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陶世龙：未名湖水润沙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8:15:58
黄向明兄发起写未名湖，大善，尽所能以支持，本意在摇旗呐喊，及至奉命为文，因所入北大在沙滩，与未名湖未曾一日相处，以湖为题，久久无从下笔。读到马嘶学友的《未名湖性灵》，忽怦然心动。
使北大精神能具备“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不正是存在于沙滩红楼那里，由一代代文化巨人、大师和莘莘学子们共同创造和培育出来的的气韵，流到燕园，与未名湖灵动、深邃、博而雅的另一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融合为一体的结果吗。
于是写了下面的文字。
我是在一个没有欢乐，充满肃杀之气的秋天进入北大的。
那是1948年，我从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毕业后，到上海投考，结果是考上了北大地质系和浙大史地系，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如何是好？
我的祖父希望我到浙大，因为那时国民党控制的平、津、唐三大城市，已处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包围之中，北平随时都有遭遇战火的可能；我的父亲则要我上北大， 出身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不必问政治的自然科学家，当时北大地质系已享誉国际学术界，有利于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关键在我自己。
如仅就兴趣而言，我对设在浙大文学院中的史地系兴趣更大，他那里也是名师云集，校舍和生活条件更优于北大，我还得到获有奖学金的通知。
但在最后，我选择了北上。父亲很高兴，几十年后，在台北他的遗物中，找到我1948年在天坛祈年殿前拍的照片，背面有他工整的字“这是我在北大地质系一年 级上学的大儿子”，据闻他曾复印多份分赠亲友。其实我之北上，并不是听了他远离政治准备做科学家的训诫，而是恰恰相反，出于对这个“民主堡垒”的向往。尽 管那时我对民主自由并无多少认识，但我知道在北大是很自由的，中国需要科学更需要民主。
在北大，我终于介入了政治，并与父亲南辕北辙了。
父亲没有想到，尽管他在书信中要我不问政治，但他一生的言行和我这个家庭的传统，一直在教育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家本寒微，世代务农，清道光年间因科举得中而转入缙绅之列，大概是感激国恩，总是教育后人对这个国家要多负点责任。父亲可以因抗议五卅惨案而退出正在就 读的教会中学，还曾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军阀拘捕；在武大一面读书，一面办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他之所以反共，主要并非意识形态不同，而是以为共产党是被苏联控 制的。现在要我远离政治，是亲身体验到中国政治非书生所能为，他已成过河卒子，无可奈何，希望我回到学术。但言教不如身教，我仍走上了他不自量力的书生问 政的老路，只是选择有不同，
看看我在北大的学友，不少人的家长是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当朝的军政大员，似乎都应该站到国民党一边，却也是作了相反的选择，以致在文革中多被怀疑为别有用心，混进来的，但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北大的环境，便可知完全合乎逻辑。
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成果，他本身的存在和在此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都是这个旧传统中的觉醒者要求变革的体现，他们对旧营垒了解很清楚，是比较后作出的 理性选择。他们呼吁接纳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救亡图存，其言其行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个人和家庭被摆在次要地位甚至被忽略。
我在中学时就知道女大学生择偶有“北大老”之说，老在哪里？按学生的年龄，一样年轻。老就老在自己的心态，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兴亡，用新的“天理”，压抑自己的“人欲”。
殊不知抹杀了个人，北大人向往的自由民主就成了空中楼阁，奋斗的目标也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和符号，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又有多少罪恶是在假借这些名义以通行， 古代的帝王便是以此要求他的子民的，那时君国不分，认识不到不奇怪。而如争取民主自由却又抹杀个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可谓缘木求鱼了。
但长期以来，每以为不考虑个人才是修养到家了，其实是一种缺陷，从沙滩出来的北大人，存在着精神上的干涸，难怪人家说你老。而如不修补这一缺陷，很容易转而为专制服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也是被抹杀的。
看一看未名湖那边，也是向往民主自由，但仔细体察，就会发现，他们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出发的原点与北大就不一样。外表是中国宫 殿式的建筑，内里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再从学生的来源看，出身于现代工商业，来自大城市和教会学校的显然比北大多，常被认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 调浓郁。
1949年，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公开后，他们的负责人邀请教授座谈，在桌上铺了桌布，还摆了一个花瓶，便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加上他的女朋友又是出身于资 产阶级家庭，问题就大了。被要求到一个工厂去工作，也就是改造思想。不从，那就得退出共产党，他真的退了，回到香港。这件事使我感到震动，所以记到现在。 现在看来他有什么错呢？不过是多一点人情味，懂得珍惜人生。
但我在那时并没有这样理解。
有一件事使我的妻子德坚埋怨我一辈子。那是在1960年代中，她将给孩子做衣服剩下的两块花布，做成窗帘挂上。这里是清华大学二区，用工棚改成的矮小平 房，大家都不讲究，窗户前多是乱糟糟的，德坚收拾后再挂上窗帘，一下子就变了样，我回家时远远就看见了，但进门不仅没有夸奖，而是叫快把窗帘摘下，不能与 众不同，她争吵一番后委屈地摘下，此后反复抱怨一直到头上长起白发，我只有无言。我常慨叹别人受到精神奴役的创伤，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
什么是未名湖的气韵？我以为她的特色就是在催动人性觉醒的率真，德坚的身上存在这种气质，而我则有失落。
要说起来，德坚和未名湖也真的有一段因缘。1950年她从香港回来，与几个同学在燕京大学旁边赁屋而居，房间很小，温习功课在燕大，吃饭也是在燕大学生食 堂搭伙，整整一个夏天。那时的燕园也是开放的，一些燕大的同学还给过她们许多帮助。更深层的原因是她上过好几年教会中学，与未名湖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共同之 处。
影响我和德坚成长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山沟，她出生在得海外风气之先的广州。她上过教会学校，我是不予考虑。我苦读资治通鉴，她 读圣经。我选择共产党，是从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共产党的纲领作出的理性抉择，她则是以基督救世的情怀去理解共产主义。她以为别人都像她那样透明单纯 和善良，往往仅凭情感善善恶恶，行事不顾后果；我则从中国历史中看出社会的复杂和政治的险恶，诸葛一生维谨慎，思虑多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希望中国能 摆脱贫弱，人人都过上自由平等幸福的美好生活，所以在中国大陆鼎革之际我会留下，而她则从香港回归，我们的结合在偶然之中有它的必然性，待人处世各有不 同，少不了争吵，但在根本上却又一致。
1956年几个和德坚一起分配到清华的同学，因为对基层领导有意见，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和她都认为这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在随后的 整风鸣放会上去发表意见，结果这些同学再次定为右派，她也招致了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出头给一个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陈里宁寻求公道，带来了更严重的后 果，被关押和监督劳动近十年。都是为他人而贾祸，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像她这样干；我更多考虑现实，她则偏重理想。有时不免埋怨她义无返顾给个人带来灾 难，但又完全清楚，她并没有错。是德坚进入我的生活，使我的生命得到充实，增加了朝气。当然出于现实的考虑也不能说是错，没有恰当的方法，理想只能是理 想，从沙滩到未名湖，应当是一种互补。不过作为一个沙滩出来的北大人，我感受更多的是未名湖水滋润了沙滩。
1956年在未名湖畔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局面，证明了这种良性互补的效果，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存在，但已能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当然，这又是一种理想，而据说理想主义者现在快绝迹了。
又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对萧伯纳说，我们结合吧，生出的孩子像你那样聪明，像我这样漂亮，该多好。萧翁回答，如果孩子生出来，像我一样丑陋，像你一样愚蠢，那该怎么办。
当然是编造的，我凭记忆写出，更不够准确。但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注意。现在不是到处都在讲文化，歌颂国粹吗，实际上又在迷恋来自的西方声色狗马。小心中国文化中的丑陋与西方文化中的垃圾结合，沙滩和未名湖也都有他的两面。
这似乎有点扫兴了，但不能不看到。
陶世龙，2005年2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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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写了下面的文字。
我是在一个没有欢乐，充满肃杀之气的秋天进入北大的。
那是1948年，我从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毕业后，到上海投考，结果是考上了北大地质系和浙大史地系，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如何是好？
我的祖父希望我到浙大，因为那时国民党控制的平、津、唐三大城市，已处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包围之中，北平随时都有遭遇战火的可能；我的父亲则要我上北大， 出身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不必问政治的自然科学家，当时北大地质系已享誉国际学术界，有利于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关键在我自己。
如仅就兴趣而言，我对设在浙大文学院中的史地系兴趣更大，他那里也是名师云集，校舍和生活条件更优于北大，我还得到获有奖学金的通知。
但在最后，我选择了北上。父亲很高兴，几十年后，在台北他的遗物中，找到我1948年在天坛祈年殿前拍的照片，背面有他工整的字“这是我在北大地质系一年 级上学的大儿子”，据闻他曾复印多份分赠亲友。其实我之北上，并不是听了他远离政治准备做科学家的训诫，而是恰恰相反，出于对这个“民主堡垒”的向往。尽 管那时我对民主自由并无多少认识，但我知道在北大是很自由的，中国需要科学更需要民主。
在北大，我终于介入了政治，并与父亲南辕北辙了。
父亲没有想到，尽管他在书信中要我不问政治，但他一生的言行和我这个家庭的传统，一直在教育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家本寒微，世代务农，清道光年间因科举得中而转入缙绅之列，大概是感激国恩，总是教育后人对这个国家要多负点责任。父亲可以因抗议五卅惨案而退出正在就 读的教会中学，还曾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军阀拘捕；在武大一面读书，一面办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他之所以反共，主要并非意识形态不同，而是以为共产党是被苏联控 制的。现在要我远离政治，是亲身体验到中国政治非书生所能为，他已成过河卒子，无可奈何，希望我回到学术。但言教不如身教，我仍走上了他不自量力的书生问 政的老路，只是选择有不同，
看看我在北大的学友，不少人的家长是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当朝的军政大员，似乎都应该站到国民党一边，却也是作了相反的选择，以致在文革中多被怀疑为别有用心，混进来的，但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北大的环境，便可知完全合乎逻辑。
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成果，他本身的存在和在此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都是这个旧传统中的觉醒者要求变革的体现，他们对旧营垒了解很清楚，是比较后作出的 理性选择。他们呼吁接纳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救亡图存，其言其行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个人和家庭被摆在次要地位甚至被忽略。
我在中学时就知道女大学生择偶有“北大老”之说，老在哪里？按学生的年龄，一样年轻。老就老在自己的心态，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兴亡，用新的“天理”，压抑自己的“人欲”。
殊不知抹杀了个人，北大人向往的自由民主就成了空中楼阁，奋斗的目标也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和符号，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又有多少罪恶是在假借这些名义以通行， 古代的帝王便是以此要求他的子民的，那时君国不分，认识不到不奇怪。而如争取民主自由却又抹杀个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可谓缘木求鱼了。
但长期以来，每以为不考虑个人才是修养到家了，其实是一种缺陷，从沙滩出来的北大人，存在着精神上的干涸，难怪人家说你老。而如不修补这一缺陷，很容易转而为专制服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也是被抹杀的。
看一看未名湖那边，也是向往民主自由，但仔细体察，就会发现，他们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出发的原点与北大就不一样。外表是中国宫 殿式的建筑，内里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再从学生的来源看，出身于现代工商业，来自大城市和教会学校的显然比北大多，常被认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 调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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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在那时并没有这样理解。
有一件事使我的妻子德坚埋怨我一辈子。那是在1960年代中，她将给孩子做衣服剩下的两块花布，做成窗帘挂上。这里是清华大学二区，用工棚改成的矮小平 房，大家都不讲究，窗户前多是乱糟糟的，德坚收拾后再挂上窗帘，一下子就变了样，我回家时远远就看见了，但进门不仅没有夸奖，而是叫快把窗帘摘下，不能与 众不同，她争吵一番后委屈地摘下，此后反复抱怨一直到头上长起白发，我只有无言。我常慨叹别人受到精神奴役的创伤，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
什么是未名湖的气韵？我以为她的特色就是在催动人性觉醒的率真，德坚的身上存在这种气质，而我则有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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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和德坚成长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山沟，她出生在得海外风气之先的广州。她上过教会学校，我是不予考虑。我苦读资治通鉴，她 读圣经。我选择共产党，是从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共产党的纲领作出的理性抉择，她则是以基督救世的情怀去理解共产主义。她以为别人都像她那样透明单纯 和善良，往往仅凭情感善善恶恶，行事不顾后果；我则从中国历史中看出社会的复杂和政治的险恶，诸葛一生维谨慎，思虑多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希望中国能 摆脱贫弱，人人都过上自由平等幸福的美好生活，所以在中国大陆鼎革之际我会留下，而她则从香港回归，我们的结合在偶然之中有它的必然性，待人处世各有不 同，少不了争吵，但在根本上却又一致。
1956年几个和德坚一起分配到清华的同学，因为对基层领导有意见，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和她都认为这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在随后的 整风鸣放会上去发表意见，结果这些同学再次定为右派，她也招致了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出头给一个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陈里宁寻求公道，带来了更严重的后 果，被关押和监督劳动近十年。都是为他人而贾祸，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像她这样干；我更多考虑现实，她则偏重理想。有时不免埋怨她义无返顾给个人带来灾 难，但又完全清楚，她并没有错。是德坚进入我的生活，使我的生命得到充实，增加了朝气。当然出于现实的考虑也不能说是错，没有恰当的方法，理想只能是理 想，从沙滩到未名湖，应当是一种互补。不过作为一个沙滩出来的北大人，我感受更多的是未名湖水滋润了沙滩。
1956年在未名湖畔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局面，证明了这种良性互补的效果，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存在，但已能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当然，这又是一种理想，而据说理想主义者现在快绝迹了。
又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对萧伯纳说，我们结合吧，生出的孩子像你那样聪明，像我这样漂亮，该多好。萧翁回答，如果孩子生出来，像我一样丑陋，像你一样愚蠢，那该怎么办。
当然是编造的，我凭记忆写出，更不够准确。但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注意。现在不是到处都在讲文化，歌颂国粹吗，实际上又在迷恋来自的西方声色狗马。小心中国文化中的丑陋与西方文化中的垃圾结合，沙滩和未名湖也都有他的两面。
这似乎有点扫兴了，但不能不看到。
陶世龙，2005年2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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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没什么高考状元--浙江大学五十五年前的录取新生名单引起的回忆与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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