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强调权威的改革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发自北京

-他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 部 不要 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邓小平信奉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相信“没有穷的共产主义”，因此他多次表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犯错误和被 浪费的20年。1974年和1977年两次复出，他都致力于纠正“文革”乱相，并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于能够让人联想到“文革”的现象的敏感。 他把往事当作镜鉴，希望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具体的方法则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释放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潜力。

“万方晴朗宇宙明”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的产品都有增加，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学者们后来称之为“报酬递减率”，是一个清朝中期就已经出现的难题。“递减”至1977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问凤阳的一个农村青年他最需要什么，回答是“吃饱肚子”，于是万里允许小岗村搞“大包干”。邓小平支持了万里。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包产到户”使得农民们耕者有其田，又可自留上缴之余的谷物。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新史》中评论说：“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文革”后的中国不止是百废待兴。邓小平对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当时的中国自然“余毒尚存”。

1977年8月，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第一次见到邓。邓在会议筹备时表示自己“有时间尽量来”，而事实上每天都来了，在座谈会一开始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会开完了，有人写诗说，“万方晴朗宇宙明”。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余毒”，是非的颠倒、公正的匮乏、冤屈的沉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此被逐一消解。

邓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瓦解了。

邓也致力于纠错。仅1979年后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就处理了770万封人民的陈冤信。以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570万，阶层流动由此变得可能。大学生的比例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将是掌管中国未来的精英。如今，当年的大学生中已经有人进入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拨乱反正”倚重的正是“文革”中的受排挤者。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邓之命到科技部工作，想找得力的助手，就曾问，科技部受整最严重的是谁？有人说是吴明瑜，胡就找吴起草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

政治之外，当年的一个基础性的困境是人口数量。美国学者墨子刻至今仍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一个农业国可能越增产越贫穷。中国必须有更快的经济增速，才能不致崩溃。这可以从一个宏观角度解释为什么邓的眼光是比同时代的一般人更为长远的，当很多党的干部满足于恢复被“文革”打乱的国家秩序之时，他则想办法改革。

为什么改革的核心是邓？邓逝世后新华社发表的《邓小平同志生平》中曾有相关总结，基辛格的看法亦与《生平》形成了仅有话语系统不同的呼应。基辛格说，邓能力出众，“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意志更坚定，更加坦率与务实”，同时“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

举重若轻的战略家

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就意味着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可观的市场。邓做了三次同样的“小事”——保护全国第一个知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国家，如此做法恰如“千金买马骨”，表明了这个新的时代正在激励过去曾禁止的行为。中国随后就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市场的魔力很快感染了全国。

最初的经济改革还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具体作为还是由党和政府控制，而且私营经济只是国营经济的“补充”。不过，“厂长负责制”表明党委已经让渡了财产上的管理权，这是生产力的解放。

邓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本报在2004年的“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报道中就曾说：“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邓的个人风格是战略家式的，他认为不必思虑过详，常常鼓励部属去尝试并总结经验。

邓认为经济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传统统治思想是《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到鸦片战争百多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思路仍不乏信奉者。邓则认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也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急迫却不冒进。

邓有视野和好奇心，而且坦率。当“四人帮”鼓吹万吨级的“风庆轮”时，他嗤之以鼻，因为当年他留学法国之时就已经乘坐了五万吨级的邮轮。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表示不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讳疾忌医：“自己长得丑，就不要像个美人一样。”访问新加坡时，他去翻译的房间查看，只为了看看新加坡的普通的带有卫生间的房间；访问美国时，他执意参观华尔街，尽管周末的华尔街几乎空无一人。他自称“不懂经济”，但是并不害怕中国出现金融市场。

改革的自身逻辑不停地演化着。市场力量的增长促使贷款需求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变成中央决策单位，商业银行则贷款给工商企业。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也同时出现，但邓否定了这一点。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邓器重的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而不只是他自己的鞠躬尽瘁。他的工作风格是明快的，批阅文件神速。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回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时说，“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本人却可以在重振中国的同时把很多的时间用于打桥牌。1970年代末，吴明瑜成了邓的牌友，“他是性情中人，打牌时特别投入，聚精会神。”与此同时，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6人降至1981年的7人。

到打牌的时候，邓就派车子来接吴明瑜，到了邓家之后先吃饭，吃得很快，吃完就打牌。“邓小平的牌风很好，牌局上无大小，不讲尊卑。”吴明瑜记得，有时候参与打牌的丁关根会批评说，“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出牌呢？”邓也不以为意。在邓进行他举世闻名的“疾走”式散步时，吴明瑜等人也随同行走。邓在此期间从不说公事，秘书偶有事情汇报，邓的反应也非常简洁。

“中央要有权威”

市场经济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自由的交流。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都经常处于思想的冲撞之中。改革带来了更为俗世化的生活方式，如喇叭裤、流行乐和更随便的性关系，“道德”的定义也时时在变。西方式民主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增强。1981年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对新的变化的回应。当邓开启改革之门时，《时代》周刊曾描述说，他使共产党中国“像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转弯”。那并不是180度的“转弯”，邓希望这艘航母保持在一个他看准的航线上，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邓决心解放人民的生产力，也高度重视稳定。邓的注意力集中于避免“文革”式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的核心思路之一。

这可能来自于对“文革”的排斥，也可能来自于他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急迫感。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邓小平文选》中散落着数不清的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句子。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中国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曾有积弱受辱的历史，因此他格外渴望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担心的是，如果“运动”不休——恰如“文革”——中国就将失去发展图强的历史机会。他对于战争和冷战有深刻的记忆，因此格外珍惜国际间和平共处的时间，曾经数次表示自己“很急”。在1988年9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则明确地说“中央要有权威”。

邓开宗明义就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在以近九十高龄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也表白说，他是以“文革”为历史之镜观照其改革开放之旅的：“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决定性的战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岁的邓在“南方谈话”中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南方谈话”被看作是邓的“政治遗言”。“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邓小平说。至于对内，他则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戏剧性和最有成效的变革之一。直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列车仍然跑在邓小平当年设计的轨道上。

1997年，邓小平逝世。临终前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延安式的简朴生活仍是这位共产党元老的标志，医院员工烧掉他的衣物时，发现了内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泪下。直至今日，这一领导者的崇高行为，仍然激发着他人的敬意与衷心佩服。邓公已逝，可是从任何角度来说，影响仍无远弗届。

(文中未特意注明出处之邓小平语均来自《邓小平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