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前后三十年无法切割——也谈新中国六十年

  后三十年没有否定前三十年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勿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1949年前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是1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并不是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新中国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P7)
　　首先，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的根基，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中国从此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通过连续四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并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49年，我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为112.4亿元。而到了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6 440亿元，是那时的57.3倍。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2%，即使按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据有的统计学家计算，年均增幅也达7.32%，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1.46倍。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旧中国36年总数的14倍，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类人员总数的13.2倍。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2](P804)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起初加入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赢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争取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支援，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对我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的行径，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开展了旨在加强战略后方的大小“三线”建设（大“三线”是就全国而言，小“三线”是就各省而言），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了国防力量，为进行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来，面对新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现了中美和解，推动了我国同日本和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开展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工作，并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讲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3](P127)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有利国际条件，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进行了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既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包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例如，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在文化建设上实行“双百”方针；要在党的建设上坚持“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等等。这些正确方针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并且被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所继承所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发挥着指导作用。另外，我们党还继承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左”的弊病，并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连续不断地进行党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在长期执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经受各种风浪考验，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在新中国头30年探索中，我们也有很多不成功乃至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邓小平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4](P272)可见，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不可想象的。
　　前三十年的错误不可夸大
　　新中国头30年发生的失误和错误，给我们国家造成过不同程度的损失，有的损失甚至是巨大的。我们说新中国60年是光辉的整体，当然不等于说那些错误也是光辉的。但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那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光辉6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新中国60年的历史就会被肢解，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30年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辉煌的成就。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3](P167)江泽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5](P611)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6]他们的论述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基本方面，是我们全面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错误，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
　　分析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看新中国头30年的问题，也只有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才能分清哪些做法是失误，哪些做法是今天不再适宜而当时则是必须的；哪些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哪些失误是当时难以避免的。例如，头30年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起旧中国有明显提高，但相对后30年提高不快，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也不够大。这与当时搞建设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思想有关，也与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安排上缺少经验有关。但其基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和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为着较快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一五”计划建设的历史机遇，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从而相应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这就决定了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和限制农民自由进城，不得不维持适当比例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消费品的生产供应和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国里，用较短时间初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水平和现代国防力量，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那时人民生活的某些困难，从根本上说是为工业化打基础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前人为国家长远发展而做出的宝贵牺牲。至于“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不过是使生活困难的程度更为加重、时间更为延长罢了。当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人民生活水平加以对比时，一方面应当实事求是地总结前30年工作中的教训，另一方面，应当抱着对前人为后人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而不应当轻薄为文、讽刺挖苦。
　　分析新中国头30年的错误，还应当把犯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例如，“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时间，但在那10年里，除了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历史决议》中说：那个时期，“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2](P816-817)因此，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划等号，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而否认那一时期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是对客观实际的一种曲解。
　　分析新中国头30年的错误，还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例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他采取的理论和方法、依靠的力量和打击的对象，都严重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发生这样的错误，与他个人专断的作风有关，个人专断又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有关。但个人专断作风、专制主义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我们能因此就说今天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吗？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而妄言改革开放前30年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混淆了工作作风与社会性质的区别，是对那段历史的肆意歪曲。
　　总之，新中国头30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取得的成绩还是第一位的；犯错误的原因虽然有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受客观物质基础薄弱和经验不足的限制。我们过去批判过“四人帮”从“左”的方面对新中国头17年的否定，今天同样要抵制从右的方面对新中国头30年的否定。因为，否定了那30年，就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灵魂就会被抽去。新中国头30年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后30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看不到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的牢固基础，就难以弄明白，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为什么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产生如此神奇的发展速度，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显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后三十年走出了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很长时间内，我们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粉碎“四人帮”后，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维持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述口号和理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后30年对前30年在党的基本理论上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一度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职能不分、机构层次过多、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现象；对法制建设不重视，除少数几部法律外，基本上无法可依；民主缺少制度化、程序化，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严重。邓小平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曾指出：过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3](P328-329)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出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扩大人民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发展基层民主，落实民主权利，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后30年对前30年在政治体制上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后期，我们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程度和分配领域的“公平”“公正”；企业缺少自主权，产销脱节，经济利益同经济效果不挂钩；流通体制渠道单一，环节繁杂；农村人民公社政企不分，生产队自主权得不到尊重，农民经营正当家庭副业的权利被剥夺；吸引国外投资和进口国外技术、设备，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崇洋媚外”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我们允许个体经商，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参与分配，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直至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积极吸引外资，兴办合资或独资企业，建立经济特区，继而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是后30年对前30年在经济体制上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30年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已经相信共产党、愿意为人民服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旧知识分子，以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统统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尊重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把许多学术和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开展过火的批判；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恶性膨胀，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遭受打击，只允许几个“样板戏”和几部“学术著作”存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随着清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解除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许多不必要的框框和禁区，认真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说服引导方法，鼓励不同观点的切磋，提倡多样化，强调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大量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纠正轻视教育科学文化的错误观念，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积极改革文化体制，推动文化繁荣，并且培育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后30年对前30年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笔者按），‘山、散、洞’的方针（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指对国防尖端项目安排的方针——笔者按）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4](P127)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4](P127)在处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上，“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3](P318)“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4](P237)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观察和判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4](P249)“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P105)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既“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4](P128)还改变了同外国政党处理关系时的某些原则，主张“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3](P318)这是后30年对前30年在国际战略上的超越。
　　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割裂
　　朱佳木：改革开放30年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30年，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它既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相反，它在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战略等方面，与前30年之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使两个30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看不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抹杀它们的相同之处，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仍然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1](P11)“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是在改革开放后30年提出的，但它与前30年并非毫无关系，更非水火不容。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作怪，才逐渐游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把这个中心重新转移了回来，而不是对这个中心的最初确立。其次，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完整概念，前30年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不具备提出的条件。但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比如针对苏联经验中的缺点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一般意义上的开放，比如为突破西方国家包围、封锁、制裁而进行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只是后来由于“左”的思想泛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才使我们逐渐走上了体制僵化和封闭半封闭的道路。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过先进设备。至于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它“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3](P165)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过程中，既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发展，也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承，离开其中任何一个30年，这条道路都不可能形成。两个30年虽然有很大差别，但既没有彼此割裂，更没有相互对立，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准备，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完善，两个阶段共同促成了这条道路的形成。
　　对历史的认识从来是与对现实的认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反之，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也往往会影响他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新中国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是历史问题，同时又是现实问题。事实说明，如何认识这两个30年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关度极高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必然会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必然会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会把前后两个30年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前后两个30年加以割裂、对立、相互否定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就会清楚，如果1978年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点已为我们自己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新时期也难以起步，即使起步也会误入歧途，结果也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点也已为我们自己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因此，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一切发展和进步。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割裂和对立起来，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者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不仅在理论上实践上站不住脚，而且都是有损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重视历史。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7](P534)他还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8](P276)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对新中国两个30年关系的研究，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宣传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国民教育之中，用历史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进一步增强人们对这条道路必胜的信心。
    作者系中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人民日报[N]．2006-07-01（1）．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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