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手的故事（5）

 
 
在“十年浩劫”的年代，我们经历的痛苦和打击，没能影响我们夫妻的感情。我们牵紧手，无怨无悔的走过。
“文革”初期，我们都分别参加了单位的“造反”组织。不久，我被说成“资本家的大小姐”，让“纯洁的组织”清除了。丈夫的压力比我更大，他被说成，地主的孝子贤孙；走资派Z副省长的忠实走狗；他父亲的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被说成是逃亡地主，是逃到台湾的叛国分子。还说他和Z副省长是亲戚…….批判Z副省长的大字报中的罪状之一，就是Z副省长重用了他。有一天，在铁路文化宫召开的千人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他被当场摘下红袖标，宣布被清除了“革命队伍”赶出会场。（后来才知道，是他的球迷造反派，网开一面，才没把他拉到台上批斗，算是很照顾了。）从此，我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逍遥派”。
1967年5月16日，我大女儿出生。前一天，我在临下班时，感到身体不适，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大夫紧张的说：“有多危险啊!就快生了！”往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早就下班了。次日凌晨，我一个人在铁路医院生下了，一个怀胎只有七个月，体重只有三斤八两的早产儿。那一夜，婆婆一夜没合眼，丈夫参加“纪念5.16通知发表一周年”游行，很晚才回家。娘俩猜想可能是我娘家出了什么事？半夜三更不敢去打听。那时候，我父亲是市民建的秘书长，被红卫兵收回了公家发的自行车，戴上黑名签，随时可能被隔离审查。天亮时，丈夫去了我娘家，我不在那，才想起来往医院打电话。当我在医院见到丈夫时，没埋怨他，也没哭，还在笑。他拉着我的手，心疼的不得了。我和这个小生命，在医院住了7天。（孩子住在保温箱里）出院时，丈夫用脚踏三轮车，把我们接回家。
1969年，我小女儿出生，还是一个早产儿，只不过怀胎八个月，体重比她姐姐多了一斤。我为自己没能生一个男孩，以满足婆婆和丈夫的心愿而感到内疚和不快。丈夫却对我说：“不是说，一个闺女半个儿，我们有两闺女了，就等于有了一个儿。”这次他在朋友那借来轿车，把我们娘俩接回家。以此来证明，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奇迹般的活了，而且很健康。她们现在都是处级以上的银行干部。她们幸福的家庭，满意的工作和优秀的表现，成为我们老夫妻的骄傲和安慰。关于她们的成长历程，也有很多故事，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地聊。
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们的爱不仅表现在相互的理解和支持上，更体现在对孩子和老人的关爱上；体现在对双方的家庭和亲人的付出上。
我们刚结婚时，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同住着婆婆、他外地大哥的5岁男孩，加上我们俩，一共挤了4个人。后来，有了大女儿，就是5个人。我丈夫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结婚不能不要妈妈，也不能把侄儿送走。“心宽不怕房屋窄”，我们相处的很融洽。婆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她虽然没有文化，也有封建思想，但很通情达理，待我象亲闺女一样。我对她本着“孝就是顺”的原则，从不顶撞她。但也不完全按她的意思办事，有时也会“说谎”。记得我大女儿小时侯身体很弱，经常闹些小毛病。有时她会对我说：“孩子是吓着了，你半夜12点时给她叫叫。”还教我具体的方法，我嘴上答应着，晚上从没做过。第二天，她问我时，我说：“叫了，叫了！”丈夫也在一旁证明我说的是真话。孩子吃了药，病自然就好了。她很高兴，以为她的方法很灵验，有时还让邻居找我来学方法。有意思吧!我给她织了一件，带大襟的便服毛衣，她穿在身上，逢人就讲我的贤惠和心灵手巧。
丈夫对我们家的付出，更是让我和我的家人感动！
记得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父亲被定为“保护的干部”下放到农村“保护起来”。在这之前，我两个弟弟都已经成了“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是我丈夫送我父母和比我小10岁的妹妹，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那时，我丈夫在房产段检修所当电工，工作两班到，干一天休息一天。他利用休息日，送我父母下乡。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雪很大。那天，他们顶风冒雪地坐火车又换马车，赶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他顾不得吃贫下中农的招待饭，就急忙往回赶。走了18里地，感到车站时，那里已经没有回长春的火车了。他就一个人，顺着铁路线从五棵树站出发，经过两个小站，大约又走了40多里地，才赶到陶赖昭站。是开往长春的一辆货车上的乘务员，把他拉上了车。他全身都是冰霜，一个高大的“雪人”，瘫坐在车厢的地上，上气不接下气的，连声说着谢谢!总算不会耽误第二天按时上班了！如果不能按时上班，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还不抓你一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才怪呢！
我父母下乡了，婆婆身体越来越不好。两个孩子，大女儿3岁，婆婆带着；我背上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单位附近找人看着。晚上回来，要劈柴生火做饭；上下楼提水洗衣。当时，铁路是军事管制单位，我们俩谁也不敢耽误工作，不给工资是小事，如果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那这辈子可就完了！那段日子，我常常偷偷的流泪，一肚子委屈不知和谁讲，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万般无奈，1970年的春天，小女儿还不到一周岁，我就把她送到农村，交给了我母亲。
三年之后，国家有了新政策。还是我丈夫，把我父母、妹妹和我们的“小五七战士”，接了回长春。我们熬过了最最艰难的岁月。
（待续）
2009-2-22 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