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超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

·                                 故宫人：吴仲超 · 怀念老院长吴仲超
　 吴仲超（1902年4月－1984年10月），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南汇区大团镇）人。
1927年9月曾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南汇县委书记，南汇中心县委书记，上海沪东、沪西区委委员，无锡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南特委书记，苏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苏皖区党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副主任，苏浙皖边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职务。还是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
　　吴仲超热爱文博工作。任职故宫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性质，对不适应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1954年增设了学术工作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鉴别工作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文物收购委员会、铜器专门委员会、陶瓷专门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文物印刷厂和修建处。这些机构的设立，对故宫的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70年代，又相继建立了古建修缮处和院研究室。80年代，为加强研究和出版工作，成立了紫禁城出版社。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建成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队伍。陈列格局及规模在国内独具特色，得到中央领导、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认同。他锐意探索，不断完善适合故宫特点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文物、博物馆事业，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把推动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开启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的新阶段。组织制定了《文物分类大纲》、《藏品登记制度》、《文物计件规定》、《工作人员出入库制度》、《藏品出入库工作制度》、《文物征集拨出工作条例》、《文物照相条例》、《各类藏品编目细则》、《文物修复、复制规定》、《陈列室工作细则》、《保管员工作细则》
　　从1953年至1983年，吴仲超院长陆续将个人收藏的陶瓷、漆器、铭刻等各类文物二十余件捐献给他为之贡献了近半生精力的故宫博物院。

怀念老院长吴仲超
冯先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研究馆员）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对于故宫博物院广大职工来说，是个哀伤悲痛的日子，卧病三载的老院长吴仲超与世长辞了。当时我正在扬州观音山文物局培训中心讲课，十一日到南京后宋伯胤同志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十二日返回北京，向吴老遗体告别仪式已然结束，我以未能看到吴老遗容而深感遗憾。
一九五四年冬，华东局撤销后，吴老来故宫博物院主持院务，当时我正担任业务秘书工作，在吴老的直接教诲下受益颇多。一九五六年，我提出了从事陶瓷专业研究的要求，吴老很快同意了，并给予鼓励，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铭记在心。三十年与吴老相处之中，深感值得学习与继承之处甚多，爰将记忆犹新者草成此文，以寄怀念之情。
吴老初到时，故宫博物院人员编制不多，而陈列、保管、群工、古建修缮等等，五花八门，都需配备人力。加以故宫所藏文物号称“百万"，包括青铜、绘画、陶瓷、织绣、漆器、玉器、竹木牙雕以及宫廷文物等达几十类之多，这对甫到故宫的吴老来说是需要迅速抉择安排的。在百业待兴之际从何入手，经过一段深入了解与周密调查之后，吴老决定首先从整理文物着手，对分散于紫禁城内各处的文物，按类分别整理，集中到专库庋藏，并建立帐册，以备核查。经过六年的整理，对故宫文物从心中无底无数到有底有数，从好坏不分到划分一、二、三级，并对全部一级文物编目、照相和制档。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近三千件文物珍品，如商代的三羊尊，唐•卢楞伽(传)《十六应真》册页、宋•赵佶《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等等。文物是博物馆研究工作的基础，大量珍品发现后，不仅有利于各类专题的研究，而且充实了陈列的内容。
吴老常说，故宫需要一大批专家和业务骨干，否则故宫博物院是办不好的。三十年来，他把一大批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对于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尤为尊重，他曾风趣地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他委专家以重任之后，既充分信任又给予支持，使专家能放开手脚地发挥特长。五十年代，唐兰、陈万里、单士元等专家、学者分别主持学术委员会、陈列部、陶瓷研究室和建筑研究室，奠定了开展学术活动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为加强业务与开展专业活动，从文物局调来徐邦达、罗福颐、顾铁符等同志；熟悉陈列、保管的杨伯达、李鸿庆同志分任两个部的副主任；此外熟悉院藏文物的郑珉中、崔玉棠、纪中锐、魏松卿、天秀、冯先铭等，分别担任各个专业组组长，形成了一支业务骨干队伍；又从外部调来具有鉴定文物丰富经验的王以坤、刘九庵、孙瀛洲、耿宝昌、王文昶、乔友开和王致中等同志，他们在整理文物与鉴别、鉴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孙瀛洲同志来故宫之前，把三千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来院不久，他被提升为助理研究员，在鉴定元、明瓷器时，他边鉴定边传授，把鉴定经验无私地教给年轻一代。为了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吴老主持下，院里评出研究员三人、副研究员六人、助理研究员八人和实习研究员三人，研究人员队伍初步形成，对陈列水平的提高与藏品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十年动乱前的十二年(1955—1966年)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与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故宫博物院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博物馆之林。在这里，可以饱览明清两代体系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既有清代宫廷史迹陈列，又有历代艺术、青铜、雕塑、绘画、陶瓷、织绣、钟表和珍宝等专馆，还有明清两代漆器、珐琅、竹木牙雕以及秦代石鼓等专题陈列。陈列体系的趋于完善以及大量历代珍贵艺术品的展出，博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好评与赞誉。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老院长的领导有方。
在整理明清故宫文物的同时，吴老还强调要通过征集、交换与收购等方式进一步充实藏品，并设立了文物收购委员会及绘画、陶瓷等收购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从民间与市场收购来的各类文物达数万件，其中以陶瓷、绘画所占比例最大，诸如六朝青瓷、唐三彩、五代越窑、宋金两代耀州窑、磁州窑、辽三彩、元青花以及明清两代民窑青花及彩瓷等等，弥补了旧藏的空白与缺门，为陶瓷馆充实了大量展品；同时，收购了一些唐到元代绘画名作，还有大批明清两代绘画作品，为系统研究明清两代画史与流派以及专题展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十年来，故宫博物院职工广为传诵的是吴老的工作作风。他主持院务期间，知人善任，紧抓大事，业务与学术活动由副院长唐兰负责，人事、学习由副院长李洁承担，三人有明确分工，又谐调一致。吴老每天一上班先批阅文件，除开会外，他以绝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有计划地抓一两个专业组，作为深入了解的基点。从具体工作方法到长期规划，他与大家一起研究讨论，使专业组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明确了长远目标。更重要的是吴老通过深入基层，熟悉了业务和有利于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平时，不论酷暑严冬，吴老经常到修建工地和陈列场所巡视了解，向大家嘘寒问暖，还及时发放草帽、防暑药和御寒设备等，这虽属日常工作中的小事，却温暖了广大职工的心。
吴老是一九二八年入党的老党员，党龄长、资历深、级别高，而他的组织观念一直很强。在讨论业务方针会议上，有时与上级领导意见有分歧，但他坚决服从决议，并贯彻实行。他组织观念强还表现在对待组织生活的态度上，党小组会他从不无故缺席，遇有其它会议和外事活动时，他总按照组织手续向党小组长请假并说明原因。吴老的行动为故宫博物院的党员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三十年来吴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博物馆事业，他以院为家，勤奋工作。对于搞好故宫博物院，吴老有一整套设想，他认为组织机构必须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适合故宫的特定条件，在他的领导下，曾前后三次进行机构调整，每次都促进了各项业务工作的改进与提高。吴老十分重视干部力量的配备，并认为仅仅依靠院内人力是不够的，还应借助于社会力量(诸如对古建维修、对院藏绘画的鉴定与品评，都邀请院外专家、学者参加讨论)。此外，对陈列的布局、库房区的确定、古建施工工地范围、路线指路牌等设施，以及广播室播放的音乐等等，都考虑得极其细致周详。吴老深深地爱上了故宫，他很少外出参观访问，即便是星期日也经常来院到工地或陈列室走走。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文化部曾征求意见，请他主持馆务和开创新局面，他舍不得离开故宫。六十年初，吴老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助理，他履行国务院委任的新职务，认真做好部长的助手，同时兼顾故宫博物院，付出了双倍的精力。
吴老前半生为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半生又为文物、博物馆事业呕心沥血，成绩卓著，是我国文物、博物馆界的优秀领导人。他一生光明磊落，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他工作勤勤恳恳，实事求是，深入实际，关心群众，团结干部与广大知识分子。吴老的崇高品德和革命者的思想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怀念吴仲超同志
萧正文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同志们都以尊敬而亲切的心意称他“吴老”），与世长辞了。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领导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十年，功绩卓著，有口皆碑。我有幸同吴老相处整整十个年头，无论在他工作期间或在他卧病的日子里，耳染目睹，深深感到吴老形象高大，党性强，水平高，业务熟，作风好，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工作严谨，领导有方。因此，称他为文物和博物馆界优秀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吴老逝世，使我失去一位良师。他的思想和作风，仍是我们工作中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老永远离开人间了，但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令人思念不止。怀念吴老，首先是学习他对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他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而且能和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见诸实效。我刚到故宫时，协助吴老抓各部门干部之间的团结工作，吴老对我说，毛主席关于增强团结的指示非常重要，有普遍意义，无论哪个单位哪个部门领导干部之间不团结是搞不好工作的。他主持院党委会议作出增强团结的决定，并亲自部署，亲自听汇报，亲自到所属各部门去参加会议听取意见，而且亲自找各个部门的主任和组长十多人，一个一个地谈话，做工作，解决各种矛盾，使许多干部感到温暖，心情舒畅，取得了增强团结、促进工作的实效。吴老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为认真，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对一些专家的物质生活方面给予适当安排，政治生活方面给予亲切关注，并扩大了研究机构，使一些老专家有一个比较方便合适的研究环境，为多出研究成果创造必要的条件。他说，故宫这么大的博物院，多养几个“秀才”没什么坏处。
吴老认为，单独的一座古代宫殿、一座宝塔、一座桥梁，再珍贵也不希奇，而故宫这样完整的古建筑群可就非常不简单了。因此，他对故宫的安全倍加重视。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故宫干部们：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故宫都没出毛病，如果在我们手里烧了，那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所以中央拨了巨额款项把热力引进故宫，撤掉了火炉，以减少火种的隐患。每年雨季之前，要求检查避雷设施；对文物库房的防潮防蛀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报警防盗方面也添置了必要的设备。
故宫原来就有一定的格局，不能随便改动原有的格局，这是吴老一贯的很坚定的看法。他说，紫禁城内更不能增建新的建筑。曾经有一个单位准备在紫禁城里盖一幢楼房，地址先选在上驷院，后又决定放到西河沿，而且图纸都设计出来了，后来国务院办公室没有批准，并明确指示：不许在故宫里再搞新建筑。有一次，议论在宫殿院内植树时，吴老郑重地说，有些事情我们要坚持原则，在宫殿庭院里植树是不行的，故宫有故宫的格局。有个单位在一座大殿丹陛之前植了一排塔松，他看到之后说，这象什么样子！
我深深感到吴老是热爱故宫、热爱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他对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可以说有真识卓见。他对整顿和开展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平时，对故宫的每一座殿阁、每一所花园、每一道门、每一座桥、每一个陈列以及每一座库房，都了如指掌，而且精通业务，对各种门类的工作都既有基本方针，又有战略想法。因此工作起来主次分明，井井有条。
吴老有时也到宫殿维修工程工地走一走，转一转，发现维修工程中有什么问题，及时指出并解决。他说：“古建筑维修就是要按原样，不能非驴非马。”这个思想完全符合一九六一年国务院颁发的《文物保护条例》的精神以及一九八二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古建筑……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他对故宫维修工程的要求是：“要质量高，要考究，不能马马虎虎。”一九七五年验收漱芳斋维修工程，谈到室内宫灯时说，故宫里不能搞假古董；否则，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你们的古董都是假的！安装宫灯，有旧灯就用旧灯；没有旧灯就用简单的现代灯，千万不要模仿旧样。就是修厕所也是一样，如不利用古建筑，就修个简单的现代式的，不要模仿古建筑形式，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现在修的。植树也要控制，不能随地乱植。西华门里和西河沿还有余地，一般说可植松柏槐柳。故宫里不宜多栽花，而应多植松竹，因为松竹省工，用肥少，耐活。
陈列工作是故宫博物院一项主要工作，如何按故宫特点搞好陈列布局很重要。故宫主要是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和古代艺术品陈列，这是基本陈列，还有其他的陈列。吴老认为，中轴线的三大殿、后三宫以及西六宫搞宫廷史迹原状陈列是合适的，如果东六官也搞原状陈列，那么东西十二个宫都陈列一些床铺桌椅就没意思了。有一次谈到宫廷服装陈列的问题，吴老说，陈列搞单一的显得单调，效果不好，看了这件和那件差不多，没意思。搞陈列还有一条原则，就是陈列原来的文物，即使是残破的也没关系，最好不搞复制品。陈列文物的文字介绍不要太简单，对有些艺术特点，评价还是需要的。一次，同吴老一起出差，他感到各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搞断代史陈列为好，如果都搞通史陈列，那么看一个地方就行了，再说一个地区的文物也不可能很充实。
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吴老也有独到的地方，根据故宫业务的特点，他经常是一项业务一项业务来研究，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来专题讨论。在一九七八年专门研究文物保管工作的一次会议上，吴老总结了二十多年的经验，他说，保管工作可分五个方面，缺一不可，那就是：一、整理工作，故宫还有些非库藏文物也要保护；二、登记工作；三、制卡工作，卡片灵活，使用方便，比编目容易；四、庋藏工作；五、文物修复、复制保护工作。此外，还要建立规章制度，培养人材，主要培养提高保管人员的鉴别鉴定能力，不然整理工作搞不好。所以说，保管工作就是鉴别、鉴定、整理工作。一九八0年春节，在一次老专家座谈会上，他又循循善诱地指出，保管工作只能在鉴别、鉴定的基础上进行，光是保管、整理，不分精粗真伪不是好保管。通过鉴别、鉴定的不断实践，可以切实地提高干部的业务知识，培养接班人。
对接待外宾工作，吴老甚为重视，在他身体好的肘候，有些国家元首来故宫参观，他都亲自出场陪同。他说，外国国家元首，是我们党和国家请来的客人，接待当中不能出一点差错。在故宫来说，要当一件大事来办，不能等闲视之。有一次我陪某国的一位女王参观，出后右门时，由于礓嚓上的木阶梯颜色不鲜明，外宾看不清上磴和下磴，被人搀扶着走了下来。吴老知道以后，马上让通知工程队把每一阶磴的外端涂上深色油漆，这样阶磴之间的级差就清晰可辨了。可见他工作就是这样细致、认真。他还说，对外宾讲解，主要是介绍宫廷史迹和中国古代艺术成就以及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应根据不同对象，有繁有简。特别是要注意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不宜讲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侵略史，那样容易引起人家反感。有人感到不讲这些不过瘾，好象是不革命。那是胡闹，是“左”派幼稚病。
此外，对文物修复、复制工作，对各种门类文物的研究工作、出版工作以及图书工作，他都有明确要求和具体意见。
吴老对故宫博物院总的方面的工作，不仅有长远的方针，而且对有些具体工作也想得极为周到，抓得很细，既掌握原则又能具体指导。比如对故宫的露天文物的保护设施，作什么样式，用什么色调，都胸有成竹，他认为这些保护设施，必须是民族风格的，同故宫的建筑形式相协调的，而且各处的样式都应是一致的。有些地方栽什么花、植什么树，也都具体指点。一次来到御花园，他看到延晖阁和位育斋之间的小花坛上铺了一层草坪，很有意见，随即告诉管理园林的同志：就那么一点儿地方搞什么草坪，小里小气的！原来有三株牡丹就很好，不搞三株搞两株也可以么！
吴老善于团结干部、团结知识分子，善于调动各类干部的积极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平易近人，待人不骄，诲人不倦，无论对老战友、老同事以至一般干部都彬彬有礼，谈吐有度，有时谈笑风生，富有幽默感，有时也很认真、严肃，使接近他的人，既不觉得拘束，又有肃然起敬之感。凡是请教他的事情，无论是学术上或业务上的问题，还是有关他在故宫博物院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甚至他的革命经历，都是实事求是地作答，从没有厌烦的情绪。一次有一位日本老朋友在宴会上向吴老询问：你们是中华民族，但“中华”二字怎么解释，它的来历是什么？当时吴老并没直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回院要研究室的同志查阅了有关资料之后，才作了详尽的回复，那位日本外宾十分满意。可见吴老的工作态度是多么严谨、多么一丝不苟！
吴老不但惯于礼貌待人，而且严于律己。他的工作安排得很有秩序，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他的书籍、文件和办公用品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据我同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三年的观察，从来都是这样，每到星期六，他总是把这些东西整理一遍。有时处理完当天的工作，还有些时间，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我看到这种情景曾说：“吴老，您这么大年纪，现在没什么事了，请您回家休息吧!”他说：“不能，我若早走，会影响别的同志。”所以总是坚持到下班再走。每次到他家里探望，也总是亲自到门外招手送别，就是在他逝世前两天，我到医院探视，那时他身体已相当虚弱不能起床，仍然和我握握手，用慈祥的目光把我送出门外。
吴老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有极深的感情，就是他在住医院期间，也经常关心故宫的工作，打听故宫的情况。他身体健康尚能主持故宫工作的时候经常说，故宫的名气很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搞不好不像话！又说，故宫有些专业比较狭窄，而研究文物的往往就事论事，缺乏理论修养，那样水平就提不高，只有把业务和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工作水平，但很不容易。吴老介绍他领导工作经验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作领导抓业务，不一定能鑑别绘画、陶瓷的质量、年代和真伪，而是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听取大家的意见，区别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哪种意见是错误的；也不一定单钻哪一门，有个大概了解就可以，但要懂，要有兴趣，能说内行话，这也需要五、六年或八、九年的时间才行。
吴老和我们永别了。他那令人敬佩的革命者的思想作风和高大形象，会永远铭刻在故宫博物院同志们的心中！〔 幽芝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