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拯救犹太人最多的外交官

作者：金满楼  

世博园里，以色列馆“海贝壳”的造型新颖别致，而其入口处更为的特别，它悬挂了一幅中国人的黑白肖像，令众多参观者纷纷驻足观看，由此也成为了以色列馆的一大亮点。像旁的说明提示，肖像的主人系二战期间为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的民国外交官、原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

1939年至1940年期间，在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特殊时期，时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是最早以发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在上海的犹太人后裔中，何凤山还有另外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称呼，那就是——“中国的辛德勒”。

生命的签证

1938年3月15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欧洲战云初现，危机日重。对于当地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魇的开始——一个月后，第一批犹太人便被送进了集中营。

两个月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何凤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此时排斥犹太人之风日炽，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捣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奥籍的犹太人，大多想法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目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是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实则心存观望，依然是等待美国或者英国的签证机会。我国对犹太人的签证，态度不一致，其后因此而发生了问题。例如本馆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即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而孔祥熙院长并进一步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总人数约18万，其中的大多数又居住在原首都维也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能否离开被纳粹控制的地区几乎就是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挑战。

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被释放。但是，要离开奥地利的话，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正如何凤山说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首选的目的国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但美国对奥移民的名额有限，而且要求申请人出具经济担保；而英国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未敢轻易放松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地区的限制；至于其他国家，或许是没有意识到犹太人的危险处境，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宽本国的移民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签证只是外交官手下的一个小小印戳，但在那个阴云笼罩的非常时期，却意味着“生存或是死亡”。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连续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令人心急如焚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而拒绝向他们伸出援手。

一位奥地利犹太幸存者曾这样描述这种绝境下的心情：“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

艾立克·哥特斯塔伯，一位17岁的犹太少年，他在连跑了50多家领事馆后，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直到1938年7月20日，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走进了中国总领馆，但这一次的努力却改变了几乎是一个家族的命运。何凤山为他和他的家人一下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由此成功逃离了维也纳。

消息传开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立刻排起了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都来到这里，以求获得前往上海的“生命签证”，而何凤山大都如其所愿，帮助他们逃离欧洲，去了上海或者转道其他地方。 

二战时拯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何凤山给犹太人大批发放签证的举动，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而当时国内对此也意见不一，外交部的官员大多对此持同情态度，但政府一方又害怕过分得罪德国，何况蒋介石本人是亲德国的（蒋纬国留学德国、南京政府当时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当时的驻德大使、也是何凤山的顶头上司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打电话给何凤山要求他立即停止发放签证，但何凤山不以为意。不久，陈杰以“非法出卖签证”的事由对何凤山展开调查，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悻悻而归。

在施加压力无效的情况下，纳粹当局借口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房子系犹太人财产而将之没收，企图以此阻止何凤山继续向犹太人发放签证。在向南京申请资金无望后，何凤山自己出钱租了另一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并坚持发放签证直至1940年被调离。

从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凤山究竟给多少犹太人颁发过“生命签证”，目前尚难定论，但从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上的签证号上，足以证明其事迹。据学者的考证，1938年6月时，签证号为200多号，而一个半月后，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目前发现的签证中，最大的序列号为1906号，而这是1938年10月27日所签发的。由此可以认定，何凤山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至少也发放了不下2000个“生命的签证”。一位犹太学者甚至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1994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的“犹太难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不无激动的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毫无疑问，二战前后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中，很多人持有的就是何凤山所签发的签证。

中国人熟悉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这位被称作新四军中的“白求恩”，就是拿着何凤山颁发的“生命签证”来到中国的。罗生特于1928年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当地行医，后因纳粹迫害而于1939年从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获得签证来到上海，尔后又成为了第一个加入新四军的国际人士。另一个著名的外国医生，罗生特的同乡傅莱，也是在同一年来到上海的，据说他当时身上只剩下5马克。后来，傅莱几经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投身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最后逝于北京。

有人或许要问，何凤山是何许人也？

何凤山，字久经， 1901年9月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6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后考取政府公费留学德国明兴(慕尼黑)大学深造，193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3年，何凤山回湖南省政府任秘书，当年曾代表湖南省参加美国芝加哥建市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习国际公法。1935年，何凤山步入外交界并随同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组任二等秘书。赴任前，湖南省主席何健设宴为之践行，并对他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你去外交界，可能将来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好自为之!”说完之后，又亲笔书写对联一幅相赠：“行无不可对天之事；思必有益于世乃言。”对联的大意是，做人要讲天地良心，做事要做有用之事，何凤山认为此联意义深远，后悬挂于客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目睹了纳粹的暴行后，何凤山对犹太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加以挽救。当年的幸存者、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丽维娅·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还住在我们家里，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多伦的弟弟后来被纳粹逮捕，庆幸的是，何凤山已经给他办理了签证。1939年，多伦与弟弟离开维也纳去了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居以色列。 

险些被遗忘的“中国辛德勒”

1973年，何凤山结束漫长的外交生涯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凤山的义举不为人知。直到1997年9月，96岁高龄的何凤山在旧金山去世后，曾为《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她在报上的讣告中提到父亲曾在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放过签证。不久，一位素不相识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给她打来电话，向她求证当年的签证之事。这位历史学家，就是前文提到的十七岁少年艾立克。

在经过大量的发掘研究后，艾立克惊奇的发现，目前很多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他们的父母都是靠着何凤山的签证而逃离死亡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亿万富翁伊斯雷尔·辛格（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在调查访问中，辛格曾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何凤山也曾提及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一事，但只有前文引用的一个段落，极其简单。他曾对女儿何曼礼说：“我对犹太人的处境深感同情，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感到帮助他们义不容辞。”何凤山的一生淡泊名利，正如其书中说的，“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在历史学家和何曼礼等人的努力下，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壮举才公诸于世，并由当年的一些幸存者提供了有力证据。2001年 1 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了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展览，内容是二战期间各国外交官救助犹太人的事迹，而其中最先介绍的就是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此后，这段尘封了60 年的历史终于为世人所知。同年10月，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正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的称号。次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的铭文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以色列总理沙龙在纪念碑前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不久，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场名为《生命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的纪念展，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由于拯救的犹太人最多，何凤山的照片被放在正中央，极为抢眼。

世人不会遗忘勇敢、真诚与善良，历史也没有遗忘何凤山。正如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说的，“就像辛德勒一样，何博士的故事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他将成为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以上刊登于2010年9月6日《海南日报》文史周刊）

补充：犹太人在上海

以色列财政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在以色列国家馆日的庆典仪式上说：“我们难忘上海人民在二战期间搭救了逾3万犹太人，使之躲过劫难。”当时的上海不需签证即可前往，但没有签证是无法离开奥地利或者其他国家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签证就是犹太人逃离死神的护身符。

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学者潘光、王建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一书中说，“从1931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几达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所，仅后一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数。……由于自身奋斗、各方援助和其他种种复杂因素，上海犹太人躲过浩劫，熬过战争而幸存下来，于是，“上海”一词在纳粹大屠杀史上便成了“拯救”与“避难所”的代名词。”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来到上海的犹太人有三批，第一批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主要是来上海经商，第二批主要是俄籍犹太人，他们为躲避反犹狂潮及因革命带来的动乱而来到上海。第三批则是二战前后为躲避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而来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并向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后，在欧的犹太人大批外逃，这些人的遭遇是极其不幸的。据1938年12月5日《申报》的报道，一批刚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说：“我们187人中，有不少本为当地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但此次被逐出境后，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

不可否认，上海市民给予了犹太难民无私的接纳和真诚的帮助，对此，1939年出版的《东方杂志》也曾在1939年撰文指出：“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只要我们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上海一度成为了犹太人、尤其是奥地利籍犹太人逃避纳粹的“诺亚方舟”。据幸存者赫尔克女士说，当时许多上海人对他们非常友善，犹太人聚集的街区，甚至被当地人称之为“小维也纳”。

二战结束后，为寻找自己亲人的下落或与家人团聚，加上以色列建国等因素，在上海的犹太人纷纷离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曾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人纷纷来上海寻根，缅怀那段难忘的岁月。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在上海出生并长大的犹太老人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尽管三十多年的光阴已经过去。

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了动画电影《犹太女孩在上海》，这是一部以动画形式反映二战期间上海成为犹太人避难“方舟”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是犹太女孩瑞娜及她的家人在上海避难的经历。曾在上海躲避战乱的美籍犹太人杰瑞.摩西在观看后动情的说：“我把童年的心留在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