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老 的 老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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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老 的 老 子

    老子天下第一!

    我爱老子。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胡适语)少年时代,我就开始死记硬背老子五千言《道德经》,至今仍在反复研读。正如鲁迅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比较而言,孔丘的仁说,是可以治世的;比丘的佛说,是可以迷世的;惟独老子的道说,特立独行,那五千个灵性的文字竟将天地间与人世间的道理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因而,我早就心驰神往老子故里。如今,我终于踏上了涡阳这片热土。

    传说,老子从其母亲左腋出生,其母伤势很重。老子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炼丹救母。炼丹必须有锅,老子就铸了一口铁锅。当时,涡水也不叫涡水,而称洵水。一年春天,瘟神作怪,洵水发黑发臭。为了治水,老子将他的那口锅定在洵水之中,顿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一个时辰之后,河水清澈见底。从那以后,人们就称这河为锅河。后来,造字先生认为,用“锅”作为河流的名字不妥,因为河是水,锅是金,于是去“金”加“水”,改“锅”为“濄”。到了唐代,武曌改革文字,嫌“濄”字笔划多,又一笔省略了其中“走之”,于是“濄”字就变成了今日的“涡”字,“涡”字仍与 “锅”字同音,沿用至今。

    老子神出鬼没,他那飘忽的身影颇令肉眼凡胎的历史学家颇感头疼。面对神秘的老子,史太公也无能为力。司马迁曾遍游名山大川,抽取金匮石室之书,二十来岁就西到倥侗,北过逐鹿,东至海上,南达江淮,具有崇高的实证主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即便如此,司马迁也只能捕捉老子尕尕的朦胧信息而已。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记》只有寥寥四百多字,而且缠夹不清。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故里苦县在亳州市西、河南省鹿邑县东五公里的涡河之滨,隋改谷阳县,唐改真源县。《括地志》载:“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九井尚存,在今真源县也。”另据《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关于老子的出生,传说非常荒诞:相传,老子母亲见五色珠自天而下,大如弹丸,吞珠而孕;又传,老子母亲怀胎八十一载(一说七十二载),逍遥李下,割开左腋生下老子,因而随树姓李。古籍所载苦县城、濑乡祠均已不存。过去,我们一直错把鹿邑认为老子故里,幸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翔实:“谷水自北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如此看来,只有涡阳县城北行五公里处太清宫才是老子故里。不过,昔日的涡水已经改名涡河,谷水已经改名武家河了。

    老子庙位于县城西北隅五公里处郑店村,天静宫就在武家河入涡河处,三面碧波粼粼,北面龙山巍巍。这里可谓际山枕水之地,钟灵毓秀之乡。远远望去,一座宫殿式建筑规模宏大,建筑辉煌,庄严肃穆,气势非凡。老子巨型铜像屹立大殿正中,双目深邃,神态安详,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似乎在说:天上地下,惟道为尊,世间之苦,何足乐闻。老子铜像右边是尹喜的铜像,左边是东华君主的铜像,也都塑得有些个性。塑像上方高悬“大道光明”巨匾,字有秦篆古风。

    志载,太清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初称老子庙。盖因桓帝梦老子降于殿廷乃颁旨在老子故里建庙立祠,祀奉老子,命陈相边韶撰老子铭碑。此后,曹魏黄初三年(公元二二二年)、隋朝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均作修建,规模渐大,唐李王朝,以老子为始祖,尊崇之极,屡加册封,并尊此庙为祖庙,大兴土木,隆重兴建。高祖武德三年(公元六二零年)、太宗贞观六年(公元六二七年)、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武周光宅元年(公元六八四年),相继于此营建宫阙殿宇,其金碧辉煌,宏伟壮丽,不逊帝王之都。玄宗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钦封此宫为太清宫,唐末却毁于兵火,几成废墟。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零一四年)至天禧二年(公元一零一八年)间奉两敕重建,庙貌比唐时有加,翰林学士盛度撰碑。靖康之乱,先遭兵动,后遭火患,宫观面目全非。金代虽屡加修建,与唐宋盛时相比,规模相差甚远。元世祖以来,道教再度兴盛,此宫得以新建,并易名天静宫。至顺三年(公元一三三二年)再次扩大规模敕建,天静宫重现昔日宏观,翰林学士张起严奉敕撰文产碑,碑文载入多种典籍方志,明正德至崇祯年间(公元一五零六年至一六二八年一六四四年)和清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均进行过装修。近至乾嘉年间(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八二零年)),殿宇依然弘深,规模整丽,中塑圣像,道气清严。清末战乱频繁,殿宇日趋颓废,始有“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之叹。

    自公元一九九一年以来,安徽省文物部门对古太清宫遗址进行三次发掘,发现了宋代大型道观遗址和一千多件文物,收集了二十多块元代以来敕建和重建太清宫的碑记,吸引了中外众多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论证。一九九九年新版《辞海》把“老子故里在涡阳”列入辞条。近几年来,涡阳县重建了原太清宫的老君殿、三清殿、灵宫殿、两庑、道士舍、迎仙桥、钟楼、鼓楼等,又重现了东方第一道观的风采。

    导游美眉解说:“老君殿比孔府的大成殿还高出十厘米,因为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


    我没有考证老君殿和大成殿究竟哪个高大,但我曾经到洛阳瞻仰过“孔子入周问礼碑”。相传,孔子问礼处在洛阳老城东关。关于孔子拜访老子的细节,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可以想见,他们会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也有唇枪舌剑的对峙。不过,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惊羡对方:孔子誉老子为“龙”,老子比孔子为“凤”。

    据《史记•老子列传》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归去之后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用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庄子•天运》亦云:“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归老聃哉!”(这段话中共三个“归”字,前者是归去之意,后二者通“窥”,窥见的意思。)

    孔子比老子为龙,正是取龙所具有的神变能通、超然高洁、令人难以把握的特点。据说,孔子是想把自己的著作藏于周室才来拜见老子的(《庄子•天道》)。可见了老子之后,孔子被老子通达睿智的思想、深不可测的学识和不浊于世的品格深深地折服了,以至于张口结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口张而不能嗋”)。孔子感到了自己学识的不足。孔子曾经周游列国,见识的人也不可谓不多,而且孔子一向是强调要“知人”的,可见过大世面的孔子在面对老子这位智者时,却感到难于把握对方,老子根本不是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人。对于走兽,可以张网(“罔”)来捕它;对于游鱼,可用钓丝(“纶”)来捉它;对于飞鸟,可以用拴着丝绳的箭(“矰”)来射它。此三者或走、或游、或飞,固守一端。而老子是龙,高深莫测,变化无形,难怪孔子不知用什么办法来把握他,以致茫然不知所措了。

    从情理上讲,孔子如此赞誉老子,也并非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人文学者,精通六艺,严格说来,却算不上是哲学家。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列传》),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熟悉历史,知识广博,这一点应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老子还是一位思想大师,一位沉思形上之道的哲学家。孔子在老子这位哲学家面前,有相形见绌之感是正常的。

    从《史记》和《庄子》的记载来看,孔子对于会见老子的感觉是美好的。孔子回去后一连三日不谈与老子见面的事情,他也许沉浸在与老子谈话的美好回忆中,也许在深深地思考所受到的教益。孔子由衷地称赞老子,把老子比作龙,这既突出了老子学识的深厚,思想的高超,也表现了孔子的伟大,充分展示了孔子谦虚豁达的品德。一个是中国哲学的泰山北斗,一个是儒家的万世德宗。孔子誉老子为龙这件事,使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两个人物相得益彰地闪烁着灿烂的文明之光。

    有意思的是,孔子誉老子为龙,而老子则称孔子为凤。这一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九一五所辑古《庄子》佚文:“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林、瑯玕为宝。天又为之离珠,一人三豆递起以向瑯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这是对孔老见面的详细描述。当时以凤来比孔子的不只老子一人,还有楚国狂人接舆。《论语•微子》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人间世》亦云:“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

    老子比孔子为凤,大概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称赞孔子为人之高贵圣洁,出类拔萃;其二是说他师表既佳,弟子满堂,“右智左贤”,孔子像百鸟之王的凤凰一样,率领着诸位贤弟子。老子是在孔子向他介绍自己的几位弟子时说这番话的,他一语双关,对孔门的老师和学生都作了褒扬,反映了这位德高望众的长者对于孔子这位有影响的教育家的尊重、敬仰和赞扬。

    虽然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宣称“克己复礼”,并且最终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但是,这种学术宗师之间的交情并未化解后学之间的攻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大思想流派,儒、道互相辩难、考问、诋毁,极尽自我标榜之能事,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作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对此会作何感想呢?他一向主张“绝圣弃智”(老子《道德经》十九章),可是弟子偏偏不听老师的教诲。当然,老子毕竟是老子,他早已抽身而去,挥别芸芸众生,避开滚滚红尘,隐居一处清净的地方,悠然聆听历史演进的巨响……


    出太清宫,西行二公里就到了尹喜墓。

    关于《道德经》的成书,据刘向《列仙传》载:“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列仙传》)老子乘青牛出关说的影响很大。在后人心目中,老子是一位大耳下垂、须发皆白,但精神爽朗,神态安详,乘青牛而隐逸的老者。画师们的《老子出关图》上那位老成持重、飘逸达观的得道老者也多是这副形象。

    然而,老子乘青牛出关的说法却不见于《史记》。《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廼(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仅此而已,并无“乘青牛车”的记载。

    显然,乘青牛说是秦汉神仙家的附会,不仅见于《列仙传》,还见于《太平御览》卷六六一所引《三一经》,云:“及老子度关,喜先诫官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车者,勿听过,止以白之。’……”老子乘青牛或青牛车出关,和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侯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史记》集解引《列仙传》)的说法一样,均属附会之谈。

    既是神仙家的附会,当有神仙家附会的道理。牛、马都是当时用于牵车的牲畜,神仙家为什么要说老子乘牛车而不是乘马车出关呢?其中不无寓意。牛是一种性情温和、柔顺服从的动物,且有忍辱负重、坚韧不拨的特点。《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乾、坤两卦所体现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汉代人以马来比喻乾卦,以牛来比喻坤卦,他们以马和牛的品格来表达乾健、坤顺的特点。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地入世进取的儒家的特点。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所以后世附会者编造老子乘牛的神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有其深意的。

    老子为何乘青牛,而不乘黄牛、黑牛、白牛或其它什么颜色的牛?我们还是顺着神仙家的思路去解读。这或许是古代神仙家或占星家的五星占有关。在太阳系中,绕日公转的较大的行星,除地球外,尚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古人将五星分别看作是五行的精灵或五帝之子。五帝即青学、白帝、赤帝、黑帝、黄帝。“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唐开元占经》卷十八引《春秋纬》)“五星者,天之五佐。”(《史记•天官书》)“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唐开元占经》卷十八引《荆州占》)“列舍”指二十八星宿。五星还被用来分别象征五方、五帝、五事等神灵和事物。其中,木星(亦称岁星)是东方青帝的使者。“青”,主春,木德,代表了东方。老子自周入秦,向西而行,来自东方,后人称之“东方圣人”,用青色正可取其象征东方之意。

    这样一来,“青牛”象征着一位来自东方文明地区的文化使者,带着他的崇尚阴柔之德的智慧,隐向尚未开化的西方。

    至于老子写《道德经》是不是情愿的,还是被迫动笔的,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作诗调侃老子: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读老子》)

    我看,老子著书,本不情愿,而是在尹喜的强迫下完成的,是其出关的条件。在那礼崩乐坏的年代,老子看够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权力的角逐。看多了,理解了,也就悟透了。正因如此,老子才有了这套世事洞明的学问、人情练达的文章。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按照老子的学说为人处世,就有可能无往而不胜。检阅二十五史,你会发觉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无不从使用老子的“阴谋诡计”。然而,人们从老子那里学到了什么是一回事,老子本来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是另一回事。假如老子仅仅是一个老成持重、老谋深算的世故老人,那么,他这条巨龙无论如何也上不了天;假如老子仅仅能教会人们如何保全自己、怎样算计别人,那么,他顶多也就像鬼谷子那样,是一个高超的阴谋家罢了。不!老子绝不是这样,绝不仅仅是这样的!老子之为老子,就在于他不仅“老”得知道怎样去做,而且老得不屑去做了。如果凭借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去入世的话,老子绝对会达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地步,然而在老子看来,即使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取得了实际的利益,又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才有了他那套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他看穿了、悟透了,于是便厌倦了、出走了,不是为了待价而沽,而是为了“莫知其所终”。

    尹喜是《道德经》的第一传人。道家尊他为无上真人、文始先生,并且把他所作的《文始真经》九篇奉为经典。尹喜晚年来到老子故里定居,死后葬于此,把自己的躯体留在这里,让自己的忠魂永远守护老子诞弥之地,以示虞诚和报答五千言教诲之恩。尹喜墓两千多年来一直完好,直到“文革”才遭破坏,后经修复,目前保护尚好。

    站在尹喜墓前,我肃然起敬。感谢尹喜强迫老子留下了那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否则,我们也许至今尚不知道老子为何人呢。

    老子出走了,正是在他出走的那一刹那,他也将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升华了,正像幽闭多年的巨龙一样,终有一日破壁而出……


    我从涡阳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重读鲁迅《故事新编·出关》。

    鲁迅《出关》有段孔子问学描写,有人认为是一种幽默。老子为避孔子锋芒,不得不骑着青牛出关。老子在关口被尹喜留住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由此可见,当时学术界也有斗争,想要“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终于斗不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出关去了。

    到秦国后,老子的思想为秦统治集团所接受,但引起儒家和法家等学派的不满和恐惧,以秦国的高居于西北的地理优势和军事实力而言,一旦接受道家思想作为他的国家哲学,秦国称王天下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这时,儒、墨、道、法、兵诸家显学中墨家已经没落,而兵家作为军事理论不适合成为国家哲学。于是,儒、法两家产生了联合对付道家的客观需要。荀子这个大儒家竟然培养了两个大法家:李斯和韩非。以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是说不清楚。从老子思想在秦国占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儒、法两家共同对付道家的需要来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李斯首先入秦,力图用儒、法之道改造秦国,遭遇失败,逐客令一下,李斯卷起铺盖走人。李斯不象后来韩非那样刻板,灵活得很,离境之前上了《谏逐客书》,向秦王表了忠心,实际上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学派。韩非到秦国可谓儒法联合行动的又一步棋。当然,这骗不了李斯,李斯坚持要杀韩非也就顺理成章,并非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残杀,而是不同学派为争夺统治地位的一场血腥杀戮。

    儒、法联合其实一直随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没落才结束,过去一直认为儒家在汉武帝以后占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其实是一种误解,至于儒、法斗争更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生造出来的。所谓外王内法、礼法之士,以及在礼教名义之下的严刑峻法,无不说明了儒、法两家为皇家所同等重视。儒、法两家只是统治者的左右手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和儒家抗衡的只有道家,综观中国思想史也确是如此。法家则一直是统治者的大棒,而儒家也就是统治者的橄榄枝,也就是这“双管齐下”维护中国皇朝统治两千多年,实在是中国的不幸。

    在道家和儒家的斗争过程中,第一回合道家失利,第二回合道家可占尽了上风。汉初,老子的学说简直成了官学。这里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张良,他出身韩国贵族,学过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儒生。他在博浪沙锥击秦始皇不中后,避地下邳圮上老人授于太公兵法,也就是一本黄老之学,潜心钻研,终于成为老子思想的实践者,辅佐刘邦夺取天下。你看他为刘邦所出的策略,特别是火烧栈道,示人以弱,致使项羽放松对刘邦警惕,刘邦赢得了可贵的时间,这完全是老子的理论实践。

    另一个就是陈平,他的分肉的故事在《史记》中有精采的描述,兹录如下:“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这不是活生生的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的最好诠释么?!史太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而且他深得老子“将先取之,必先与之”的精髓,韩信要求刘邦封齐王时,陈平及时蹑汉王足,避免了一场纷争,为灭项羽作出了贡献。

    这两个人同为刘邦谋士,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但是两人并不居功自傲,这又是老子“功成不居”的理论实践。由于这两人在刘邦集团中的地位,我们可以想见老子思想在当时的地位处于主流状态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儒家就很不得意,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拿来小便就很说明问题了。

    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之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大量减少。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这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下,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无为之治,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老子的无为之治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也不是虚缈幻想中架设的空中楼阁,它具有在现实中施行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谈到汉初老子思想的流行,不能不提一下曹参,他在齐相国任上碰到一位专门研究老子学说的盖公。从此他便成为老子思想的真诚拥护者,萧何去世以后,他担任了中央政府的相国。在任期间,他一无创新,一律以萧何的所定律法为准,这样一个无所作为的丞相,却被史学家加上了“萧规曹随,守而勿失”的美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初黄老之学是何等深入人心。

    老子思想的高峰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时期,关键人物却是一个女性——窦太后,她对文帝时期执行按黄老思想制定的政策的有效性,非常清楚。正由于她的坚持这条路线一直执行到武帝初年,她去世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造成了对老子思想的一个不说是毁灭性的也至少是极为重大的打击。

    淮南王刘安有一部《淮南子》,是道家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可谓是集大成者。就是这位淮南王因谋反失败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竟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自然,黄老之学的这一变故给儒、法两家带来了反击的好机会,所以才会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因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符合巩固皇帝政权的需要,董仲舒上书也确实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才能完成儒家对道家的最沉重一击。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老子学说的衰落,并不是来自他的敌对派别的攻击,竟然来自其自身一位最重要的、最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一个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这一点确实叫人扼腕叹息。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

    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一种文化上的一元主义,老子思想从此不再成为各个皇朝和文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过,汉朝的建立和文景之治的光荣,是中国人抹不去的情结,因而,老子思想和《老子》这部著作的光辉也不时的在中国各个时期冲破一元主义的黑暗。东汉时期的王充高举道家大旗,写出了《论衡》这一光辉的著作,问孔、刺孟的锋芒直指儒家的老巢。只是他官卑职小,在当时和后来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

    三国、两晋时期,老子思想大有复兴之势。据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载:“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途矣。”这种谈玄的盛况被称为“正始之音”,尤其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和王弼注释《老子》,玄学和清谈的流行,促使老子的地位局部得到恢复。道家的思想逐步与儒家和佛教有所融合,儒、道两家的敌对状态不复存在。由于道家渐变为道教,老子的地位也由哲人演变成神仙,连因谋反而自杀的淮南王刘安也被说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仙了。这是一个神化老子和道家的时代,最后道教形成了,而道家则消亡了。至此,道家已对儒家不再构成威胁,儒家也对老子思想宽容一些了。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老子因为姓李而交了大运,到唐代因为皇家姓李,又有唐玄宗的“做了皇帝想登仙”,老子此时仙气十足,竟被封为“玄元皇帝“。然而,这个老子已经不是我们要谈的老子了,而是道教的一个偶像。唐玄宗得到了安史之乱,而笃信道教的道君皇帝宋徽宗竟成为金兵的俘虏。这当然不能由老子来负责的。到了明朝的佛道之争,则完全是宗教斗争。反映到小说中就是宣扬佛教的《西游记》和宣扬道教的《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道士多不是好人,而《封神演义》里连观音菩萨都是道教弟子——慈航道人,在两本书中都受到尊重的就是已经成为神仙的老子。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可以用较为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学派纷争。中国历史上时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儒家思想出现危机的时候就会有人到道家或者说是到《老子》那里去寻找出路,譬如魏晋时期的王弼注释《老子》玄风大起,到鸦片战争时的号称眼睛向外第一人的魏源也曾撰写了《老子本义》。不过,这些都不可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更不可能成为今天社会的主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我们都应当加以批评,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诚不可取,全盘接受也不合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总不能从他们那里再往后退一步。

    老子的无为是受现代学者抨击最多的思想,否定的声音几乎压倒了淹没了历史的客观分析。作为一个清醒的独立思考的哲学家,无为的时代内涵和哲学意蕴绝非“消极”二字可以概论。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即:老子的“无为而治”与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小政府大社会”、“宏观调控”(参见《国富论》)等现代理念在逻辑关系上是否有思想方面的承续性?

    “哲学是在探求整顿、理解和改善世界秩序的方式和方法当中产生的。”(胡适《先秦名学史》)也正因为老子哲学具备这种现实意义,老子思想不仅为古今中外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等所采用,而且他的严谨的哲学类比方法、奇妙恍惚的想象力,夸张优美的文学描写,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和性学等。正如尼采所言:“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从中读出新意来。

    老子不老!

    老子仍然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