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大师 董仲舒(6)

相传孔子将死，遗下谶书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 之床，巅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说：“董仲舒乱（治）我书。”（见王充 《论衡·实知》引）所谓孔子遍谶，明显出自汉儒伪造，不过此话正好反映了秦汉 之间儒学的两大转折。是秦始皇焚书造成儒学式微，又是董仲舒治经振起了往圣的 绝学。王充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既没，是孔子发明其 文章坠绪于乱世；孔子既没，是董仲舒宏扬其学术于微绝。刘歆更具体地说：“仲 舒遭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 首。”可见儒学至董仲舒实一大转折。范文澜先生论这种转折作用说：“儒学经董 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 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成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中国通史》第二册，151页）这是完全合符实际的。刘歆说他“令后学者有所统壹”， 就是统一在董仲舒所创立的阴阳五行化了的新儒学体系之下，他是西汉今文经学的 创始人，是西汉第一儒学大师，即所谓“群儒首”、“儒者宗”。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富，《汉书》本传说：“仲舒所著皆推明经术之意，及上疏 条教，几百二十三篇。”这部分著作多为杂著，包括说解经义的论文、上书、文告 之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当即这些 文章的汇编，除了一些残篇外，大部已经失传。本传又说：“而说《春秋》事得失， 《闻举》、《王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十余万言，皆传于后 世。”今《春秋繁露》一书，凡八十三篇，内中《玉杯》、《竹林》篇，当即“说 《春秋》事得失”类著作。《汉书·艺文志》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后汉书·应动传》作《春秋断狱》，为张汤等人向仲舒请教断狱的案例汇编，晋 以后失传，清王谟、马国翰有辑本。《春秋繁露》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因不 见于汉志，曾一度受人怀疑，其实就今本《繁露》与《汉书》本传所载《天人三策》 对照，许多观点实为后者的引申，《春秋繁露》一书，纵然有后人掺入的内容，其 主要篇章还当出自仲舒本人，与《天人三策》一样是研究董仲舒学术思想的主要资 料。此外，《汉书·食货志》、《匈奴传》、《五行志》也有他的言论；《史记· 太史公自叙》也对董仲舒的学说有所称引。现都比较集中地保存于严可均辑《全汉 文》之中。在这些著作中，董仲舒贯通天人，纵论古今，博采百家，为原始儒学向 经学的过渡，做出了重要贡献。

1．兼容百氏，独尊儒术

如前所述，是董仲舒在对策中“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直接促成了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从而实现了儒学从诸子向经学的飞跃。不过， “抑黜百家”是从研究百家，吸收百家开始的；“推明孔氏”也是从改造孔氏，构 建新儒学体系开始的。对诸子百家的认识不始于董仲舒，《庄子》的《天下篇》， 《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淮南子》的《要略》，司马 谈的《论六家要旨》皆是，但都是此非彼，排斥异己。董仲舒也对诸子百家进行了 钻研，但并不简单地否定，而是在推尊儒学的同时，暗中吸取诸子学说，特别是阴 阳五行学说，组建适合西汉社会大一统局面的新儒学体系。

范文澜先生说：“《易经》的阴阳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 仲舒的《春秋公羊》学。”首先实现了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的统一。《易传·系辞》 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董仲舒弓呻 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之任德不任 刑”。将儒家重德轻刑说与黄老刑名、阴阳家结合起来了。

黄老刑名之学实际是先秦道家与法家理论的混合体，既讲虚静无为，又讲积威 使术。董仲舒也作《保位权》专申其义：“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 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君主应该无为、不言、无声、无形， 神迷莫测，然后才能成为大臣畏惧，天下离不开的根本。又说：“国之为国者德也， 君之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 失恩则民散”。“是故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将儒之德 教与法术势结合起来了。

五行学说本于儒家经典《尚书·洪范》，战国邹衍用五行生克原理来解释王朝 更替，形成“五德终始之运”说，认为具有木火水金土五德的王朝相为代替，周而 复始。董仲舒一方面承认王朝更替，有道伐无道的合理性：“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 云：‘天命靡常’，言天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 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尧舜不 擅移汤武不专杀》）另一方面又以五行相代理论，认为新王朝诞生后，必须改正朔， 易眼色，以示禀承新王之命（《三代改制质文》）。于是遂将儒家汤武革命、天命 靡常说与五德终始说融为一体了。

墨家主张兼爱利民，董仲舒则借以修正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说：“天之生 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也。心不得义不能乐，身不得利不 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所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 大于利也。”（《身之养重于义》）在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中加入了墨学重利利人 的内容。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名家“循名责实”说充实儒家“正名”的思想。他认为“治 国之端在正名”（《玉英》）。“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名号是圣人体察天意制定 出来的，任何一种称谓都包含着一定的职份和义务，譬如天子、诸侯、大夫、士、 民，其命名都各有深意：

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 侯者，宜谨视所侯（恭侯），奉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 其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教化）之也；士者，事（务服于人）也；民者，瞑 （蒙蒙无知）也。（《深察名号》）人君号称天子，是天的儿子，应对天尽孝道； 诸侯意即敬侯王命，应事奉天子；大夫即大于匹夫，在道德上比匹夫要高，应尽教 化之职；士就是供事之人，为知己者死；民就是昧于礼义，故需要教育。这五种称 号都各有意义，欲考察其称不称职，谁是谁非，只需看看实迹与名号相不相符： “欲审曲直莫若引绳，欲审是非莫若引名。”（同前）故他亦强调“挚名责实，不 得虚言”（《考功名》）。于是将儒与名家结合起来了。

孟子王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董仲舒调和之。认为性分三品，有“圣人之性”， 纯善；有“斗宵（小人）之性”，纯恶。这二者都不是人性的代表。又有“中民之 性”，这才是人性的代表，才是普遍的人性（《实性》）。他说，普遍的人性有善 有恶，也可善可恶。天有阴阳，人性禀天，故亦有善恶（“天两有阴阳之施，人亦 两有仁贪之性。”（《深察名号》）人禀阳而为性，是善质；又禀阴而为情，是恶 质（王充《论衡·本性》引）。人性的善恶，全在后天的教化。他形象地比喻说：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 善也。善与米，人之所以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人性待教育而为善， 犹禾谷待浇灌而出米也。他又比喻说：“卵待覆（孵）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 （《深察名号》）都强调后天人为的作用。于是结束了人性善恶之争，将儒学内部 分歧统一起来了。

董仲舒的学说，就是以儒学为主体，以儒学为外壳，融合和容纳了诸子百家思 想于一炉的新儒学体系。他在哲学原理上多得阴阳五行之助，在政治思想上则主要 是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合，也就是所谓霸道（刑名）与王道（仁义）之合。汉宣帝对 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耐何独任德教，用周政乎？”（《汉 书·元帝纪》）所谓制度，即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董仲舒改造过的儒术。可见 汉家的治国方略，是从董仲舒建立新儒学体系，并使之获得独尊之后形成的。其意 义是非常深远的。董仲舒“抑黜百家”，不是简单地否定百家，而是充分地吸收和 挖取对方的精华，使百家失去存在的价值；董仲舒“推明孔氏”，是取百家之长以 完善儒学，使儒学达到善兼美具的境地。于是，百家不禁自熄，儒学不尊独盛。儒 学经他这一番改造，形成了必兴必盛的必然趋势。

2．精通五经，善说《春秋》

董仲舒深明五经，在著述之中，博引诗书，深谙易理，广论礼乐，尤长于《春 秋》。

董仲舒治经，主大义微言，从宏观上揭示和发挥六经奥旨。在董仲舒眼里，六 经再也不是上古旧史，历史陈迹，而是具有丰富思想内容，也具有完美表达形式的 经典了。他说：君子知道在位者不能用强权和暴力来压服民心，因此用“六艺”来 教养他们。“诗书序（顺也，驯化）其志，礼乐纯（净化）其美，易春秋明（开发） 其知（智）”（《玉杯》）。即用《诗》《书》来驯化人们的心志，这属于德育的 领域；用《礼》《乐》来美化人们的行为，这属于美育的领域；用《易》《春秋》 来开发人们的智力，这属于智育的领域，六艺共同完成对一个人德育。智育、美育 诸方面的教育和塑造功能，在造就人才上，不可或缺，故他说：“六学皆大而各有 长”，各自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共同完成人材的塑造工作。董仲舒进而归纳六 经特点说：

诗道志，故长于质（朴实）；礼制节（仪节），故长于文（文采）；乐咏德， 故长于讽（讽谕）；书著（记）功，故长于事（叙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变 化规律）；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玉杯》）

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学，于《太史公自叙》中转述这段话说：“《易》著天地、 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规范）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 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和畅）；《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辞句互有出入，但意 思相近。在董仲舒看来，《易经》讲天地变化，阴阳转化，四时交替，五行运行， 故以变化之理为主；《礼经》讲人伦纲纪，礼仪节度，故以行为准则为主；《书经》 记先王成功经验，故以政事为主；《诗经》咏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和男女情爱， 故长于风情和借喻；《乐经》歌唱美德之完成，故以和畅为主；《春秋》辨明是非 名份，故以治人之道为主。六经的文字不过古史陈迹，但六经的大义却具有经天地、 纬人伦的功用，是圣人之心所寓，是圣人之灵所寄。如果说对六经特点的概括和揭 示并不始于董仲舒，如《庄子·天下篇》即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 乐以发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篇》亦有“诗言是其志， 书言是其事，礼言是其行，乐言是其和，春秋言是其微”等等，但将六经的社会功 能提高到人伦、教化、政治之本的地位，却始自董仲舒。

六经之中，董仲舒又极其推重《春秋》。《孝经纬》记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经》。”《春秋》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寄托。董仲舒也如是说，一则 认为：“《春秋》，义之大者也。”一则认为：“《春秋》，礼仪之大宗也。” （《太史公自叙》）为了从中发掘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蓝图，董仲舒于是对 《春秋》（特别是《公羊传》）进行了深入的钻研。首先，董仲舒揭示《春秋》的 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春秋》是孔子仁义 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三代改制 质文》）“新王”即一个全新的符合名份的王，这是针对当时名不符实的周王而言 的。《春秋》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这期间天子虚位， 诸侯专征，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完全是一派衰世景 象。一句话就是名份不正，是非不分。孔子修《春秋》时，以“王道”（仁义，又 称“王心”）为准绳，于属辞比事之间，小心翼翼地表达出对当时违礼现象的批评 和讥讽，“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叙》）， 使混淆了的是非区别开来，使颠倒了的名份纠正过来。用这一褒一贬的手法，在一 部衰世的历史中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以王道治天下的太平蓝图。他说孔子在作《春秋》 时，门弟子曾对他截取最衰乱的历史颇感困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陈迹）而 加乎王心（仁义）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俞序》）相同的 话还见于《太史公自序》。“因其行事加乎王心”，这与孟子引述孔子曰“其事则 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布衣的身份运 用王道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无王者之位而行王者之权，孟子说：“ 《春秋》，天子之事”；董仲舒说：“孔子立新王之道”（《王杯》）；《白虎通 ·穷通》说：“仲尼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王充《论衡·超奇》说： “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皆一意也。但以董仲舒论议最透辟，分析最入 理。由于孔子于《春秋》之中“上探三王之道，下正人伦之纪”（《大史公自序》）， “人道涞而王道备”（《俞序》），是非明而名份正，凡作人的纲纪，为政的大法， 莫不悉备于其中，有了《春秋》的表率作用，就可以是正名份，重整秩序，因此他 说：“拨乱世而反诸正，莫近于《春秋》。”从前那些“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董仲舒引述子夏的话曰：“有国 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 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荀能述《春秋》之法，致 行其道，岂徒免祸哉？乃尧舜之德也！”（《俞序》）在司马迁《自叙》中，还有 董仲舒对这段话的阐发，他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前有谗慝而 不能见，后有乱贼而弗知；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理大事不知其义， 遇到变故不知其权（灵活性）；为人君父如果不通《春秋》之义，必然蒙受首恶之 名；为人臣子如果不知《春秋》之义，就必然陷入篡权弑上的死罪之中。其原因都 是由于不知道正义原则、办事准绳之故。《春秋》就是一部用具体实例来教育人们 该怎样作、不该怎样作的伟大的教科书，是行动的指南，办事的法宝。故曰：“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拨乱世反清正，莫善于《春秋》！”

其次，董仲舒对《春秋》义例进行了梳理。义例即著书条例，又叫“大义”。 主要有“三世”、“三统”、“六科”、“十指”等。

先谈三世：《楚庄王》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 闻。有见三世（即昭定哀），有闻四世（文宣成襄），有传闻五世一（隐桓庄闵僖）。” 不过董氏三世说与后来何休“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不一样，没有 非常异议可怪之事，而仅仅是不同历史时期，约当于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而已。 他说孔子在修《春秋》时对三世历史的详略取舍各不相同：“于所见微（隐微）其 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减）其恩。”（同上）这就是“《春秋》无达辞” 的根本原因。

次谈三统：即夏殷周三统，这是董仲舒引阴阳五行入《春秋》的产物。夏人尚 黑，以寅月（夏历正月）为岁首；商人尚白，以丑月（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人 尚赤，以子月（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春秋》说“春王正月”，春是夏历，王正 月是周历，可见《春秋》历兼周夏二统。不过，《春秋》贬亡国，对夏的后裔之国 杞取贬黜的态度；孔子是宋国大夫之后，对于殷人后裔之国来取参考态度；孔子以 王道正是非，故尊崇王室。“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 细夏、亲周、故（参考）宋”。（《三代改制质文》）

再谈六科、十指：《正贯篇》归纳有“六者之科”、“六者之旨”，《十指篇》 则规纳为“十指”。六科六旨是“春秋大义之所本”，是著作的大条例；十指是 “事之所系”，是记事的小条例。“六科”大略即“援天端”、“志得失”、“论 罪源”、“定尊卑”、“载贤方”、“别幽隐”。“十指”即：记录事变以突出重 要政务；反映出事变的起因；根据事变的起因而施以相应的措施；强干弱枝，尊君 卑臣；辨别是非，区别同异；论贤才之宜，以明用人之方；亲近徕远，与民同心； 根据周代文化，回归朴质；记事始于春，遵循“木生火”的五行之运；考察灾异和 衰政的关系，以见天人关系。

再次，是发挥《春秋》的微言。微言即圣人没有明说，却透露于字里行间的意 思。下举三例：其一，董仲舒从《春秋》“隐公元年”纪一为无例中，发现“大始 正本”的深意，曰：“一者万物所从始也，元者辞之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 欲正本也。”大始即重视初始；正本即端正根本。君为天下之本，故应正君王以正 天下。其二，从“春王正月”一句中，发现王者当“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 的深意。其三，从《公羊传》“何谓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推行说：“《春 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道义也。”从而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 政策奠定了哲学基础。

最后，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学说以解《春秋》。通过考察其中天灾人事的联系， 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在《汉书·五行志》中，保留有不少董仲舒关于 《春秋》灾异的解说，这些解说影响了整个汉代的天人学术。他还推阴阳运行规律， 求雨止雨。司马迁说他“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求雨闭诸阳，纵诸 阴，其止而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说他“表《春秋》之义，稽合 于律，无乖异者”；他还据《春秋》之褒贬，定是非和名分，用以论事断狱，后人 编为《春秋断狱》一书，等等。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加入《春秋》之中，变经学为致 用之学，使《春秋》成为实用之书。汉代有“孔子作春秋，为汉垂法”之说，即是 受董仲舒《春秋》学的影响。既把儒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而且把经学讲活了， 扩大了《春秋》的影响，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史记》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汉书》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都肯定了董仲舒在公羊学上的特殊贡献。

董仲舒是汉代传授公羊的始师之一，汉代传公羊者都以他为祖师。仲舒传嬴公， 嬴公传眭弘，弘传严彭祖、颜安乐，宣帝时立为博士，于是《公羊》有严、颜之学。 后四传至东汉末何休，撰著《公羊解诂》，其自序虽声称用胡毋氏《条例》，论者 颇以其说多同于仲舒，可见董氏实汉世公羊学正源，吴检斋曰：“《春秋》之学， 则以仲舒为不桃之宗。”实为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