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庄民主的前景

中国大陆目前有69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人口1000余人。

由于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北方平原地区，农村人口大多聚居在一起，这些聚居区常被称为庄，一个庄大体就是一个行政村。在南方水稻种植区，村民居住相对分散，一个行政村大约包含若干个自然村。

村庄是农村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长期发育形成的农村基层社区，是农民进行日常交往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区域，本村的农户，相互之间大多熟捻。在一些村庄，由于许多农户由同一宗族繁衍下来，形成了所谓的大姓，大姓之外的其它小姓，往往会受到来自大姓农户的排挤。

村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是历朝历代管理农村事务的主要依托点。在人民公社时期，政治口号上号称一大二公，但农村具体的事权、物权仍然由大队（即后来的村）一级管辖。

作为传统农村区域社会支点的村一级组织，也是在农村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石。

权利的旁落

1998年11月4日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曾经一度燃起中国社会从基层开始实行民主政治的希望，各地农村开展了形式不等的村一级民主选举，有的地方还采用“海选”的方式，在不提前预设候选人的情况下，由村民自主选择村委会人选。

村一级选举在热闹两三年后开始冷场，因为村民自主选出的村委会发现自己处于无权可使的尴尬境地。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描述，村庄应该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场所，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就是完成执行上述管理与服务任务的组织机构。

民选的村委会立即遇上了与村党支部之间的权力交叉，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还规定，村支部在村庄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等于给民选的村委会头顶上戴了个紧箍咒。

村庄内的事务繁杂而琐碎，大到修桥补路，小到养鸡养鹅，种葱种蒜，来自民选的自主管理的权力与来自村支部的领导核心的权力在事务管理上不大容易划分出明显的边界，许多村委会直选的地方发生了两个班子成员争权夺印的事件。

民选村委会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来自乡镇权力的干预。

在旧体制下，村庄权力来自于乡镇的任命，村庄组织必须服从于乡镇机构的管理，当村委会成员是由村民民选产生的时候，乡镇机构的旧有利益被触动，乡镇机构的权力运行必须发生巨大转变，从领导型转变为协调型，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乡镇机构与村支部一样，在权力面临旁落的情况下，结合成了利益联盟。二者构成了村民直选的村委会权力行使的两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从2002年起，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在精简机构，压缩开支的名义下，将村支部与村委会两个班子合并在一起，称之为相互兼职。自此，一段风生水起的基层民主试验烟消云散。客观上讲，即使当政者不把村委会与村支部合并在一起，民选的村委会在村支部与乡镇机构的夹磨之下也不过是一道无用的摆设，两个机构的合并，对当下的村务管理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二者的合并宣告了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启的民主试验的大门彻底被关上，农村村级管理重新回到党的一元化体制之下。

他乡之玉

村庄民主选举试验的失败是一件令人万分遗憾的事件，它标志者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进程在摇摇晃晃多年之后又重回到无所作为的茫然状态。

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却绕不过村庄民主这道门槛，从世界主要国家民主化的经验看，一定程度的地方民主既是整个社会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主体制平稳运行的基石。

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市镇民主的基础之上，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移民先建立起了镇，然后建立起市，许多市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州的概念。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制度时认为，建立并维持美国民主制度的因素中，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美国人的民情扎根于市镇民主自治的深厚土壤之中。

法国曾经是欧洲王权专制的堡垒，专制主义在路易十四时期发展到巅峰，1789年发生的大革命疾风骤雨般地摧毁了法国的旧体制，但并未建立起一个理想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一个新帝王取代了旧君主。拿破仑在获取帝国独霸权位的时候，为法国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在地方上推行民主管理，这一举措保障了法国的政坛在整个十九世纪风雨飘摇，却跌跌撞撞最终迈向了民主。

东亚的社会形态与欧美不同，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以来村庄的概念逐渐消失，社会组织建立在市镇基础之上。东亚人多地少，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农村经济的基本特色。日本、韩国在迈向民主或称之为迈向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者如何在农村地区建立起稳定善治的问题，两国最终都选择了以村一级组织作为社会转型的支点。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与内务相山县有朋之间曾经发生了一场争吵，前者是日本1890宪法的制定者和鼓吹者，后者则认为在宪法颁布之前必须先颁布并实施市制町村制等地方自治法规，以此作为宪法运行的基础，山县有朋对自己观点的解释是：市制町村制的实施，将防止宪法推行过程期间国家政局不可避免的动荡波及地方，影响地方的稳定；市町村等地方自治体将为即将来临的议会政治锻练并储备人才，同时，中央政府在摆脱了琐碎的地方事务之后得以专注于处理事关国家整体利益的更加重要的其它事务。

山县有朋的上述观点对于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现在看来仍然很具启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