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飞：林彪手下“四大金刚”鲜为人知的暮年生活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身经百战的四野战将,他们四人曾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是林彪麾下东北野战军的纵队一级指挥员。“九一三事件”发生前,黄永胜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为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在工作上和个人交往上都很密切。

这四位曾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将,因卷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而受到了人民的审判。获刑后,四人先后在监狱中服刑,后相继保外就医,直到终老。那么,在保外就医的这段时间,他们过着怎样的晚年生活?浮华过后,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体味?

吴法宪:研习书法,老有所养

在中共历史上,吴法宪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同时也充满争议的人物。他15岁参加红军,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时成为毛泽东和林彪的部下,在解放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文革”开始后,他跟随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地位急遽攀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锒铛入狱。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中,吴法宪被裁定“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981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找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放出秦城,安排你到济南保外就医。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吴法宪的夫人)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他把名字改作“吴呈清”,那是他原来使用过的名字。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当吴法宪进到接见室时,一个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客气地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吴新潮泪流满面……十年不见,陈绥圻也苍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9月15日上午,吴法宪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下午4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吴法宪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40平方米。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巴璀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自由了。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他不会做饭、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女儿在身边照料。

来到济南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吴法宪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女儿巴璀到室外走走。偶尔在阳台上运动运动,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是年11月,陈绥圻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高兴地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12月9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在济南生活中,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能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两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什么他都答应,很随和。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个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见此情景,老两口深受感动。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吴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上世纪90年代,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拨给他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了良好的保健医疗。

2004年10月17日15时58分,吴法宪在济南逝世,终年89岁。

李作鹏:著书回忆,拒不改名

李作鹏身材高大,衣着随便,性格豪爽,语言直率。胆大,人称“李大胆”;豪饮,人称“李烧锅”;右眼瞎,人称“李瞎子”。战争年代,李作鹏曾任机要员、参谋、科长、参谋处长、纵队司令。在解放军部队中直接由机关人员升任军长者,李作鹏为特例。

1948年10月24日,李作鹏奉林彪命令,率东野6纵由彰武、新立屯掉头南下,强行军向台安急进,以堵截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李作鹏率前指随46团前卫营跟进,于10月26日凌晨到达北宁线,在姚家窝棚与敌人遭遇。一时间,枪炮声大作。李作鹏凝神片刻,下达了停止前进、阻击正面敌人的命令。此时,林彪来电催促:“继续前进,不要与敌纠缠。”李作鹏回电说:“敌人主力于此,我们就在这里打。”随后,他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果然,廖耀湘已改变了南出营口的计划,决定东退沈阳,遭到李作鹏的阻击。战后,有人问李作鹏:“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敌人的主力部队?”李作鹏笑着答道:“枪一响,便知道了。杂牌部队没有这么猛烈的枪炮声。”

43军老战士石冠军回忆,辽西战役,李作鹏披着大衣坐在炕上指挥。枪声越打越激烈,大家都惊慌不已,唯有李作鹏纹丝不动。后来听到马蹄声声,敌人骑兵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有人提议调部队增援,李作鹏仍不露声色。忽然,部下报告说381团1连阵地被敌突破。李作鹏站起来,大怒:“速叫该营营长来,枪毙!”1营营长听说后,拼力夺回阵地,将功赎罪。 李作鹏好酒,有酒必喝,喝酒必醉。若无酒,骂人更甚。所以部队只要缴获酒,一定先送到李作鹏处。1946年夏,东野部队由四平败退至吉林舒兰。部队刚宿营,李作鹏即与苏静、何敬之等人摆酒豪饮。林彪恰好巡查至此,大怒说:“现在什么时候,你们还在醉生梦死!”又说:“部队搞得乱七八糟,你们也不心急!电台还没架线,你们也不管!”说完,林彪掀翻酒桌。不久,李作鹏被调离总部,担任1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终审判决,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李作鹏被判入狱后,曾书信致海军党委。信中说:“我除心脏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长寿。1971年冬和1976年由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及其他用品,现在多已破旧,需要更换。因此,可将我的私人东西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么,由他们帮我解决。同时,我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尤其是今未就业的,困难更大。我有的东西,可以救济,以免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据说我家被抄两次,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丢失不少。我对此非常愤慨。请你们予以追查,按党的政策处理。现由李冰天等人前来接洽,希予指教。敬礼,海军强大。”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作鹏对“文革”动乱也是很不满意的。

有人曾问李作鹏:“电影《大决战》中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演得如何?”李作鹏答:“假林彪、假刘亚楼、假罗荣桓。”顿了顿,李作鹏说:“罗荣桓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会抬高自己,贬低林彪。若罗荣桓在世,此片肯定通不过。”李作鹏保外就医时,组织上要求其改名。李作鹏不愿意,经过再三做工作,才答应化名为“李明”。

李作鹏晚年致力于写回忆录:一为《盖棺论英雄—一我所认识的林彪》;一为《沙场回忆》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100万字。后来,有书商找他谈出书的事,说:“要改作者名,才能出版。”李作鹏说:“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书商劝道:“若不改名,只有送国外出。”李作鹏大怒:“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出书之事只好就此作罢。

2009年1月3日早晨7时30分,李作鹏逝世,享年95岁。

邱会作:关心时事,执手偕老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随即,邱会作被带往北京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零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邱会作说:“除了未用刑罚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1979年12月,中央派了一个审查组,重新审查邱会作的案子。审查组负责人说:“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审查过程中,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如逼供信,你可以直接报告中央,也可以将信件通过我们转交。” 邱会作说:“把我关起来也罢,判刑也罢,都由中央决定,我的态度是服从。”

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他和夫人胡敏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狱负责人说:“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住房有暖气、洗澡等设备,治病方便。”但是到达住所后,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立即对秦城监狱送他的人员说:“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保外就医就有了相对自由,邱会作却提出如此要求,使北京来的人十分惊讶。他们对邱会作的儿子说:“要劝慰你父亲,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生活上的困难会解决,情况会越来越好。”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原籍陕西长安县,是有50年军医历史的大夫,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他们夫妇同周围邻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地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大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期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同年10月,国家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在西安的日子里,曾多次住院,且多住在军队医院。军队人员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邱会作一住院,最忙的是胡敏。她跑前跑后,安排治疗事宜。一对清瘦的老人,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相依为伴,让人颇为感动。

他们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向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凡是见到邱会作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典型的军人气质。虽然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但邱会作腰杆笔直,走起路来脚下利落,说话声音洪亮,且头脑条理清晰,没有废话。

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邱会作被政府安排住进陕西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1500元人民币生活费,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

黄永胜:保外就医,因病去世

黄永胜,湖北咸宁人,参加红军后由士兵而班长,由班长而排长,积数十年军功,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曾经说,黄永胜是我军由战士到班长、由班长到排长,一级一级打上来的。有人问杨成武:“你不也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杨成武答道:“不,我当过团政委。当没当过军事干部,大不一样。”

1933年,红军某师长率部欲投敌,黄永胜闻讯率一团追赶,将全师安然带回,并由此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勋章”。东北决战前夕,曾有人因黄永胜的生活作风问题建议林彪撤换黄永胜,改由其他人任8纵队司令员。林彪回答说:“辽西三战三捷,黄永胜兵不过两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又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这样吧。”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入关。当黄永胜率8纵过山海关时,他豪气万丈,挥手直指关内说:“单是我们四野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而后,黄永胜率部挥师南下,直驱中南,解放广州,横扫八桂,强渡海南,屡建战功。建国后先后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镇守南疆近20年。

关于黄永胜能征善战,军人出身的商界领袖柳传志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一个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柳传志被保送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学习,他的班主任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据班主任回忆,在辽沈战役中,其所在的团自认为战斗力很强。有一次到黄永胜的纵队里去配合作战,黄永胜跟该团团长约定好占领某制高点的时间,到达目标时,全军发动总攻。但真打起来时,该团怎么也拿不下来,眼看时间快到了,再攻不下就要影响总攻了。黄永胜大怒,当场就把团长给撤了,换上了自己的精锐部队,结果很快就拿下了这个制高点。“那些战士根本不怕死,一个个往上冲,部队这种冲的劲头不得了,很吓人,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让开枪的人都手哆嗦。”这个故事一直激励着柳传志:“做企业也是如此,第一要让士兵爱打仗,这种氛围一旦造出来就非常厉害。一旦决定目标,就不要瞻前顾后,要勇往直前,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

黄永胜喜欢跳舞,建国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经常身着便服出入高级歌舞场。据说,林彪于“文革”中关于“大节与小节”之讲话,即指黄永胜。原广东省军区党办主任王哲敏回忆:1958年军委、总部曾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部队军官家属回乡;二是部分干部到北大荒开荒。是年,军委扩大会期间,毛泽东召集大区领导了解部队情况。毛泽东问:“现在部队情况如何?”黄永胜首先发说:“思想动荡,都不愿干了。”毛泽东疑惑地问道:“怎么回事?”黄永胜将上述两条决定复述了一遍。毛泽东又问:“有多大的面?”黄永胜答道:“起码百分之七八十。”毛泽东又问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陈锡联答道:“超过了70%。”会后,军委、总部及时停止了家属回乡和军官到北大荒的做法,稳定军心。

著名作家白刃曾说,黄永胜虽然满口粗话,但是却满肚风雅,能背上百首古诗词,偶尔还会写几句诗。白刃曾见黄永胜保存的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有黄永胜的题诗:“南征北战二十春,今日南下见乡亲,战友已故我独回,小照一纸今犹存。”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回忆,黄永胜喜读杂书,武打、言情、风水、相学,无所不知。家中藏有杂书一千余册;他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京剧。黄永胜的卧室里放着一台老式唱机,洗手间里放着一台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他工作再忙也要不时地听上一段。

1969年10月17日,黄永胜向全军下达了《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彪的“一号号令”。一天,江青突然问黄永胜:“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主席?”黄永胜急忙答道:“林总叫我先请示主席,我怕突发事件出现,就边执行边汇报。请江青同志向主席解释。”江青说:“此事只你我二人知道,不要对任何人说。”黄永胜回来后急忙报告林彪。林彪听后,沉默不语。

“林彪事件”后,黄永胜曾大发感慨:“武将不敌文人,林彪之死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