场的价格最高之前把所有股票卖走了。是不是多数经济学家或是金融学家都这样子？如果希勒是少数，绝大多数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跟一般群众对股票市场的繁荣的看法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专门研究股票市场，专门研究金融市场，学了那么多，但是对他自己连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这本书是在2000年3月份出版的，我们知道4月份美国的股票市场纳斯达克泡沫就破灭了，如果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如果有博士研究生来研究美国股票市场这场崩溃的话，当然就会用一些现代的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做一些回归分析，那么他们在做回归分析的时候，恐怕会发现这本书的出版，是因此导致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因为这本书有可查的底在这个地方。那我个人想请问，就是说请问希勒教授，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是不是因为你这本书出版才崩溃的，如果是的话，到底美国的股民有没有人整天打电话、写信威胁你呀？叫你不要出这本书。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那么关于《金融新秩序》，我觉得他提出了很多应该讲起来是非常伟大的想法，非常有创意的想法。比如说生计保险、房屋价值保险、职业收入保险，还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保险。这些想法如果真能实现的话，那么确实大部分的风险都可以被解决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提的这些，似乎跟经济增长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说房屋价值来讲，如果经济增长好的时候，房子价值就高，所有的房子价格都高，经济增长慢或是泡沫破灭的时候，所有房子价值就低。那我知道，一般保险是必须说，这个保险的东西，它的发生的概率是随机的，所以风险能够集中，能够分散。假如说房屋价值保险在日本，是在八十年代就推行的，那么大家都买了。那么现在日本的房屋价值比它在1991年最高的时候，降低到一半都不到，如果大家都买保险的话，有谁能够来承担这个风险，是不是保险公司都破产了。同样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GDP，那么美国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泡沫破灭了，美国萧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萧条了，那如果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萧条的话，这个风险到底能不能分散。所以这一点我想请教他。
我想请教他就是说，如果这些保险都要推行的话，我想会有相当大的交易费用，但这个交易费用到底是高还是低，可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法制机构的完善程度。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知道这些法制，这些环境，这些机构是不充分的，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它的交易费用会是比较高的。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适合不适合使用他所讲的这些保险来分散前面我所讲的，我们改革跟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那么多的风险。那么在《金融新秩序》这本书里面，他特别强调风险分散保险的功能，但是我们知道一般金融市场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动员资金，第二个是配置资金，第三个是风险分散的功能。当然我们知道这本书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讲到，但我想请教的是说，这本书里面所以没有去谈动员的功能跟配置的功能，是不是他认为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金融市场已经比较好的解决，动员的功能跟配置的功能，那么比较没有解决的是风险分散的功能。
接着我前面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保险上面交易费用可能是比较高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动员的功能跟配置的功能还相当保守的状况下，像在中国目前谈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是不是应该更大的力量放在，怎么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做更好的资金动员以及更好的资金的配置。
跟新秩序有关的最后一个问题，假定希勒教授的这些构想都能实现，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风险都分散掉。在那种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会出现所谓“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那个景象，人生一点风险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陈雨露[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
林毅夫教授刚才点评的时候向您提出了几个问题，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
罗伯特.希勒：
林教授给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和知名人士在预测股票泡沫破灭的时候没有准确的预测，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你会认为，当一群知识分子凑在一起讨论,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个集体，解决这个问题时，智力水平绝不是关键因素，当你把相应的专业人士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力量对抗众多学者一致得出的结论.通常一个学术机构有了一个理念，并对之加以证明，然后一个学者对这种主流观点质疑时，将变得十分困难。下一个问题是，就是出版以后没有接到任何恐吓，因为有人认为，股市下跌的原因在于我的书，我没有接到恐吓，但是我夫人很担心，所以她在电话本上马上把电话号码去掉了。这就是我们所做得一切。
再一个问题提到像你刚才提到，在第二本书中提出如何对大的经济风险进行分散，保险公司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应该建立个宏观市场和再保险，通过在全世界范围的转移，来自动管理风险。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要不要采取我提出的一些主意，我想我这些思想是针对一般的情况，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采取。因为中国发展很快，许多新兴事物正在发生，这一点我很容易体验到，所以我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应该采取。
再就是想让我谈一下股票市场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正面作用，这里我谈到了证券市场对泡沫的被动问题，所以好像我认为股票市场总是起到负面作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一个先进的股票市场的建立，是基本的步骤。但是我这里说的是我是绝对相信市场的。
吴教授，我刚才从您的讲话中听到，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恶化，贫困人口的收入甚至在下降，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部分人口的经济状况是提高的，一些大城市做得特别好，其他人可能有些落后，您认为这种不平等状况会恶化吗？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会降低吗？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提高得很快，所以这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问题是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权力对于资源的、财富的再分配，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由于在过去的体制下的权力是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督的，往往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这样一些接近权力的人就可以利用改革的机会，为自己或者为自己亲近的人取得更多的财富，这样就使得一部分富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他变得更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情况，比如我们现在强调，要加强对于干部的民主监督，比如刚刚去年开过的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来，要加快政治改革，要建立法治国家，要扩大民主，这样一些措施都会使得我们这个情况能够有所改善。
罗伯特.希勒：
我下面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繁荣的问题，中国快速的增长，使得美国人感到很惊奇，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底特律的亲戚家，我们互赠圣诞礼物的时候，一个人说，我的礼物是中国制造的，当我们都打开后，发现每一个人的礼物都是中国制造的，我的兄弟问美国还在生产什么？这种情况产生了一种很乐观的看法。就人口及增长潜力而言，下个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拥有众多的劳动力，目前的状况是发展迅速，而吴教授对持续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关注，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讲，我看到是你们快速的增长，这种情形日本也经历过，这里有很多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你是否比我们注意到了，更深层的风险。
吴敬琏：
在纪念改革二十周年，在1998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就引用了《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我们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现在马上要上天了，可能我们正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要下地狱了，就是说我们两个方面都非常地突出。我们现在经济学家和我们所有关心中国改革的人，都是要力图扩大它的亮点，避免风险，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这样。
林毅夫：
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确实中国在过去这二十几年的发展，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充满了无限的活力。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面，经济还可以会非常高速度发展，有这个潜力。那么最主要的我们知道，对这么一个国家，对这么一个社会，它经济长期发展最主要的原动力是技术的升级，技术的创新。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个技术差距，那么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从引进技术的方式取得很快的技术变迁，然后维持整个经济高的度增长。但这样一个高速增长是不是会威胁世界？这也是现在在国际论坛上面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个人的看法并不见得。固然就像希勒教授讲的，他上个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家人打开的这些礼物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这些都是劳动力很密集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品。那我们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便宜，所以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在中国，当我们打开计算机，打开手机里面的芯片基本上全部都是美国制造的，那我们当然问，那我们中国人到底制造什么呢？我们只是组装而已。这也就是说，我们跟发达国家之间会有一个分工，发达国家会在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占主导地位，包括服务业。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呢，劳动力比较便宜，那我们会更多地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让发达国家可以享受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我们多进口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那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会随着中国的发展而更开阔。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跟发达国家做这样一个分工的，那我们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把人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全部占有了呢？我觉得也不会。我们知道国际贸易理论有两种理论，这两种理论其实是互补的。一个就是要素禀赋结构不同，那么这样的factor endowment（要素禀赋）的理论，是来解释不同的发展程度之间的国家的贸易。那么对一个，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的贸易，是用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来解释的。那么我们知道专业化分工跟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所以我相信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都是劳动力密集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都可以按照我们的专业分工，专门生产某些产品。然后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很多交换的，那么中国在过去这二十年情形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贸易顺差主要是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发达国家。那么我们跟其他，跟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贸易逆差的。我们进口很多原材料，我们也进口其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不仅对中国的一般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了贡献，而且也可以对发达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做了贡献。因为中国会同时给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更高的市场，当然前提是，中国要发挥这个技术潜力，要避免很多危机。包括吴教授，包括希勒教授在今天演讲里所讲的那些结构性、制度性的，在金融方面或者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