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的公信力為何下降

陳平原﹕中國大學的公信力為何下降
前兩年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德裡達說過﹕“大學存在于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應當承擔起責任﹐組織一種創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對大學）的重佔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形態”。這說來容易﹐實際上卻很難做到。作為大學教授﹐你乃“體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嗎﹖尤其在當代中國﹐談論大學改革﹐涉及理想與現實﹑中國與西方﹑制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家等﹐遠不只是制訂若干“操作手冊”那麼簡單。(chinesenewsnet.com)
世人引用蘇軾的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時﹐多從進取的角度﹐強調自家確有所得。我則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見﹐也必定會遮蔽事情的另一面。這裡牽涉的﹐不僅僅是思想立場﹐還有趣味﹑修養等。有些盲點容易意識到﹐有些則很難超越──比如緣于“學科”的偏見。(chinesenewsnet.com)
現在大家都談大學﹐真的是“眾聲喧嘩”﹔我的思路很明確﹐首先追問是誰在說﹑說什麼﹑說給誰聽。校長﹑教授﹑學生﹑家長﹑文化記者﹑教育學家﹑政府官員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學”。這種職業﹑學科﹑方法﹑文體等的差異﹐直接影響我們談論大學的視野與姿態。我很坦然﹐事先聲明﹕這是一個大學教授（不是政府官員）﹑人文學者（不是經濟學家）﹐從“文化的觀點”（不是“經濟的觀點”或“政治的觀點”）來談論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大學”。(chinesenewsnet.com)
這裡所說的“文化的觀點”﹐是借鑒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主編的《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膽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個不同學科的學者﹐從歷史的觀點﹑政治的觀點﹑經濟的觀點﹑組織的觀點﹑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觀點﹑大學的科學活動﹑政策的觀點等來談論現代大學。作者認為﹕“這八種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統的方法﹐使我們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統是怎樣運轉的﹐為什麼這樣運轉﹐它們怎樣和為什麼與社會的某些其他部門聯系起來。”(chinesenewsnet.com)
美國密歇根大學原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在其所撰《21世紀的大學》中稱﹕“大學作為我們的文明中的一個社會機構保持了其輝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堅守人與傳承者﹐曾經改變了它所在的社會﹐甚至成為變革中的巨大力量。”過去如此﹐將來也不例外──為了達成此偉大的目標﹐“我們需要在大學的內部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層次的反思”﹐我們做得到嗎﹖大學有自身的利益﹐其繼承傳統與生產知識﹐並非絕無私心。或陷入繁瑣的日常事務﹐或跳不出體制圍城﹐我們能認真審視已成“龐然大物”的大學嗎﹖有民間辛辣的譏諷（“這年頭﹐教授搖脣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有官員機智的辯解（中國教育的成績和缺點﹐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也有不著邊際的表揚或謾罵。總的趨勢是﹕大學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謂的“師道尊嚴”﹐也正迅速淪喪。(chinesenewsnet.com)
作為人文學者﹐我希望以建設者的姿態﹑批判性的眼光﹐來“直面慘淡的人生”﹐談論中國大學迫在眉睫的五個問題。(chinesenewsnet.com)
一﹑調整“大躍進”心態(chinesenewsnet.com)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國際先驅報》記者問﹐引馬玉濤的成名曲《馬兒啊﹐你慢些走》作為標題。可惜文章發表時﹐被裁成好幾段﹐穿插進各種問答中。為何需要“慢些走”﹐並非像那歌裡唱的﹐“要把這迷人的壯麗的景色看個夠”﹐而是擔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穩﹐那樣會摔跤的。暫時停下來﹐或者放慢腳步﹐是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調整步伐。(chinesenewsnet.com)
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不可能立竿見影。人們常說“百年樹人”﹐辦學要有長遠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錢﹐明年見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辦企業的思路來辦大學﹐導致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存在著急功近利的傾向。像填鴨子那樣﹐填食﹑催肥﹑打激素﹐讓大學迅速膨脹﹐這樣做效果肯定不好。(chinesenewsnet.com)
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大學教育熱火朝天﹐從上到下都在搞“大躍進”。好處是﹐大家都有干勁﹐想把大學辦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錢已經給了﹐怎麼還沒得諾貝爾獎﹖北大﹑清華怎麼還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會搞花架子﹔逼急了﹐學校就得造假。其實﹐中國的大學﹐只要認准目標﹐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彎路﹐步步為營﹐就一定能辦好。(chinesenewsnet.com)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現在的問題是﹐公眾對大學傾注了過多的感情。這種相當情緒化的“關愛”﹐使得大學疲于應付﹐很難平靜地思考涉及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以我的觀察﹐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怕傳媒﹐其決策多少都受社會輿論的影響。過多的輿論關注﹐其實不是好事情。因為﹐公眾不太了解大學運作的特點﹐大學該怎麼辦﹐困難在什麼地方﹐路該如何走﹐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的。而且﹐公眾特別希望你一口就吃成個大胖子。可你知道﹐要辦成一流大學﹐並不容易。我承認﹐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大學教育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這個進步不像公眾想象得那麼大。而且﹐你也別指望這種狀態能在短時間內改觀﹐比如﹐突然間殺出一匹黑馬﹐讓中國學人大長志氣。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說話的口氣就越來越峻急。(chinesenewsnet.com)
教育行政機關以及以媒體為代表的社會輿論﹐給大學帶來了雙重的壓力。眼看著逼急了﹐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在“大干快上”。我有點擔心﹐這樣做﹐不踏實﹐不從容﹐效果不好。辦大學﹐需要膽識﹐更需要汗水﹐老老實實地辦﹐別老想著創造奇跡。具體到教學和科研﹐現在是﹐浮躁之氣彌漫整個中國的大學校園。各種考核﹑評獎﹑爭項目﹑奪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師生們沒有了認真讀書思考的時間。這感覺很不好。因為﹐心境浮躁﹐對于從事專深的學術研究非常不利。大學校園裡﹐沒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趕地鐵﹐這樣的氛圍﹐對大學的長期發展不利。以前進了大學校園﹐會覺得很清靜﹐現在進了校園﹐覺得和外面沒有多少區別。如果教授和學生都無法沉潛把玩﹐只滿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這個狀態﹐基本上是制度逼出來的。大家都想把大學辦好﹐可欲速則不達──不是說壓力越大﹐管理越嚴﹐就越能出成果。(chinesenewsnet.com)
因此﹐我一直呼吁﹕給教授和學生們留點讀書的時間﹐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拼命地拔苗助長﹑胡亂“掌聲鼓勵”要好。學現代史的都知道﹐五四運動中﹐蔡元培曾引《風俗通》中的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作為辭職時的理由。以目前中國大學的水平﹐很難承受政府及公眾迅速變成“世界一流”的期待與厚愛。還不如把腳步放緩﹐把路走正﹐那樣的話﹐中國大學或許還能走出自己獨特的風採。(chinesenewsnet.com)
二﹑反省過分“世俗化”傾向(chinesenewsnet.com)
北京大學1993年的拆南牆﹐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牆﹐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為什麼﹖前者象征著北大走出象牙塔﹐從注重政治與學術﹐轉向強調市場與社會。至于後者﹐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整治大學周邊環境”﹐而是意識到此舉確實沖擊到北大的教學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學理深厚﹑思想自由見長的北大﹐也逐漸變得急功近利起來。十幾年間﹐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大學﹐左沖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價值與世俗利益的巨大張力中﹐尋求盡可能穩妥的“可持續發展”道路。(chinesenewsnet.com)
要說中國大學之過分“世俗化”﹐有幾個觀察角度﹕第一﹐強大的資本力量﹐憑借大筆捐款而影響大學的具體決策乃至辦學宗旨﹐這樣的例子﹐在中國還很少見。第二﹐大學為了“生產自救”﹐主動走向市場﹐籌辦大小公司以及各種名目的培訓班（如“董事長國學研修班”等）﹐這方面﹐各大學各顯神通﹐多少都有斬獲。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強力介入﹐使得各大學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自主”。這是中國大學的特色﹐擺在面子上﹐誰都無法回避。第四﹐隱約存在著的學術與權力之間的相互交換﹐比如大學送現任官員博士頭銜或教授職稱（通過合法手段）﹐敦請有魄力且有資源的退休官員出任院長或校長。後者現在很時髦﹐不說投桃報李﹐就算全都出于公心﹐此舉在為大學帶來豐厚人脈﹐使得其日後“好辦事”的同時﹐也帶進了某些官場氣象﹐讓大學裡“行政主導”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正所謂“有樣學樣”﹐今天中國的大學﹐變得越來越像官場了。(chinesenewsnet.com)
前面提到的美國密歇根大學﹐因是公立大學﹐必須接受政府的檢查與指導﹐校長及教授們抱怨“行政權力過度約束”﹐因此﹐杜德斯達在《21世紀的大學》第一章緒論中﹐專門討論“政治力量對大學管理和使命的過分干預”。可他說的那些事﹐比起中國的大學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行政力量的過度干預﹐以及大學中人的曲意逢迎﹐導致今日中國一些大學混同于官場。風氣陡變的結果是﹐大學校園再也不是清淨之地﹐更談不上“聖潔”二字。過于世俗化的﹐除了辦學理念﹐還有教授﹑學生的精神面貌。大學中人﹐本應追求獨立人格以及自由表達的權利﹐但在商業以及行政的雙重壓力下﹐這種“聲音”已逐漸消失了。(chinesenewsnet.com)
這就說到人們常常議論的大學是否需要“圍牆”。在我看來﹐圍牆分有形的與無形的兩種。有形的圍牆﹐歐美各著名大學或根本沒有﹐或不很明顯﹔可不管置身于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學﹑海德堡大學）﹐還是大都會（如哥倫比亞大學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園都很幽靜。而今日中國大學校園之“熱鬧”﹐讓人嘆為觀止。我們的校園﹐有高大完整的圍牆﹐但根本擋不住商業大潮以及世俗口號鋪天蓋地﹐以至你想“躲進小樓成一統”﹐都很難做到。大學與社會的“零距離接觸”﹐以及高校的過分世俗化﹐使得圍牆裡頭的教授與學生﹐都很難再有一顆平靜的心﹐踏踏實實地做學問。(chinesenewsnet.com)
今年3月﹐我在《面璈P刊》發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批評當今中國的大學“太實際了”﹐沒有超越職業訓練的想象力。校長如此﹐教授如此﹐學生也不例外。“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于“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記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這樣開篇的﹕“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請允許我套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自成氣象﹐自有人才。(chinesenewsnet.com)
三﹑警惕“標准化”迷思(chinesenewsnet.com)
大凡辦教育的﹐都會承認﹐大學辦得好不好﹐關鍵在于有沒有個性。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標准的大學”。在流行“與國際接軌”口號的今日中國﹐辦大學需要向西方學習﹐這已經是共識﹐可還必須記得﹕第一﹐大學要接地氣﹔第二﹐大學要千姿百態。在我看來﹐對于一所大學來說﹐找准屬于自己的位置與路向﹐比什麼都重要。(chinesenewsnet.com)
其實校長們都很聰明﹐也很有事業心﹐但為何大學辦得越來越沒特色﹖在我看來﹐很大程度是被各種標准化的評估體系給逼出來的。從評個人到評群體﹐從評學問到評道德﹐無所不有。說句不中聽的話﹐如何應付評估﹐已經成為一種“專業技能”。對此﹐學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諷﹐我就不說了。(chinesenewsnet.com)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的《學術不是評出來的》﹐那其實是一則舊文﹐兩年前刊在一個雜志上﹐不知怎麼被“發掘”出來了。我在文章中稱﹕“我承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評審之舉能長學問。對于人文學者來說﹐獨立思考的權利﹑淡定讀書的心境以及從容研究的時間﹐是最為重要的。印象裡﹐評獎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業。不信﹐你走進超市﹐隨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鹽醬醋煙酒茶﹐包裝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寫著本產品榮獲某某金獎銀獎。越是不自信﹐越是質量沒保證﹐越需要各種獎項來‘保駕護航’。”重刊舊文時﹐編輯刪去了最後一段﹐那是一則逸事﹐著名哲學史家湯用彤得知其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獲大獎﹐竟很不領情﹐說﹕多少年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審﹗當代中國﹐還有這樣極為自信﹑自尊﹑自重的學者嗎﹖今天﹐我想追問的是﹐即便還有湯先生這樣自信﹑自尊﹑自重的學者﹐他所在的大學會高興嗎﹖會不會動員他顧全大局﹐幫學校在評委面前說幾句好話──起碼不說壞話和怪話。(chinesenewsnet.com)
不是說中國的大學是獨立王國﹐無須監督﹐也不能評估﹐而是目前沒完沒了的“評估”﹐以及越來越細的“指標”﹐使得各大學都緊盯著教育部的相關規定辦學﹐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結果必定是﹐大學之間面貌迅速趨同。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種“標准化建設”﹐其背後的理念是“大一統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齊劃一的評估標准﹐去裁斷五花八門的有著各種不同歷史傳統的大學﹐焉能不截長補短﹖我曾經提出﹐教育部管大學﹐不該“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應“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國有企業的思路“抓大放小”恰好相反。對水平較高的一流大學﹐不再做例行評估﹐而是給予足夠的自我發展空間﹔而對于一些教學及科研水平不高的大學﹐則有必要通過制定統一標准﹐不時加以考核﹐促使其提升。(chinesenewsnet.com)
在我看來﹐目前讓各大學應接不暇的評比﹐好處是大大改善了辦學條件（因評估標准中有對于校舍﹑圖書﹑設備等的具體要求）﹐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學的辦學水平﹔缺點則是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大學的雷同化傾向。不是每回都要求總結“辦學特色”嗎﹐怎麼還會雷同呢﹖道理很簡單﹐既然有了“標准答案”﹐誰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經很不錯了﹐沒有一所大學敢“另闢蹊徑”的。于是﹐戲越演越認真﹐大家都逐漸進入了角色﹐久而久之﹐喪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都對照各種評估標准來辦大學──你要什麼﹐我給什麼﹔什麼好看﹐就上什麼。(chinesenewsnet.com)
所謂“大學傳統”﹐都是在長期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往往利弊參半。如今為了總結提升﹐必須“去蕪存精”﹐且“上綱上線”。抹去了真正有價值的需要認真體貼的特性﹐拿得上臺面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論”。我有點擔心﹐各大學關于“辦學特色”的總結﹐很可能越說越離譜。原因是﹕第一﹐誰都希望政治正確且立意高遠﹐這麼一來﹐很容易“大而化之”。第二﹐集體討論﹐力保萬無一失﹐結果是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第三﹐各大學相互借鑒﹐挖空心思做文章﹐反而喪失了自家的特點。(chinesenewsnet.com)
就拿各校的校訓來說吧﹐就是這麼變得越來越雷同的。五四時期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言簡意賅﹐確實能體現北大的特點。上世紀80年代,我們改為“勤奮﹑嚴謹﹑求實﹑創新”﹐什麼都有了﹐就是沒特點。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又改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這下子更好了﹐政治上特正確﹐可就是放在什麼地方都合適。記得我當時略表異議﹐校長于是諄諄告誡﹕還是要“愛國”呀……(chinesenewsnet.com)
閱讀網上廣泛流傳的“中國著名大學校訓大全”﹐你不能不感慨﹕中國人的詞匯以及想象力﹐實在太貧乏了。說來說去﹐就那麼幾句話。記得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說家吳組緗先生曾說過﹐寧願被人說成是“司機”而不是“人”﹐因為﹐前者雖不准確﹐但還努力在抓特點﹐後者則幾乎是不動腦筋。如此妙解﹐值得欣賞。(chinesenewsnet.com)
四﹑理解並尊重“學科文化”(chinesenewsnet.com)
作為一種組織文化﹐大學內部的復雜性﹐很可能超越我們原先的想象。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並非“一團和氣”﹐很可能同樣“問題成堆”。有政治立場的差異﹐有經濟利益的糾葛﹐有長幼有序的代溝﹐還有性別的﹑宗教的﹑地位的區隔﹐但最頑固﹑最隱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學科文化”在作怪。雙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說不到一起。不同學科的教授﹐對于學問之真假﹑好壞﹑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別﹔而“學富五車”的學者們﹐一旦頂起牛來﹐真是“百折不回”。有時候是胸襟的問題﹐有時候則緣于學科文化的差異。(chinesenewsnet.com)
不同學科與專業之間存在著隔閡﹐這是知識生產制度化的必然產物。同一學科內部﹐經由長期的發展與演變﹐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從業者廣泛認可的概念術語﹑研究方法﹑表達方式等﹐外人很難理解﹐更不要說插嘴了。長期以往﹐學科與學科之間﹐由于理解以及溝通上的困難﹐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偏見──你嘲笑我是“偽科學”﹐我說你那“根本不算學問”。各有各的學術視野﹐各有各的專業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與自愛。當這些趣味不同﹑發展途徑迥異的學科集合在一起﹐組成知識共同體“大學”時﹐必然會發生摩擦與碰撞。所謂“大學管理”﹐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大學內部進行有效的協調與整合。(chinesenewsnet.com)
將近半個世紀前﹐英國學者C"P"斯諾論述“兩種文化”﹐當時影響很大﹐現在看來過于“粗獷”了。可反過來﹐不斷強調每個學科乃至二級學科的“特殊性”﹐又太瑣碎了。像蓋夫和威爾遜那樣﹐依據“各學科領域的學者教授在教育價值﹑教學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問題上有重大的差別”﹐提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專業學科的四分法﹐我以為大致可行。“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文化之間毫無聯系﹔實際上﹐每一個類別﹐每一個層次﹐都有相互重疊的領域。”另外﹐在具體運作時﹐不同學科之間﹐還可能“合縱連橫”﹐組成不同的“統一戰線”。在《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我談到今日中國大學校園之“分裂”局面﹕“今天中國大學校園裡面‘學問的隔閡’﹐已不再是斯諾想象中的那種文科和理工科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文學和理科為一方﹐社會科學以及工科為另一方。換句話說﹐一種是追求學理﹐一種是強調應用。這兩者之間﹐知識類型以及學術趣味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導致了學術理念的巨大分歧。”(chinesenewsnet.com)
如何准確描述﹑理解﹑善待這種“學科文化”﹐對于今日中國的大學管理者來說﹐是十分嚴峻的挑戰。在我看來﹐專業化趨勢不可逆轉﹐所謂“跨學科”以及“學科交叉”﹐效果是很有限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學科邊界”只會加強﹐不會消失。這麼一來﹐大學校園裡﹐不可避免地出現如下局面﹕不同的知識結構﹑多元的價值取向﹑迥異的生活趣味﹑松散的集合方式。(chinesenewsnet.com)
15年的大學改革﹐中國的大學逐漸從單科性質的學院向綜合大學過渡﹐甚至出現了不少“巨型大學”﹐而對于校長們來說﹐如何協調不同學科的利益﹑處理好主導學科與輔助學科的關系﹐既實現卓有成效的管理﹐又不傷害原有的學科肌理﹐是個難題。不僅僅是所謂“一碗水端平”﹐不過分看重並偏袒自己所從事的學科﹐還得盡可能理解不同學科的思路﹑尊重其趣味與選擇。舉個例子﹐由工科院校擴展而來的綜合大學﹐在建設文科時面臨的最大陷阱﹐不是“沒錢”﹐而是用工科的思維及管理方式來“大力扶持”。辦大學沒錢不行﹐但有了錢﹐也不見得就一定行。(chinesenewsnet.com)
承認不同學科各有其傳統﹐決策時不宜“一刀切”﹐這當然限制了大學校長的權威以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伯頓"克拉克稱﹕“不是因為權力過度分散和宏觀失控而使整個系統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為過分強調秩序和組織的統一而導致權力的壟斷﹐兩者必居其一。不過﹐如果能夠選擇的話﹐前者的危害比較小﹐後者的危害則要大得多。”我希望略為補充﹕談這個問題﹐新老大學應該分開。新大學亟須建立規矩與秩序﹐難免傾向于權力集中﹔老大學自有傳統﹐已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分權乃是明智之舉。(chinesenews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