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

阎长贵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主席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看毛主席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当然对这件事（即毛泽东限制江青到他那里来）究竟怎么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认为说毛泽东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不是事实，是瞎编，这是因为它不符合文革发动的实际进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江青自己的说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
5月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从毛泽东这两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都蒙在鼓里。按照毛泽东、江青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确实——如有人所说——是他们夫妻二人鼓动和搞起来的。我们这样断言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深刻和深远的原因。同样我们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对发动文化大革命都“蒙在鼓里”，是指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对这一点他们谁都不知道；还指他们没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念头，而当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不管想通还是没想通，都是积极表示赞成和支持的。其证明，就是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他们举了手（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他们，特别是刘少奇、***大概没有想到会搞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沉默、反对，而且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实际上，也是“左”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也是他们在文革中被更“左”的毛泽东视为犯错误和被毛泽东反对、批判与打倒的原因（当然是“近因”，现实的原因）。
原来毛泽东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本想旗开得胜，一呼百应，结果遇到顽强抵制，这种“出师不利”，对一向强调“慎重初战”的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说“刺激”也许更好些）。于是他又出新招，指示江青请“尊神”，去找林彪。江青解释说，这就是要借助和依靠军队的力量“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见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结果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意：“林彪同志委托” 6个字是毛泽东修改《座谈会纪要》时加的），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即“黑线专政”的概念。这个文件（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
1966年4月，江青积极参加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如上所说，此通知5月16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被称作《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除了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观点外，还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这其中的深意即谁的旨意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许多“黑话”（毛泽东语）。
1966年7月20日，江青从外地回到北京，住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公开地以毛泽东代表的身份，同陈伯达、康生等人，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到学校、到机关……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之火。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关于这次活动，新华社的通讯说“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在这里居然把江青和毛、林、周并列起来，这说明什么和意味着什么。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是主报告，而江青的讲话毛泽东做了认真和仔细的修改。谢镗忠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在这里江青和徐向前元帅并列。
下面讲一件我亲历的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的事情。到1967年5月1日，按照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一年半了，就是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文化大革命也进行快一年了。姑且不论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只看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遗憾的是，我后来被江青打成“坐探”、“反革命”，这照片也被勒令销毁了。不去说这些，而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嘛，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
再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敌人是刘少奇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制造刘少奇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态度最坚决，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调门也最高——不消说，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和要求的。/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1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