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历史

        满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祖国的缔造有重要的贡献。
    满族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年）才出现的。但是，它有着悠久的渊源。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最早先人。汉代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隋、唐）、女真（辽、宋、元、明），是肃慎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
    在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两千多年的漫长年代里，肃慎的历代后裔，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地带生息繁衍，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丰富了祖国的文化，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内部生产力发燕尾服的不同，以及所受外来影响强弱有别，这一人们共同体的不同部分的发展，呈现了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处于边远地带的部分长期过着朴实的生活，还保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的残余；另方面，在此同时，也从这共同体中一次次分化出先进的部分。这些先进的部分在其迁徙、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其他族人，形成了新的共同体，建立了政权，渤海和金，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些先进部分进一步发展，逐渐和其他民族同化的同时，从落后的部分又一次次分化出了新的先进者。几千年来，肃慎及其历代后裔的变化过程有力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这一科学论断：民族是历史范畴，它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十四世纪以后，居住在明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中，又一次分化出新的先进者——建州、海西诸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齐的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此为核心吸收其他族人形成了满族。也还有部分女真部落处在边远地区，未完全纳入满族共同体，他们就是今日鄂温克 ( 埃文基 ) ，鄂伦春 ( 鄂罗奇 ) 、赫哲 ( 那乃 ) ①等族的祖先。
    明初以来，散处在松花江、黑龙江地区的女真部落，出现了频繁迁移的局面。内部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各部间的相互争哉，以及对明朝与朝鲜掠夺的欲望和交换的要求，是促使各部南迁的原因。在这个总的迁徙潮流中，原居依兰一带的女真人 ( 即元合兰府水达达等路所属斡朵怜等万户府女真人的后裔 ) 也分为两大支南迁。
    一支，即明记载中的“建州女真”，其中又分为两大批，分别各自移动，几经转徙，最后于明正统初年 (1437 — 40 年 ) ，又重新集结在浑河流域。另一支，即明记载中的“海西女真”，初迁于哈尔滨以西松花江中游，其后，其中一部分更南移到明开原边外。
    迁移以后，女真各部的分布具体情况是：
    建州女真，内部又分苏克苏护、浑河、完颜 ( 一作王甲 ) 、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
    海西女真，内部又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 ( 又自称扈伦四部 ) ，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
    东海女真 ( 明人称“野人女真”，清人称窝集部 ) ，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
    明政府在继承了元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后，为了推行其“分而治之”和抚绥政策，对女真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政治上，大量建立“羁縻”卫所。明初，于辽东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定辽、广宁、东宁等二十五卫，辖境东达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临旅顺口，北迄开原。永乐元年 (1403 年 ) 至七年 (1409 年 ) ，陆续在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中、下游及其以北、以东的广大地区，设置一百三十多个卫所。同时，在奴儿干卫忽刺冬奴的请求下，在黑龙江下游与阿姆贡河汇合口对岸的特林地方 ( 元奴儿哥征东元帅府故地 ) ，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它的建立，推动和加强了明政府对整个东北女真人地区的管辖和建政。
    奴儿干都司直属明中央政府，就女真上层加封不同等级的卫、所官职，有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称，给予受封人印信、敕书、衣冠和钞币等，并规定其在到北京或马市途中接受一定的待遇。对一部分女真上层，还采取了赐予姓名的办法，以加强中央与东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联系。
    继奴儿干都司之后，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下半期的百余年间，明政府又增加和改置了若干卫所。据《明实录》成化十七年 (1481 年 ) 记载，仅海西部的卫所就达 200 多个。到万历时，奴儿干所属卫所，包括兀良哈三卫在内，共有卫 384 ，所 24 ，地面 7 ，站 7 ，寨 1 ，通常简称 384 卫，均具有直属关系的中国明代地方军政机构。
    经济上，除准各受封女真首领到北京交换所需以外，又在辽东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各部互市买卖。最先开设的马市有广宁和开原 ( 永乐三年， 1405 年 ) ，以后又陆续开设了抚顺 ( 天顺八年， 1464 年 ) ，以及宽奠、瑷阳、清河 ( 均在万历四年， 1576 年 ) 等处的马市。在马市上，明政府以女真人所需要的生活、生产资料，如食盐、粮食、布匹、绢、袄子、锅、铁制农具 ( 铧子 ) 以及耕牛等，交换女真人的土产品，如人参、各种兽皮 ( 最贵重者为貂皮 ) 、蜂蜜、蘑菇、松子等①，以满足女真人的经济需要，促进了女真人对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依赖。
    另外，则加强辽东的防御力量。正统七年 (1442 年 ) ，首先修筑了起自宁远北境，经义州、广宁、白土厂南折至牛庄，又由牛庄北至开原的边墙。成化三年 (1467 年 ) 起，又兴修了南起凤凰城，经抚顺以东，至昌图的边墙，联系西段边墙共同形成了一条对女真以及兀良哈蒙古的区域防线。
    大批女真上层接受明封号，成为明“羁縻”卫所的长官，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明建立了隶属关系。显然，明政府这一系列的措施是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的。就女真上层方面来说，在接受明的册封以后，也并未完全停止对汉区进行掠夺。正统十四年 (1449 年 ) ，瓦剌部首领也先攻犯北京之役，建州、海西女真上层中就有不少人配合向辽东骚扰。以掠夺人口、牲畜为目的零星进犯，更是经常的。但是，就明朝一代总的来看，明政府与女真人保持了正常的统属关系。两区人民长期和平相处是主要的。通过马市，交流了两区的物资。大量汉区先进铁制农具 ( 铧子 ) 和耕畜 ( 牛 ) 输入女真地区，加速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一些女真上层经常往来汉区，在文化上也受到汉族的影响，建州部的王杲便“能解番、汉语言字义”，而且“尤精通日者术”①。女真上层尚能如此，人民中间也就更多了。
    就海西和建州两部分女真人来说，海西控扼了明与女真地区的贸易大道，尤以哈达与叶赫两部密迩汉区，关系更为密切。开原马市所在的“南关” ( 广顺关 ) 和“北关” ( 镇北关 ) 成为哈达和叶赫两部的代称。嘉靖至万历初 ( 十六世纪下半期 ) ，由于哈达明汗王台听从明廷的号令，明朝“东陲晏然耕牧，垂三十年”。另外，在建州方面，与哈达相反，采取了不听明廷号令的态度，成了明朝对建州出兵镇压的原因：成化三年 (1467 年 ) ，有董山的被杀和对李满住的征讨；万历二年 (1574 年 ) ，又有对王杲的镇压。
    万历元年 (1573 年 ) ，明并兴筑宽甸、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及张其哈甸等六堡 ( 在今风城以东至宽甸一带 ) ，把东境推进建州居住区之内。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客观的事实是，海西、建州两部在南迁定居以后，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明统治者推行的“分而治之”和绥靖政策，为众多女真首领提供了管辖部众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号召力。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导致了女真内部多头势力的并起。终于伴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发展，相互兼并，在女真内部，一个统一的趋势日在形成。
随着女真奴隶制经济的日益发展，各部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奴隶主之间的兼并争战，形成了各部要求统一的趋势。到十六世纪下半期，海西哈达部首领王台已统一了海西全部和建州的部分地区，建州首领王杲也曾役使数十酋长。《明史·张学颜传》说，这时“海 ( 西 ) 、建 ( 州 ) 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①。王杲遭到明政府的打击而失败；王台死后，诸子争立，海西也陷于分裂。这时女真内部又呈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②的混乱局面。努尔哈齐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年代里崛起，从而继续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的。