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被俘是否等同于变节——中国军队60年战俘观仍存悬疑

战场被俘是否等同于变节——中国军队60年战俘观仍存悬疑

1951年5月，21岁穿着破棉絮的志愿军180师战俘张城垣走进釜山战俘营时，一位美军大兵塞给他一份中英文标识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上面写着战争双方对战斗员和战俘的权利。他还从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得知，根据这份公约，战俘竟然可以让本军队中军官战俘自治管理。

三十年后，山西运城军分区给张城垣下达了政策平反的通知书，他被告知可以去县文史馆上班，并获得了300多元的生活补助。在2年多的战俘营生活和以后长达20多年的上访历程中，张城垣明白，这一切，其实都在那份薄薄的公约书里都有写明，而早在1952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发表声明承认该公约。

在中共高层谨慎地为朝战归俘平反的第2年，总政治部参照该项政策文件，又相应地提出对1949年金门战役中被台湾遣返的战俘进行复查处理的意见，3000多名被开除党籍军籍的原福州军区28军的解放军士兵恢复了应有的待遇。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中共军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被诠释为“不怕牺牲，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交枪、不被俘，被俘等于变节”的思想，在这支军队内部牢牢驻扎数十年，而后者更多针对的是敌方的优俘政策。

有战争就可能有被俘，怎么样正确看待战俘问题，在军队内部引导、正视和对待己方被俘人员，在60年后的中国大陆，仍是空白话题。朝鲜战争后的三十多年中，军方曾有开明高级将领上书建议高层，要适应新的军事斗争形势，摒弃旧有的传统战俘观，建立“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新战俘观，上书文字洋洋洒洒十数万字，却因故被叫停，之后便不了了之。

战前气节教育

半个多世纪后，志愿军180师老兵张城垣还记得1951年4月，朝鲜汉江那个雾晨，他刚与政治部组织科的几个同事烧完一大堆的文件档案材料，准备突围。却发现四周站满了密密麻麻的美国兵——他被俘了。

张城垣50年10月入党，4月份，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刚刚转正。销毁的师部档案材料中，就有他的党员资料卡片，以后的张城垣为这张薄薄的纸片的曾经真实存在奔波了几十年。匆忙烧掉的还有一大摞的他编辑的阵地小报《战士生活报》，以及临战前，师政委吴成德让其起草的志愿军3兵团60军180师的战前气节教育材料。

在他负责编撰的这本小册子中，他以师党委的口气要求全师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斗中，“绝不交枪，不投降，不被俘”。这批油印好的政治教育材料，已经师党委讨论通过，原准备下发到师所属的各团营连去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每次临战前的战斗动员和战前气节教育，是中共军队战前约定俗称的做法。在中共建政前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早期的国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大小数百次上规模的正面作战，这一克敌制胜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改变过。

走进战俘营的那刻，张城垣有点羞愧，作为中共军队的一名政工干部，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被俘意味着什么。在集中营内的“回国支队”，他仍负责政治宣传，搞的还是气节教育。战俘张城垣写了几点提法，“被俘之后要坚持斗争和信仰，做祖国的优秀儿女，不去台湾，不叛变。”

在一年多后的辽宁昌图志愿军归来人员管理处，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瞪着眼睛向他吼道，“人民军队的字典没有被俘，被俘等于变节……”他傻眼了。

当张城垣在美军战俘营为被俘痛苦万状时。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地，低矮的铁丝网内，几十名美国白人战俘的篮球体育比赛声震荡山谷，仿佛这不是战俘营，而是一场国际篮球联赛。 

在第一次战役处于收尾阶段的11月5日，彭德怀专门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竭力向他推介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经验。彭在信中说，“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兵员主要是靠俘虏。这些俘虏经教育改造后，很多人都愿意参加革命队伍，以后成为战斗英雄，这证明俘虏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

为了让这些联合国军战俘能回去后，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告诉你们的同伴”，“敦促你们的同伴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联合国军战俘每天吃的是自己烤制的土面包，还有丰富牛肉、鲜鱼和鸡蛋。

当时志愿军部队实行供给制，伙食标准营、团干部每人每月8元，连以下指战员每人每月12元。而这些战俘按每人每月15元供给。

昌图突变之谜

对联合国军和自己人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俘观，是6000名志愿军归俘后回国后才比较得知的。

在回国后的头几个月，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1千多的伤病残）享受的也是“中灶生活”。新华社1953年从开城发回的报道说，“在开城招待所，我方归来人员每天吃到从各地运来的大米、白面，和新鲜的肉类，菜蔬，蛋品及其他富有营养的食物。”

归俘们吃饱穿暖后，很快又迎开城市各剧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文工团的络绎不绝的演出慰问。东北籍采德江在看到鞍钢八号炼铁炉出铁的照片时，兴奋地同新华社记者说：“祖国的建设真是惊人的快呀！我们今后一定要以百倍努力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来报答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对自己的前途，归俘们显然太乐观了。管教干部有一天突然换成了严肃的脸谱，在反复在反复地学习后，他们被要求交代集中营的各自表现，开始是自查，后来是背靠背的互查。欢愉的空气降到了冰点。

原南京军区女作家于劲的《厄运》中，归俘南阳珍回忆道：“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 ‘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北京归俘张泽石、湖北赵壁等人在今年6月接受本刊采访时称，当年的昌图对归俘的认定经过了几次反复，“原来内定的方案中处理都妥当，后来标准突然从严。”

最后归俘处理结论下达：恢复军籍的600人，开除军籍的700人，承认被俘前军籍4000多人。湖北籍的一位身上刺了字的志愿军战俘被开除军籍处分，开除党籍。他不服，开始往中央写申诉，东北军区把他的申诉打回来，在批转给他申诉件上，写着大大的两个红字“可耻”。

昌图政策为何一夜突变，在现在很多健在的志愿军归俘心里仍是一个谜。张泽石说，据他当年向总政落实办打听，当初归管处的几项处理结论层层上报至总政后，肖华主任又上报至毛泽东处，毛圈阅后批示，处理过轻。但时任总政保卫部干事的靳大鹰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上海的唐跃的听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战俘的同志到中组部等地一看，说是康生搞的鬼。原来的处理不是那么回事。”

昌图归管处主任、志愿军原179师政治部主任郭铁在1980年代末接受靳大鹰采访时说，“对这些战俘的处理方案，搞了好几次，最初的方案在1954年2月就定了，但后来又改了，我们按照这个方案报上去的处理意见，被批评说是右了。”

“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至少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问题，今后还要如此。”接受靳大鹰采访那年，郭铁时任总参通信部高职。

新旧战俘观

尽管归管处的干部对战俘的处理也有看法，但郭铁后来一次去沈阳汇报，一位部长对他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的指示执行。”

事后有着丰富党内工作经验的他总结说，中共军队对战俘的处理，历来是严的。文革中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多少年来，我们党内对被俘问题，一有运动就说不清。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搞这些问题。

中国对被俘的政策，有点近似于前苏联二战遣返归国的战俘，《赫鲁晓夫》一书中，记述了在乌克兰发生的事。“那些在集中营里活下来的战俘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他们一般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军官一般都要判刑，虽然大多数普通士兵被允许回家，但却被剥夺了某些权利。”

中共建政前后至今，除朝鲜战争、金门战役外，大规模的被俘上千人的还有1941年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被俘6千余众。抗美援越、中印、中苏等小规模的几次入境或边界作战，军方尚无公布有战斗人员被俘事件。

对那些被俘人员的处置，军队方面依据的是1949年中组部下发的一个《关于对被俘被捕归来人员的登记处理办法》。该处理办法规定：对那些积极参加狱中对敌斗争的各种活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经严格审查，恢复党籍；

对被俘期间，犯过错误，但情况轻微，旋即改正，又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经审查，可恢复党籍，给与党纪处分，较重者予以开除。

凡公开表示不愿遣返，参加反动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战场投敌，在战俘营为敌服务分子，受过特务分子等，一律开除党籍。

中共对战俘的处理并不完全依据以此，很多时候看政策形势和长官意志。在志愿军归俘平反前一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一年后中越双方互换战俘，越南方面交还中方共约400多名战俘，接受后的这批战俘中大部分都被留用在原部队继续服役，仅有一名解放军战俘营长被撤职查办。

据称，该名解放军军官在一次战斗中被围后，叫嚷着“共产党打共产党，没意思”后投诚越军。

对中越边界我方战俘的处置办法比以往几次更“人道”了一点，但在军队内部，战俘问题一直讳莫如深。联合国日内瓦公约虽颁布了30多年，中国政府亦很早声明予以承认。中共军队中的一些人认为，联合国战俘公约是个地道的舶来货，中国军队是党领导的特殊军队，应该有自己的主意和主张，“不应该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革命军人怎么能允许把枪交给敌人，这不等于允许敌人把这些武器来杀我们自己吗，所以被俘可耻。”

但也有一些开明的军队将领有不同的观点。1998年，河北省军区政委贺明少将向中央上书他的“新战俘观”。贺明原系志愿军65军193师政委，曾参加过板门店中方解释代表团，对志愿军归俘的遭遇，他抱以深深的同情。

对照军队现实，贺明反思到，“我军对归来人员尚无成熟的处理政策，继续墨守成规，坚持不能被俘而自杀的战俘观，以及把人的生命与被俘绝对立的观点，是对被俘人员生命的冷血。”

他认为军队内部应该改变旧有的战俘观，“对被俘过经审查无过错的人员应留在部队重用，他们是经过战争和战俘营考验的宝贵的人才。回乡战俘，应与其他复员转业人员同等对待，不能歧视。要给予统一的公民权利。”

模糊的影子

经历了朝鲜战场血肉搏杀的这位中共高级将领说，在战场上，自杀不是唯一的办法。应广泛宣传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斗争的英雄事迹。对不幸被俘的战友，要客观全面从实是求是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政审阶段，反复核查，不主观恐吓，定调调。区别对待，有功则奖，有过则罚。

他更是建议，军方和地方法制部门应据唯物史观来制订有关战俘的政策，并纳入国家宪法，使之合法化。“把新战俘观体现在我军的纪律条令和政工条例、战斗条令中，在部队训练进行到一定程度，应分别对官兵进行一定形式的新战俘观的教育。”

贺明写新战俘观那年，在贵州省军区任上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

中共军队有些不同意见人士，认为贺明搞新战俘观，会打击士气，部队不好带了。他因此言称，对新战俘观的有关观点，可以公开辩论。在他的《论新战俘观》手稿完成后，很多高级将领传看后，赞同他的观点。

贺明的著述出版遇到了麻烦，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他的新书。动静颇大的出书风波，惊动了有关部门，有人上门谈话，拿走了贺明的书稿以备参考，原先看过他手稿的人都接到贺明家属的电话，说是“老同志年纪大了，头脑糊涂了。”

1990年版由江泽民签署的中共军队三大条令中，军人的宣誓的最后一条“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背叛祖国”。解放军纪律条令注明，缴获归公，不虐待俘虏。

2010年6月，胡锦涛签署的新版解放军三大条令发布，条令新增他的很多著述。但没有新增贺明愿望中的有关战俘观的表述。

在朝鲜战争50周年前夕，解放军报副总编吴金锋采访了400多大陆境内的志愿军归俘，在他接集出版的新书前言中，吴阐述说，“抗美援朝被俘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改进我军旧有的战俘观念，建立与国际接轨，符合现代战争新要求的战俘观念。”

“旧的战俘观已经不适应新的战争和新的情况的要求，必须使我军被俘观念适应当前的要求。被俘在战争规律是常见的事，生还、牺牲、被俘是战时军人三种选择。过去我军在战场在前线向来忌讳被俘，以为是损害士气。因此必须研究制定关于战俘的新规定和新条令，规定当前阶段允许被俘和不可允许被俘的界线，规定什么是叛、什么是过，什么无过，什么有功，树立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军人气节观与高尚情操。”

6月19日晚上，山西张城垣又与昔日的180师战友孟伟哉叙了一次旧。孟伟哉原是张城垣宣传科的同事，第五次战役打响前，孟因被叫去军部帮助工作，而幸免于难。他退休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

孟老看了最近大陆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在电话中他向张城垣大发感慨，“从现在大陆创作的影视剧来提倡的精神来看，军队的战俘观，看来还没什么松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