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继续革命”革了命的曾经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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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续革命”革了命的曾经的同路人 [原创 2010-03-13 09:31:58]  首届政协筹备会议代表系列:

被“继续革命”革了命的曾经的同路人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就如何救国图强方面,开始探索自己不同的出路,在科学、民主救国旗帜下,分裂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理想追求的派别。实业救国、主义救国、民主共和救国,成为一代青年基于各自的认识、立场、向往而出现的现实选择。但这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既然都在黑暗中摸索,就有可能寻找到不同的道路,走向不同的方面。也可能不断地探索,曲折反复、进进退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抑或左右逢源、首鼠两端。因此,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民主人士难以有明显的标志,许多闻人往往兼有多种身份,直到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大多数人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可是历史不见得能够公平对待这些周旋于权力之间,搏击于风口浪尖,或者以自由人身份苦苦探求的闻人。因为他们技巧善变,灵活机智,智商非同一般,聪明反被聪敏误,在猜忌、多疑、唯我独尊的时代,不管有多大的贡献,都容易被视作异类,而别样对待,免不了悲剧的结局或者是屈辱的生存。以下首届政协筹备会议代表,就是这样的典型。

       李  达  湖南永州人。聪颖过人,中学毕业后,入北平优等师范,停学后一年考为官费日本留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8人,后戴季陶[国民党中央考试院长]、邵力子{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也曾参加),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代书记,7月组织、安排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三主委及创始人之一。当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与张国焘不和,落选中央执委,愤而离开中央,接受毛泽东邀请,11月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因个性刚毅,不愿受制于人,遭受羁绊约束,1923年自动离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北伐时应国民党中央执委、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马日事变后,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但被政界仍然视作异党党魁。本人虽然不再讯问主义,却仍然研究与教授唯物主义哲学。1949年参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20天后信才辗转送到北京。而当年8月,李达多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 8月13日,突然晕厥,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但他等不到这一天了,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虽然高寿,却不善终。

王昆仑 无锡官宦之子,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2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去拜谒孙中山,受其人格思想感化,被孙中山亲自介绍为国民党员。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后参加反蒋民主运动,1933年被著名中共烈士,时为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层中的潜伏人员。1941年,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3年与谭平山(中共最早党员,脱党,曾担任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公开发难批判蒋介石,落选中委。1948年赴美国考察,做冯玉祥统战工作。1949年1月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他是一个红学家,又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写过剧本《晴雯》,支持老舍创办过昆曲研究会。1966年初,彭真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四大书记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被毛泽东讥讽为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时,他因红楼梦研究曾与毛泽东相得,加上党内民主人士身份,侥幸成为北京市唯一未被打倒的副市长,亲眼目睹过老舍等文艺界名人被挂牌游斗的场景,老舍自杀后曾被周恩来嘱托关顾其遗属,但好景不长,1968年8月27日 ,因为与文史界的渊源和关系,他终不能幸免 ,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非法判刑,头被打肿、牙被打掉,关入秦城监狱长达7年之久。1975年3月28日,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恢复自由,人已老朽衰残。妻子,中共杰出的妇女领袖,社会活动家曹孟君也早于1967年被迫害致死。王本人人以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致仕。

先共产党,后国民党,或者先为两党,继为民主,最后又在党,是那个风云变幻时代,许多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闻人的从政轨迹。他们沉浮于波谲云诡的争斗中,终难以瓦全。像这类命运,参加首届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还有若干。他们在喜极于新生政权也使他们成了主人和显贵,似乎未来前程似锦时,没有预料到会遭际“玉树后庭花,花开不长久”的命运。功名富贵,真如过眼烟云!

他们中较为著名的有翦伯赞、吴晗等。翦伯赞早年求学于法政和工商学校,后入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留学。归国后追随同乡人,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成员覃振,于1926年参加国民党,投身北伐。后跟随覃振周旋于阎锡山、汪精卫、及广东军阀陈济棠之间,从事反蒋活动,1933年覃振改变立场,当了蒋介石政府的司法部副部长,翦伯赞为其秘书,活动于南京。后与同乡吕振羽交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即在吕振羽介绍下于937年加入中共,为秘密党员,从事学界上层的统战工作。1949年后,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继续统战工作。旋即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60年担任副校长。为北大教授中唯一享受独立小别墅楼房,配置秘书司机、享有专车的教授。文革发动,在毛泽东看来,象翦伯赞和吴晗这样的学者,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顶多留个反面教材,以备查询资料。但翦伯赞又不识时务追随彭真封锁姚文元的文章,公然为吴晗辩护,因而,成为历史系首先被打到的反动学术权威,斗得死去活来。

吴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 28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活动。这是他转变为马列史学家的开始。故而1949年参与接受清华、北大,成为清华文学院长,首届政协代表,并以民主人士担纲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反右时极为积极,表现特异,始参加党。不过,1960年根据毛泽东示意,以明史专家身份写京剧《海瑞罢官》号错了脉,对不准老人家的心意,被老人家认为《海瑞罢官》关键是‘罢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言下之意,现在用不着吴晗这样的文人摇旗呐喊,招徕民心了,而他偏偏要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活该倒霉。于是,十年浩劫便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自己坐了牢,直至死亡。老婆冤死,养女自杀,剩下个儿子后来做了泥瓦工。翦伯赞下场也不怎的。虽然被纳入保护名单,也不过是反面教员。一切恢复自由只是假象。刘少奇专案组要查证刘少奇通敌事实,牵扯到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迫于徐连压力,为了解救被扣做人质的儿子蒋经国,不得不寻找中共报告和解的途径,随让陈立夫党部指示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通过友人谌小岑、找到吕振羽和翦伯赞,让他们从中斡旋,沟通了主持地下工作的刘少奇与蒋介石的联系。虽然翦伯赞只在其中扮演了过渡的角色,但却被专案组长巫中(某兵团副政委)盯上,三番五次要翦伯赞为刘蒋构结作证。翦不愿违背良心作伪证,只能以死抗命,与妻子戴淑婉双方于1968年12月8日自尽。

至于那与毛泽东论道执政周期律,宁做帝友,不做人臣的黄炎培,躲过了“反右“,有幸早死于1965年,否则,以其刚直不说假话的性格,也难逃文革一劫。他的子女便没有那样幸运,一门三右派,文革九死一生,天知道他们怎样度过了那个凄惨的岁月,他们父执追求奋斗一生,难道就是在如此暴虐的专制中生不如死?

       历史过去了四十年,在我的这组系列里,蒙难于“反右”,屈辱于文革的首届政协委员,以及代表绝不仅是上述罗列的几人。他们曾经那样向往民主,自由,心仪一个光明兴盛的中国。但是,他们还没有从幻想中回到现实,现实就以暴力、阴谋、倾轧和勾心斗角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为什么强权就代表真理,为什么谁高高在上谁就绝对正确,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要把异议者统统打成反革命,异己分子,剥夺其人权,侮辱其人格,甚至消灭其肉体?我想,只有真正重视人的价值,天赋人权,主张平等自由的土地,才会消灭这种法西斯专制,在平等自由的竞争中,以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让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而摈弃暴力和流血,那才真正是这个民族的福祉,也许中国人或可借此才能永远远离流血与噩梦。让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