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实际地位 - 温相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选举，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三，按照八届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结果看，周并没有升，也没有降，属于“原地踏步”，不过这一“原地踏步”比起刘少奇下降到第八，邓小平本来第四后被毛泽东排到第六、陈云、朱德基本靠边站的结果看，已经属于万幸了。
近年来，海外有些研究周恩来的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竭力歪曲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地位，不但把周恩来的实际权柄抬到一个吓人的地步，还进而得出毛周合谋的结论，且不说这种观点本身如何，就以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实际地位来说也远没有到了可以与林彪并肩的程度，甚至一度落后于陶铸。
1966年9月5日，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报经毛泽东审阅。这份规定指出，中央局书记（大区书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者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部长、第一副部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党委副书记或党组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审定，中央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解放军三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呈报毛泽东。【注】
通过这份决定，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中央局书记、省市委书记、自治区书记在内的部长以上干部的生杀大权掌握在毛泽东、林彪手中，司局级这一层的主要是陶铸负责。周恩来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在他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进行提名或者审定，最后提交和报审毕竟由毛泽东、林彪来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在重大人事任免问题上，周恩来不具有任何决策权。
但是，与之相反的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具有周恩来不具有的权威，甚至到了可以挑战文革“副帅”林彪的境地。对于这个非驴非马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深知其背景，所以，他小心迂回的做了几次“软顶”，让这个“威风八面”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发出的那些个凌厉的利箭射在了“棉花”上，尽可能的降低这个碰头会对于国家的损害程度。为此，江青非常恼火，她斥责周恩来说：“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对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到处“灭火”的行为，江青更是勃然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的常委拉到你那里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这段惟妙惟肖的对白是原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的回忆，载于安建设主编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一书中。
江青随即发动清华的红卫兵头子蒯大富公开点名的指责周恩来，蒯大富说：“总理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大搞其折衷主义，不能和中央文革保持一致。我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蒯大富的讲话得到了江青的赞许，陈伯达等人也附和。江青也知道仅仅蒯大富这些人出面来整周恩来是不够的，她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软顶”，她说：“我们处处烧荒，他（指周恩来）去层层灭火。”毛泽东说：“他（指周恩来）一贯如此。”但是，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不要和总理闹僵了，要和总理保持好团结。江青随即把这段话告诉了姚文元，姚文元后来传达说，江青的意思，要和总理，中央文革的几个同志抱成一团。【注】
江青表达的意见其实也就是毛泽东的意志。据陈伯达回忆，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名字都是毛泽东给起的，毛泽东让周恩来表面上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留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文革”就是他们的“夫妻店”，而周恩来当然洞悉内中缘由，加之，中央文革素来是江青的禁脔，谁也不敢轻易染指，所以，周恩来尽管奉命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其重心仍旧在中央碰头会这一边。
事实上，这时候的毛泽东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以中央文革碰头会通过“掺沙子”的办法跻身中央碰头会，借以达到“挂羊头卖狗肉”的境地。《周恩来年谱》记载，1967年1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悉数加入中央碰头会，成了决策圈中人。
同年（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试探性的建议分开搞两个碰头会的会议，一个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在钓鱼台，以中央文革为主，周一、三、五为会议日期；另一个则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主，连带陈毅、李先念、谢富治、谭震林四位副总理以及叶剑英参加，当然也要通知江青参加，时间是周二、四、六。
周的这份建议本质上说还是希望明确划分中央碰头会与文革碰头会的责权利，对于周的这种良苦用心，甚至连康生、陈伯达都表示赞同。不过，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毛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因为在毛看来，周的这种做法还是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央文革的手脚，这是毛不能容许的。
1967年2月16日，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这给了一直觊觎最高权力以及准备随时安排中央文革进入真正主导角色的江青以及毛泽东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在当天，毛泽东要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明确要求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对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行提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就在这次特殊谈话之前，毛泽东还针对周恩来谈及的《红旗》社论中央常委不知情的问题做了批驳，毛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需要中央常委讨论。毛泽东发表的这一看法明显是在敲打周恩来，要他明白一个道理，在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已经不容许态度含糊或者继续实行他周恩来特色的“灭火”政策。
2月19日，毛泽东大骂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目前，官修本的党史教科书尽管羞答答的描写了一些毛的原话，但对于毛用词尖刻、贬损的地方多半回避。倒是后来谭震林有过一句话的回顾，他说：“我没想到主席会这样对待我们。”以谭震林追随毛泽东的历史生涯，这句话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毛泽东的特殊嘴脸。文革顾问康生则用“无产阶级之怒”来形容毛泽东的恼羞成怒。
毛泽东痛批七个政治局成员之后，中央碰头会基本瘫痪，随后中央文革碰头会继之而起，完成了毛泽东政治换马的全部意图。
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在政治地位上有了绝大的提升，可作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头”还必须进一步的“剃”。
1967年5月18日，江青受人指使炮制“伍豪启事事件”，并将材料送交林彪、周恩来、康生审阅，周随后作出书面解释，毛不置可否，却把这份事关周恩来政治生命的重要文件发交中央文革收存。在《周恩来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毛的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明明知道这起“伍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毛泽东在稍后忽然煞有介事的对周恩来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 这个？”（此处为吴法宪回忆）
毛泽东不愧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暗中用中央文革不断敲打周恩来借此把周牢牢的绑在文革的战车上，又表面上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似乎在鼓励周恩来与江青做斗争。其实，毛泽东与江青何种关系，外人或许不清楚，但对于周来说，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周恩来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央常委，一度的红军大家长，他的资历、经历在某些方面即便是毛泽东也不能相及。他何尝怕什么江青，更不会因为江青有了那么几张所谓的条子便恐惧难安。周恩来真正忧虑的是毛泽东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以致于彻底葬送中国当时还算勉强维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