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猖獗狂犬病》之采访手记

“生命在继续，像从来没有受伤一样，继续热爱生活”

我在濮阳的第一部分采访和三聚氰胺有关，第二部分采访则与狂犬病有关。

如果不是做记者要接受来个各方的信息，我可能就不会意识到狂犬病在中国的严重性，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在奥运会之前，美国埃默里大学旅行健康专家和美国疾病控制（CDC）出具的一份报告，提醒这些游客和运动员在北京期间，最应该注意的是呼吸道疾病和狂犬病。

该报告中指出，中国狂犬病患者人数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仅次于印度。2006年，在中国有14万人报告被狗咬伤，这一年中国有将近3000人死于狂犬病。

因为这份报告，我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某位专家，了解到中国狂犬病的死亡人数已经在12年内增长了20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幅。

8月26日，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陆家海及其同事在《BMC传染病》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狂犬病疫情呈高发态势，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在采访陆家海老师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狂犬病疫情呈高发态势》。狂犬病被确定为我9月份杂志稿的选题。

我对报道狂犬病感兴趣但也像其他人一样，感到隐隐的恐惧。恐惧来自我自己，应该从怎样一个角度来写这样一种疾病。这方面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某份报纸的角落里，不疼不痒。要怎样写，才能更深入地去探讨中国的狂犬病的问题。

首先，我采访了一动物保护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狂犬病的问题，不是由狗造成的，而是由人造成的”。

狂犬病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已经绝迹很多年。在10月13日至17日，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上，我和一位来自日本RAITO KOGYO公司的经理聊天时，我问他日本是否有狂犬病，他问我“what is rabies?”。在向他解释了狂犬病之后，这位在东京长大、工作，已经年近60岁的人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

显微镜下的狂犬病毒

在采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唐青时，这位研究狂犬病已经有15年之久的专家这样说，狂犬病是体现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体现，然后顿了顿，她直接说，国际上是怎样看待狂犬病的问题呢？狂犬病就是一种贫穷、落后或者说社会秩序不好的表现。因为如果某个人被狗咬了，只要他去治疗就能活下来，但为什么不去治，就是因为没有钱或者足够的认识，而这些是国家的工作做的不到位。

之后，我又采访了北京5家设有狂犬病疫苗接种门诊的医院，北京市会把狂犬病疫苗接种门诊放到各个医院，由急诊外科负责问诊、接种疫苗，这5家医院的门诊外科都贴着醒目的字条“狂犬病疫苗，国产的49元，进口的69元”。

人民医院的急诊外科医生对我说，每天来注射狂犬病疫苗的新增病人有120、130人左右。

在我调查的医院中，地坛医院是负责接治狂犬病病人的医院。这也就是说，如果发现疑似或者确诊的狂犬病患者，其他医院将把病人转入地坛医院。

去地坛医院那天是9月19日，周五，天气很热。地坛医院的楼最高只有三层，隐蔽而破旧（国庆前，那边的医生告诉我，他们搬到了新的大楼）。这里的医生对我说，每年大概会有15例左右的狂犬病病人，北京本市的并不多，很多来自附近的省市，河北、河南等。

该院的吴主任对我说，病人送来之后，主要是对症治疗，恐水的话就不让喝水，怕风的话就不让怕风，狂躁的话就打一针镇静剂。这样，病人一般会在7天之内死亡。因为目前，全世界都没有能够治愈狂犬病的方法，所以，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发病之后7天之内基本都会死亡，很快。

医生在向我描述的时候，就像描述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一样有些不以为然，但我感到的是有些震惊。那些被狂犬病折磨致死的人，曾经就躺在距离我不远的ICU病房。这让我不寒而栗。

在采访中国CDC研究狂犬病病毒的专家和一些接治过狂犬病病人的医生后，我对狂犬病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如果在这个时候写一篇稿子，那可能是完全的科学解读。但是《财经》不仅需要专业的科学解读，更需要调查为了预防人感染狂犬病所发布的那些规范、法规是否合理。

9月20日，在结束了上午关于三聚氰胺的调查之后，我来到了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

按照在北京医院调查的结果，我首先来打了急诊外科，但是该科的医生对我说，狂犬病疫苗的注射要去附近的疾控中心，他告诉我，可以先去传染科看一看。

在传染科，我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些情况没有写在卫生部每年的年鉴中，也没有被包括在卫生部发布的每月疫情通报中。那就是，很多狂犬病患者和家属在知道被感染狂犬病之后，他们的选择是打一针镇静剂，然后回家等着生命在不到7天的时间内结束。

现在看来，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多病人家中不能承受为了延续几天生命而花费的数万元钱，反正结果都是病死；第二个是畏惧人言，这个稍后再说。

2007年全国共有3303个人死于狂犬病，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全部。

传染科的医生对我说，恰好有一个被感染狂犬病的小女孩住在ICU病房，就这样，我认识了那个叫岳晨琳的小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从濮阳市人民医院到阳邵乡前寒泗滨村有80多里路，曲曲折折且尘土飞扬。公路两边是绿色的菜地和黄色的玉米地，空气中满是农家肥的气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走入农村。每走到一个路口向当地老乡问路，总是被一群群的蚊子包围。

岳晨琳是一个小女孩，9月11日被送到ICU病房，在接受了10天重症治疗之后，其家属决定放弃治疗，在回家的路上，小晨琳因呼吸衰竭死亡。

在小晨琳短短10年的生命中，只留下了两张照片，这是其中之一

9月20日晚，当我走进那个农村小院时，小晨琳已被安葬在自家在村东头的田地里。根据当地的风俗，小孩子必须在当天下葬，且不能有任何祭奠。所以，没有守夜、没有白色的丧服、没有哭闹，只有精疲力竭。

在小晨琳下葬的同时，亲人们的悲痛也被暂时埋葬在生命的某个角落。

回忆起在濮阳人民医院度过的10天，师宪应更多的印象是，夜深的时候穿梭在ICU病房前的蟑螂、病人的尖叫和医生一遍遍说的“没有希望、不可能出现奇迹、准备后事……”。

濮阳市人民医院的大多数患者都来自周边的农村，所以，病人家属没有钱来买个床位，大多数家属都选择夜晚在病房门口铺张床单，席地而睡。病房附近的厕所除了方便只用，也是家属们洗衣服晾衣服的地方。小晨琳的家属就这样在ICU门口睡了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