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无论顺产还是刨腹产，阵痛在所难免

 中国崛起,无论顺产还是刨腹产，阵痛在所难免 渭河之水 

        自从有人发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以来，中国崛起的呼声便不绝于耳。
　    去岁年末，电视剧《大国崛起》闪亮登场，又在和平崛起的舆论界的烈火上浇了一桶汽油，于是，我们听到的已不仅仅是震耳欲聋呼唤声，而且夹杂着更多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似乎中国已经世界各国的大哥大了。
       我的工作有没有神圣到是在为中国崛起而努力，我不敢口出狂言，沽名钓誉，恶意炒作。但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人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早日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思想还没有进化到老马所谓“工人阶级没有国界，那儿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国家”的程度，我仍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当然时刻期盼着自己的国家迅速崛起，早日从发展中上升到中等发达国家，再从中等发达国家上升到最发达的国家的行列。不是瞎掰，到现在，每每听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录音播放，我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把中国崛起看作一个过程，我是非常赞成的。
       满清帝国后期，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硬是撞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强行开阜贸易。这个老大帝国遭到一系列组合拳重击之后，就摇摇欲坠，步履蹒跚。好在中华文化内部具有强烈的生生不息和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面对灾难，国家艰难但执着的进行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国家救亡运动从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尝试逐渐扩散到全民族的觉醒和行动。这些运动虽然不能立刻遏止当时社会的整体下滑趋势，但是，下滑的速度被明显的降低，并且越来越慢。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崛起的起点。我们国家在走了千余年的下坡路之后终于触底反弹了，从抗日战争胜利之日起中国历史开始改变方向，重拾升势。这个拐点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标志着我们这个永远值得骄傲但又多灾多难的民族，渡过了最危险的深刻，实现了最伟大的，最壮烈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超度。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自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时，我们初步品赏了大国崛起所带来的难得的自豪；当我们在别国的土地上和兄弟国家的军民一起用简陋的武器设备，粉碎最强大的国家，逼迫他们签下停战协议时，那份笑容，那种喜悦和发自内心的幸福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值得回忆和炫耀的宝贵财富。
       好事多磨。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前出现过克伦威尔革命，美国崛起前也曾发生过南北战争，法国成为强国前也出现过雅各宾派的血腥专政，可见，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崛起都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过反复考验和多次试错，直到新的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科学政治体制的确立。
       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犹如英国的克伦威尔革命，更象法国的雅各宾派专政，我们企图通过对历史的彻底抛弃和坚决清算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愿望是好的，可是当“翻身农奴”以主人翁的豪迈气势“战天斗地”“兴无灭资”“横扫一切害人虫”时，当无产阶级的铁拳一再举起，当阶级敌人、异己分子、由“地、富、反、坏、右”，变换成“修正主义者”，再切换成“鼓吹自由化者”时，当初把所谓阶级敌人踩在脚下，肆意玩弄的神圣满足感和复仇快感，似乎逐渐在消失。随着阶级斗争磨盘的来回转动，随着谁都有可能因被划入敌对阶层而遭受人格侮辱和精神折磨时，人性的复苏开始了，理性的思维出现了。
       这种游戏的所有参与者，不得不慢慢的咀嚼曾经的疯狂和幼稚，苦涩的滋味充斥着心灵，他们由狂热到冷静，再从冷静开始深思，中国社会也随之进入到不拨乱反正期。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试错阶段。
       大乱之后才有大治。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和受害者，这并不是历史在嘲弄我们，也不是我们在改造历史，而是历史在按其内在规律运转。
       当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绝对想不到自己憎恨的儒学竟然在他死后不久即便死灰复燃，成为中国封建的主导思想，而且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处于“独尊”地位；英国的克伦威尔不会明白被自己处决的君主怎么还会“复辟”（这种复辟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更不会明白英国的君主制度在此后还能创造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雅各宾派的激进英雄们到死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被法国人民抛弃；同样，文革期间，我们信誓旦旦，倾全国之力进行的“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转眼间灰飞烟灭，原来被下放的臭老九，被“打土豪，分田地”的地主、资本家，现在大多数都以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份成为国家的坐上宾，被还以尊严，而原来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斗士现在也都开始先富起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回归到市场经济的原有轨道上。这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复辟”或者“回归”，这应该叫超越自我可能更合适些。
       十月怀胎，等待一朝分娩。婴儿在母腹躁动，父母亲的这种喜悦和期待可以理解，但他们也明白，新生命的诞生还要经过分娩的考验。中国崛起，无论顺产还是刨腹产，阵痛在所难免。中国改革三十年，成就斐然，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国际地位都空前提高，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越来越不一般，并且这种强势增长势头没有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因素能够阻挡。不过我们要明白，这些成绩就象我们用三十年时间孕育的小生命一样，它还需要经历考验。
      “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
        一个国家受到他国的尊重的确不再仅仅依靠它的富裕和武力强大，而更多地取决于自由和人权的保障，依赖在国内和国际推行正义。——贺卫方。
       我认为，正因为中国目前面对的国际环境相对平和，所以，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就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和平地处理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取决于中国能否妥善解决国内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要出现大的动荡，中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些年来积累的社会不满、腐败、改革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不公正等内部问题，不要因处理不当引发大的社会灾难。——《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
       我国经济的深刻悖论与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都有根深蒂固的背景，不是简单的调整能够解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雄关漫道——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
       听一听，现在专家们都在谈论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这个话题，虽然观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对于真正崛起的大国应该是什么理想状态的的争论。
       我关注的重点不是能不能崛起的问题，而是那场必然要到来，不能躲过、不可避免的阵痛问题。阵痛是什么？是革命！只有通过和平的革命（不论什么颜色）才能实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对接，才能降生更合理生产关系，也才能真正迎来中国世纪。
       我的观点是——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即实现真正的崛起需要一场革命，也必然迎来一场革命。只有通过即将到来的革命才能实现贺卫方教授所谓的“正义”，郑永年教授所谓的“内部制度健全”以及麦天枢先生所谓的“利益分配”中的平衡和公正,也才能解决秦教授强调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