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60年回顾 最早援助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就成了国际媒体热炒的话题。顶着“世界第二”的帽子，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已是呼之欲出。

　　即使是没有众多外在压力，走过六十年岁月的中国援外之路，也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援助模式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援助思路当作何调整，都不仅关系到中国援外战略的前景，更诚如外媒所言，也是为中国走向更成熟国家定位展开的新探索

　　60年后，中国开启援外新思维

　　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随着上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有关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正令国际舆论沸腾。

　　面对外媒对“世界第二”的狂热宣传，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则借机向中国施压。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当数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中国的公开喊话：“美国捐款最多，中国等国捐得少。巴基斯坦人将看到，危机来临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总在起领导作用。”

　　霍尔布鲁克说的是中美对巴基斯坦洪灾的援助，但他却故意“省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巴基斯坦爆发洪灾后，第一时间向巴捐赠了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又追加了5000万元的物资援助。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包括援助巴基斯坦在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漫漫长路。如今，当突然被戴上“世界第二”的高帽后，今后的援外路该怎样走，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面向未来，就要以史为鉴。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解放军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只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周琪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加强国防安全，亦可在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一位台湾学者如是猜想大陆援外背后的战略考虑。

　　但与此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

　　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也曾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如果它(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1964年，周恩来访非期间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此后到1970年的六年间，中国的受援国从21个激增到32个，中国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其中包括坦赞铁路等连西方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大型工程。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事实上，自从1950年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来个别问题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教训。由于双方缺乏对援助物资的有效监督，导致浪费现象频发。“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作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作厂房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来建烈士纪念碑。”这样的记载让人心寒。

　　也正是在那时，中国援外工作踩了一脚急刹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查阅外交部档案馆资料时发现，周恩来早在1965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就指出，“今后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5年再多了。经济援助，你们提28项，我们研究后，能答应18项……粮食，你们要求五年供应67.5万吨，我们只能给40万吨……军事项目有的设备材料(精密车床和好的钢材)到货后尚未安装，放在露天，请注意检查一下，放久了就会坏。”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从“交钥匙”到“教经营”

　　从7%到0.7%，这是1973年与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变化。这背后，是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的援外也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战略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援外资金基本靠单方“从裤腰带里勒出来”。改革开放后，援外资金的筹集更加灵活、多元，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同联合国多边援助相结合、同受援国自筹资金相结合、同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相结合。比如，1986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合作，向37个国家提供了111个技术援助项目。

　　资金的多元不仅为中国援外省了钱，受援国的范围也随之铺得更广，达到了102个。

　　除了改善筹资方式外，援助方式也由单项的提供经济技术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援建项目多为“交钥匙”，即工程完后就移交受援国。但很多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项目效益不佳。如1976年移交的坦赞铁路，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1983年中国派出专家参与管理后，次年即扭亏为盈。

　　九十年代至今，与援外一起走出国门的，还有探索全球化道路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飓风受灾的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俄罗斯、在遭海啸吞噬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红蓝相间的“China Aid”(中国援助)标识已无处不在。

　　“回顾这60年来的援外之路不难发现，中国从来不逼债、中国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中国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外作风，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架起了信任的桥梁，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位专家如是概括道。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在援外的同时，仍然接受着来自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技术援助。如何在受援同时，更好地援外？如今又被戴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帽子，援外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曾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张郁惠曾在论文中建议，“中国每年要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不利于发挥最佳效能。中国的援外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周边国家排第一，非洲国家第二，西亚和美洲第三。无偿援助规模不宜过大。另外，要提高援外工作透明度。否则，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对援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援外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做文章争议的焦点。在周琪看来，中国应该在“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援助之间找个平衡。以苏丹为例，2007年后，中国派出了驻苏丹特使与联合国配合，还与联合国驻非洲部队一同维和，并提供了大量援助，如帐篷、打井、医疗队等。

　　“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后来的做法很好。但要是开始就这么做，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对声而陷于被动了。”周琪认为，“中国援外不能完全忽略人权问题。(对苏丹)主动进行温和的劝说或引导是需要的。”

　　此外，中国在个别受援国开发矿藏发生矿难、在非洲砍伐原始森林等情况，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这些问题，不光是我国在援外工作中所欠缺的，我国国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我国要进行一些改革，推动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在受援国的形象。”周琪说。

　　中印日援助“鏖战”尼泊尔

　　作为一个离开外援就几乎过不了日子的国家，尼泊尔接受的不同援助方式也提醒我们，援外还可以做的更细致、更有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乔炎、章建华发自加德满都、北京

　　8月23日，尼泊尔总理选举第五轮仍未有结果，当地媒体称“总理选举次数创世界吉尼斯纪录”。跟着这一纪录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

　　这是尼泊尔最大的大型会展中心，它在2006年见证了尼泊尔和平协议的签署。到了2008年，又成了尼议会召集场所，并在当年见证了该国废除君主制、实现共和。但外界不太了解的是：这个会议中心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

　　中国援建的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大厦和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建筑，广泛矗立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的首都。这些“高高在上”的地标性建筑见证着中外友谊和所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却与普通民众有着心理上的距离。

　　不过，这种情况或许正在改变。

　　“中国援助尼泊尔的领域今后将进一步有所侧重。如不再单纯注重标志性建筑工程，而是向能够使更多民众受益的项目倾斜，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等。”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白东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援助“最有效”

　　“中国政府在尼泊尔的援助做得不错，帮助尼泊尔修了不少它需要的公路、医院和通讯设施，”罗伊曾是印度《印度斯坦时报》驻尼泊尔的记者，他认为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和社会效益都不错，“尤其B.P。柯依拉腊纪念肿瘤医院在尼泊尔民众中很受信任。”

　　医院显然比那些地标性建筑更直接地惠及普通尼泊尔百姓。

　　迄今为止，该院手术例数已经达到1.7万例。手术室刚建成时只有两个手术间，记者8月初来到医院时发现已扩建成4个。虽说设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在中尼医生的共同努力下，一些高难度的肿瘤手术都能够开展。建院十多年来，已有总共六批百余名中国医生来到这里工作。

　　这所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医院位于尼泊尔南部巴拉特普尔市，项目总造价9700多万元人民币，1998年竣工。

　　当年，承包建筑施工的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员工们，从开垦一片原始森林开始，战酷暑，斗瘟疫，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使一座现代化的肿瘤医院拔地而起，为尼泊尔南部甚至邻国印度百姓寻医问药、解除病痛提供了方便。尼泊尔前首相柯依拉腊曾专门向中国政府发去感谢信，盛赞这项工程体现了“中国的速度，中国的质量”。

　　“援建的加德满都公务员医院2008年竣工，相信也将成为尼泊尔最杰出的医院之一，”白东民介绍，尼泊尔是中国援外项目实施比较早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接受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1955年8月1日中尼正式建交后，中国从第二年就开始向尼泊尔提供援助，早期的援助包括项目、物资，还有现汇。迄今中国援尼完成包括成套设备、工程、技术合作和技术培训等各类项目至少83个。

　　中国援建的常为尼泊尔政府所急需的项目，如举办南盟首脑会议前，1993年中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援建了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南亚运动会前，1997年中国援建了一个射击场，并为原有一个大型体育场更新和升级了所有设备。

　　尼泊尔政府对中国的无私援助给予高度评价。有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对尼泊尔虽然不是援助最多的国家，但援助的项目却是最有效的。”

　　印度援助注重“打动人”

　　相对地，印度驻尼使馆每年可以自行支配500万卢比(约合71万元人民币)的援助配额，用于一些小项目。这就显得十分“灵活”。

　　无论在地缘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印度对尼泊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尼泊尔的重要援助国之一。印度一直试图不断扩大自己在尼泊尔的影响，所以也一直在增加对尼的援助力度。印度对尼援助为无偿援助，主要集中在陆路交通、卫生和教育领域。

　　“印度提供财政援助主要有两个方式：一如中国援助中央政府，而印度也为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提供资助。印度还经常为学校提供校车，为医院提供急救车。”宾朱对记者说，这些援助不仅实在，而且能由下而上地“打动人”。

　　在援助区域上，罗伊介绍：“印度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主要集中于南部德赖平原。”德赖平原上居住着近百年来从印度迁移到尼泊尔的印度人及其后裔，称“马迪西人”，占尼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自治呼声日炽，甚至有部分马迪西人要求“独立”。

　　不过，印度也有印度的烦恼。“虽然印度给了尼泊尔大量援助，但尼泊尔人仍然对印度不满，”罗伊说，“主要是因为错误的外交政策。”尼泊尔人对印度势力在尼泊尔的大量存在和援助的意图有所猜疑，而一些印度军政要人对尼内政指手画脚曾多次引起尼民众反感。

　　“中印援助的不同主要是工程的质量，多数印度建的建筑和公路质量不好，原因是腐败，没有足够的监督，”罗伊说。

专家：中国援外时要多考虑对方利益

　　日本援助细到投票箱

　　除了两个邻国中印的援助，一些区域外国家也对尼泊尔进行援助。

　　日本在尼泊尔的援助目标是，减少贫困和向穷人最低生活水平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援助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对人力资源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支持；对环境保护提供支持，以减轻由于污染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环境负担。主要援助方式为无偿援助、贷款援助和技术合作。

　　不过，日本的援助也比较重“视觉效果”。尼泊尔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援助的面包车上印有日本国旗，而举世关注的制宪会议选举前，日本提出要援助投票箱。

　　“总体上，日本同中国一样援助比较有效，”基肖尔评价道，“欧美的援助集中于社会领域，效益难以预见。”

　　美国的援助比较多地投放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以加强尼泊尔“民主化建设”和“培养行政管理能力”等为援助项目，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尼泊尔进一步提高民主化程度和政府管理能力”。

　　另外，美国和平队在尼泊尔的人数一直维持在100多人，每年得到美国会的经费约为100万美元。目前他们进行的援助计划包括饮用水、环境(土壤)保护、医疗护理、社区发展、城镇发展、林业和渔业等。

　　欧盟的做法和美国类似，对上层侧重意识形态援助，比如，欧盟最近为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的“和平进程”基金，同时注重对村社的援助。

　　“基本上，美日欧政府援助正在大量增加，它们关注各种领域。它们似乎想改变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夏尔马23日对记者说，“他们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钻进尼泊尔人的心里，而在这方面，我看中国政府是缺席了。”

　　中国不会一直“缺席”。“今后的援助工作还将更加注重人员交往和技能培训等，提高受援国官员和民众的基本素质和各种生产技能，”白东民介绍，尼泊尔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将加强这方面的援助，“今年，中国已经启动了如杂交水稻和工程隧道技术人员等的定向培训计划。农业方面的援助合作工作在尼泊尔还是空白，中方正在努力，争取尽快找到双方合作的方向，让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惠及尼泊尔民众，帮助尼泊尔解决困扰已久的粮食安全难题。”

　　建言：中国援尼可以更灵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和西方援助用于政府治理和人权等社会项目不同，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人民福利的效果显而易见，并被当地人民所赞许，”尼泊尔政治观察人士基肖尔对记者说，“但也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在上世纪曾大力帮助尼泊尔进行早期的工业化，在不同地区建设了纺织厂、造纸厂、糖厂和皮革厂等，“但所有这些工厂现在都问题重重，或者被关闭或者被私有化了。原因很多，但我至少认为，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基肖尔为此建议，中国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公路网建设、中型水电和城市基础设施提升上。

　　尼泊尔媒体人士宾朱则注意到，中国很早就帮助建设大型公路、水利设施，“这有助于尼泊尔长远发展，但一些中国资助项目的维护是个问题。”

　　这显示出，普通尼泊尔人并不了解，中国援外体制、援助形式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援助对象是尼泊尔政府，项目的确定完全由双方政府协商。

　　此外，尼泊尔内部政治复杂多元，政府更迭频繁，提出的援助需求也大为迥异。

　　“中国的援助集中于邻近中国的地区，我想全面的发展不应只限于边境。另外，中国的援助局限于道路和通讯领域。为什么不投资于偏远的罗尔帕和鲁古姆呢？”夏尔马是一名亲近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的记者，他提及的两个县是该党武装斗争的发源地，“尼泊尔是一个农业国家，多数农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中国政府应该优先为落后地区的尼泊尔百姓提供帮助，而不是城里的人。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帮助工人阶级和农民。”

　　夏尔马固然是从其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但他所提的问题也确实与中国援助缺乏灵活性有关。

　　“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洲国家的援助形式不同，中国每年是按照一定的援助额度，根据尼泊尔方面提出的要求，确定援建项目。而其他援助国，则往往没有额度，而是根据项目投放资金，一个周期下来，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等。”白东民介绍。

　　中国的援助，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也要按照程序由政府逐级审批，显得不够灵活和过于程序化。由于援助项目都是由尼政府确定，所以边远和边境地区的尼泊尔民众往往看不到，也享受不到援助。西藏自治区两年前决定，每年为中尼边境10个县各援助3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食糖等食品，但由于与尼泊尔政府部门沟通尚欠火候，这些物资的发放并不顺利。(陈乔炎 章建华)

　　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冉维、彭梦遥、郭一娜发自华盛顿、巴黎、北京

　　“没有完美的援助。”研究对外援助的日本专家桥本光平曾说。

　　对于援助国来说，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受援国来说，也一定是有得也有失。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名为援助 实为美国“政治工具”

　　美国主要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联邦政府独立机构来进行对外民事援助。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正式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美国对外非军事援助集中到一个机构之中。这使得美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独立体系统一实施对外援助。

　　国际开发署提供帮助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近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谓美国对国外的“利益输送”组织，对美国延伸其外交利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看看美国对外援助金额的排名便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利益都举足轻重，要么是美军进行作战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要么是美国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等等。

　　美国开发总署明确表示，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有两层目的，第一是通过扩大所谓民主和自由市场延伸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第二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生活。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给予援助的标准不是基于改善社会条件或者人道主义，而是为了奖赏它的政治和军事伙伴。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有各种条件，它规定援助必须采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规定援助资金购买的大宗商品必须使用美国的航运公司运输。这实际上对美国的收支平衡起到了帮助作用。还有很多对外援助的项目合同都以高价授予了美国的公司，批评人士认为，对外援助的招投标过程受到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倾向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很大影响。

　　法国帮受援国“造血”而非“输血”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与非洲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联系密切，这些国家也便自然成为了法国对外援助的最主要对象。

　　1995年，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后提出“新非洲政策”，将法国与非洲的关系重新定位为“新兴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对非洲国家事务干预，法国与原法属殖民地由“父子”变为“兄弟”。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法国对外援助政策上便是法国开始将对非援助与双边合作相结合，把财政援助以贷款形式提供给具体合作项目，而不再直接提供给非洲国家政府。

　　2008年，法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为75.62亿欧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9%。下一步，法国计划于2012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0.7%。

　　法国专门为对外援助设立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机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每年修订“优先援助地区”的国家名单。每年调整名单不仅确保法国在对外援助中更重点明确、有的放矢，也避免了受援国的习惯性接受，从而更珍惜得到的援助。

　　近年来，法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重心发生变化，更多以推进受助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为目的，直接扶贫已经不再是其援助的重点。特别是法国在支持受助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展方面热情极高。无疑，这种帮助受助对象“造血”而不是直接“输血”的方式更有利于受助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进步。而在积极倡导、推动气候变化等热点领域项目的同时，法国也在国际范围内于相应领域取得了更响亮的话语权。

　　日本援外注重于环境共存

　　对于长期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的日本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援外都是商业利益优先。日本政府规定，所有援助项目的物资必须从日本商社购买。这被称为“系鞋带”或捆绑式援助。

　　这虽然让日本公司得到很多利益，加速了全球扩张。但这一做法也受到广泛批评。

　　80年代后，日本改革援外，从捆绑变为松绑式援助，援助所需物资从全世界公开竞标方式。有数据显示，日本公司在80年代的中标率为70%，到了93年就骤减至29%，而日本援外的最突出特点在于重视环境。

　　其实，日本对外援助也曾被指责破坏了当地环境和生态。痛定思痛，日本政府从1990年后，专门从ODA资金中拿出1000亿日元，作为“地球环境问题对策费”，并从92年开始5年共投入9000亿到1万亿日元作为ODA的环境项目专项资金。

　　现在，主要负责实施ODA的JICA设定了“顾及环境指导手册”，进行援助项目的综合环境监测。

　　中国在援外时要多考虑对方利益

　　【主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胡渝

　　【嘉宾】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

　　《国际先驱导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外援助多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具体实施，如何克服援助要求与企业意志之间出现的矛盾？

　　李安山：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某国财政部官员曾向我表示，你们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让我们不满意，好多中国建筑企业跑到我们财政部，都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建筑公司。这种恶意竞争，其实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行业协会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规范，来确保援外过程中公平、有序的竞争。

　　Q：近年来，由于雇佣工人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部分受援国当地人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了攻击，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A：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多重原因。关于雇佣工人问题，一个方面，有的项目，由于签约工期、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工作效率等原因，迫不得已地较多使用中国劳工。另一方面，不少项目劳工还是以当地人为主，比如最近我访问苏丹时参观了喀土穆炼油厂项目。目前本地工人有1100人，中国工人200人左右；而且本地工人是一半上班，一半培训。这个项目改善了苏丹的经济与民生。

　　Q：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但这种援助方式却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传统上的援助方式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A：我个人觉得，干涉内政对于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们受过殖民宗主国的压迫，所以对他们的指责也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来看，也是这样。私下谈，朋友般的劝告，这可以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当着别人的面，以一种“不这样、就怎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私下给非洲朋友提出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人家的事。

　　Q：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但一些国家攻击中国是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应该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这些批评？

　　A：这些年，我们中国为非洲培养了不少医生、工程师、外交官，我们称之为教育援助。而且，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和中国合作，他们是自愿的，所以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值一驳的。今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过程中也要多考虑对方的利益、权益，实现真正的双赢，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

　　另外，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You Chinese are our friends,but the Japanese are our darling。”(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一些方面的确做得不错。比如日本的志愿者制度，能涵盖各个层次的人们。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配合政府开展援助。又如日本设有专门的援助机构JICA，全面负责援外事务，在非洲有几十个点，深入到各国基层，工作做得很细，影响力很广。但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援助机构，各部门的协调还有待改善。再比如在援助透明度方面，法国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